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實際上為銀行體系凍結了較高的備付金，為緩解未來的流動性危機作了一定準備

　　【網絡稿專欄·金融論道/《財經》網專欄作家 陸磊】2007年9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為加強銀行體系流動性管理，抑制貨幣信貸過快增長，決定從2007年9月25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從調整次數看，這是年內第七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從準備金率水平看，銀行體系的存款準備金率已經達到12.5%，距離13%的歷史高點僅一步之遙。

　　作為宏觀貨幣調控的“非常”手段，

　　首先，貨幣信貸已經面臨較高的流動性風險。所謂流動性過剩更是存在于銀行存款派生過程中。因此，貌似過剩的流動性實際蘊含著銀行體系未來流動性嚴重不足，甚至出現流動性危機的根源。

　　這一判斷的實證依據是：今年前七個月，人民幣各項貸款增加2.77萬億元，按可比口徑同比多增4278億元；而人民幣各項存款增加3.55萬億元，同比僅多增1781億元。到7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25.31萬億元，同比增長16.63%；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37.10萬億元，同比增長15.97%，貸款增幅比存款增幅高0.66個百分點。居民戶貸款增加1102億元，按可比口徑同比多增725億元；居民戶存款減少91億元，同比多減226億元(去年同期增加136億元)。值得注意的是，居民戶存款凈減少和貸款凈增加之間的矛盾。簡單地說，銀行體系原始存款來源下降，而貸款需求旺盛，則銀行必然面臨流動性不足的壓力。

　　當然，這與通常的借短貸長的流動性風險定義略有不同。一方面，如果我們把居民戶存款更多地視為因經濟主體收入帶來的原始存款，則流動性過剩更多地是依賴信貸派生存款來塑造和推動，因此，只有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緊縮貨幣手段降低銀行體系的可貸資金，才有可能真正遏制流動性過剩。另一方面，存款增幅低于貸款增幅意味著銀行體系必然面臨較大的備付金不足和特定時期的“請求權”壓力，即在某個臨界時期，很可能出現因信貸無法回收而存款人請求兌付的壓力，因此，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實際上為銀行體系凍結了較高的備付金，為緩解未來的流動性危機作了一定準備。

　　其次，利率政策的象征意義與準備金政策的實際意義構成了當前貨幣政策的特殊現象。在資產價格膨脹遠遠高于利率的時期，利率上調以保證名義利率減通貨膨脹率(CPI)為非負數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鐵律，但在經濟膨脹期，名義利率永遠不可能追上資產價格上漲幅度，這還不是最可怕的。亞洲危機表明，一旦出現泡沫破裂，各國名義利率飆升，實體經濟瞬間因過高的融資成本而垮臺。因此，我們說緊縮性政策是應對流動性危機的必要手段，更為關鍵的是，只有存款準備金較高，才能保證在未來出現災難性事件的背景下，銀行體系依然具有足夠的流動性，也才能依靠本幣供求關系來平準利率，以確保經濟平穩和金融穩定。據此，我們可以發現，存款準備金政策非其他緊縮手段所能替代，其未雨綢繆性質更高，具有“高筑墻、廣積糧”以“備戰、備荒”的性質。

　　當然，我們絕不期望流動性危機在真正發生，更期望的情形是，即便未來可能出現經濟相對低迷期，較高的存款準備率也充分給予了中央銀行實施漸進式放松手段的政策空間。無論如何，存款準備金政策(以及作用相仿的定向票據政策)為中國金融穩定構筑了一道堅實的防火墻。畢竟，銀行體系控制著40萬億元金融資產，相當于年度GDP的兩倍，只要銀行體系是安全的，中國金融穩定和經濟穩健發展的概率就得以大幅度提高。

　　作者為本刊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