韓文

　　劉建兵（化名）是山西省朔州市某鄉鎮小學的一名校長，前段時間他主動辭去了校長的職務，原因是該校在校生幾年來持續減少，2004年他上任時130多名學生，而現在僅有30余人，一個班級只剩下五、六名學生。

　　“這個攤子實在是無法撐下去了，雖說國家‘兩免一補’給每名學生補貼的費用不算少，但學生太少，算下來所補費用還不夠每年學校的燒炭費用。”劉建兵無奈地告訴記者。

　　近日，《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朔州市部分鄉鎮學校采訪時發現，像劉建兵這樣因學生銳減而郁悶苦惱的農村教師不在少數。

　　“人滿為患”與“門可羅雀”

　　——城鄉學校兩重天

　　9月的一天，中午11：30分左右，記者在朔州某縣城小學門前看到家長迎接學生的一幕，自行車與人流交織在一起，黑壓壓的人群把大半條馬路擠得水泄不通。

　　一位家長向記者抱怨：“現在孩子們太多了，尤其是這兩年從農村轉學來的特別多，原本就緊張的教室變得更擁擠了，每個班都是八、九十名學生，學習環境可想而知。”

　　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該縣大部分鄉鎮小學一派冷清的景象，許多學校在近幾年內生源窘迫，學生每年都在以近20%的速度流失。大量初中更是因生源不足進行了合并，甚至停辦，小學幾乎都停留在幾十名學生的水平上，有的村辦學校甚至僅剩一、兩名學生。

　　“教育發展的現狀已很難滿足群眾的需求，尤其是農村教育滯后，師資力量薄弱，致使大量農村學生向縣城及城市流動。”山西省教育廳基教處處長任月忠說。

　　任處長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近年來，農村學生的減少已成為教育界的一大問題，在全省甚至全國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這與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有極大關系，包括農村勞動力大量進城務工、人口出生率下降等，但主要原因還是由于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所引發。”

　　按照上世紀90年代教育部對中小學校班容量的有關規定，小學的班容量應控制在45—50人，中學為50—56人。但記者在朔州市的采訪中發現，該市所轄區縣的部分學校已遠遠超出這一控制指標，七、八十人的班容量已屬正常。

　　談到目前城鄉就讀學生的比例，朔州市某區教育局胡先生向記者介紹：“目前該區總計有四萬余名學生，就拿小學來說，學生就有二萬五千多名，其中區政府所在地的八所公辦小學加兩所民辦小學就有近兩萬名學生就讀，占全區小學生的比例達百分之八十。”

　　而據任月忠處長介紹，城鄉學生合理的比例應是農村占到2/3以上，縣城為1/3甚至更少一些，但在朔州市部分區縣城鄉學生的比例已出現倒置現象。

　　胡先生還告訴記者：“目前全區班容量大已成不爭事實，但這與退耕還林后大量農民進城及該區舊城改造有直接關系。下一步我們將加強寄宿制小學的建設，并計劃把新招聘的教師充實到基層，加強鄉鎮學校師資力量，并爭取公共財政的傾斜來促使農村學生回流，緩解城鄉生源矛盾。”

　　但這些措施能否及時落實到位？落實到位后學生能否自然回流？如果農村生源問題進一步惡化，農村教育該如何辦？這些問題成為與劉建兵一樣的許多農村教育工作者所關注的焦點。

　　一位農村教師與記者開玩笑：“現在我們這一群體已成了等星期、等放假、等發工資的‘三等老師’。”

　　農村學生“移民”城市：

　　農民負擔加重 農村教育資源浪費

　　“國家雖然免除了娃娃們的學雜費、書本費，但我們并沒有省了錢，到縣城后開銷大，租房就是很大一筆支出，吃的穿的也不能太委屈娃娃們。”朔州市一位來自農村的學生家長告訴記者。

　　據《中國經濟周刊》了解，隨著農村學生的大量涌入，朔州市各區、縣城的房租也在成倍上漲，有的縣城原來每月30元的平房，現在已漲至100元左右，許多學生家長不堪重負。

　　其實，農村學生移民縣城，不僅需要支出昂貴的房租與生活等各項費用，還必須要有一名家庭主要成員陪讀（以母親陪讀者居多），這勢必影響到農民的生產生活，影響到農民收入的增加，換言之也是增加了農民負擔。

　　“國家每年把基礎教育投資的70%投到了農村，力度很大，山西省‘十一五’期間要在‘兩區’（太行山、晉西北）所涉的50多個縣、600多個鄉鎮每年投入一個億，確保每個鄉鎮興建一所標準化的寄宿制小學，為得就是減輕農民負擔。”任月忠處長介紹說。

　　劉建兵痛心地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大量學生到縣城就讀，不僅加重了農民負擔，同時帶來了教育資源的極大浪費，像前兩年國家投資幾十萬元新建的校舍如今成了擺設，錢花得可惜啊！”

　　教育學者許先生針對這樣的現狀談了自己的看法：“這種大規模的學生流動有客觀的因素，但也有主觀的成分，就像股市中的‘羊群效應’一樣，一小部分學生的流動已影響到大多數家長的心態，好像是農村教育真的不行了。另外，并不是農村很多家庭已具備了供養自己孩子到城里讀書的經濟條件，大部分還是困難的。”

　　教育資源亟待均衡配置

　　“娃娃越來越少，教師越來越老。”有人形象地概括了當前農村教育的尷尬局面。

　　“十五”期間及進入“十一五”以來，我國相繼出臺了多項扶持農村教育的措施，包括“兩免一補”、校舍改造、遠程教育投入等方面，公共財政進行了大幅傾斜，但農村教育仍然困難重重，“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城鄉教育不均衡格局依然嚴峻。

　　 “現在農村教育最困難的地方不在于硬件，主要是師資問題，農村有許多原來民辦老師轉正的骨干教師，業務水平普遍較低，所以整體上來說師資力量很薄弱。”任月忠處長直陳要害。

　　李東（化名）是97年朔州師范畢業后分配到某鄉鎮小學的一名老師，在鄉鎮小學苦熬了八年后，05年后半年終于四處活動調到了縣城某小學，用他的話說叫“八年抗戰”。

　　在李東看來，“在農村教書，說是教師，但也是半個農民，整天呆在鄉鎮與農民混到一起，原來的抱負全沒有了。在縣城當教師就不一樣了，不僅眼界寬了，思維變了，還實惠，逢年過節或者學生調座位、當個班干部什么，少不了收點禮。”

　　記者在朔州某鄉鎮學校了解到，該校從2002年陸續分配了十幾名師范畢業生，但時至今日只剩下2人，其余全部回城了，教師隊伍仍停留在原來的水平。幾乎所有的年輕教師與李東一樣，全患有“農村恐懼癥”，真正愿意留在基層學校服務的人少之又少。

　　“針對這種現狀，我們正在積極推進城鄉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已經起草了《城鄉老師交流制度》，制度要求以后45歲以下的城鄉教師要不定期交流，包括校長每6年一個任期后也要相互交流，此制度正準備提交給省政府。”談到這一大膽嘗試，任處長表示在沈陽已有成功范例，但難度與壓力確實比較大，還需要各級政府、各部門的大力配合。

　　朔州市教委常先生向記者介紹，去年在朔州市城區就率先試驗了城鄉老師的相互交流，成效還是比較明顯的。

　　另外，一項名為“頂崗實業，定向扶持”的新制度在山西忻州師范學院與山西師大正在展開，主要內容就是以上兩所師范院校學生在實習期間要到農村扶貧支教，頂替農村老師崗位，農村教師則要到以上院校進修學習，以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這一舉措開創了全國先河，受到了國務委員陳至立、教育部長周濟的充分肯定。

　　任月忠處長表示：“有新的《義務教育法》作保證，有各地成功經驗可借鑒，有各級黨委、政府的大力支持，農村教育一定會迎來新的發展。”

　　就在本文結束時，記者又得知一所已有半個世紀歷史、輝煌時近千名學生的河曲縣寺也中學在國慶節后初三年級正式停課了，原因是現在該校三個年級只剩下不到三十名學生，而這些“堅守者”看來也只好選擇進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