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調控措施，宏觀經濟的風險尚未出現任何改善的跡象。建立一整套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網絡稿專欄 宏觀中國/黃益平】最近一段時期的經濟數據公布以后，一些投資者開始擔憂中國經濟是否已經失去了控制？過去一年多以來，許多政府官員一再提醒宏觀經濟的諸多風險問題，決策當局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試圖解決這些問題。但所有這些風險問題均未出現根本性的改觀，大部分甚至還在不斷惡化。

　　這一新的進展無疑非常令人困惑。過去30年間，中國政府雷厲風行的改革作風令許多投資者折服。這一點與實現了所謂的民主化的印度的決策體系形成十分鮮明的對比，甚至引發了民主化對經濟發展究竟利弊幾何的爭議。但在中國最近兩年的宏觀經濟調整中似乎再也看不到“言必信，行必果”的風格。

　　一些經濟學家在過去一年多來一直擔心中國經濟所面對的一些風險問題，其中包括投資增長速度過快、貿易順差過大、房地產和股票價格泡沫、通貨膨脹壓力上升、資源尤其是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環境日益受到破壞等。

　　其實政府也基本認同對這些問題的擔憂，比如在“十一五”計劃中明確提出要改善經濟增長的質量，追求平衡發展，建設和諧社會。該計劃不但將GDP增長的目標設定在8%，還具體地提出了每年改善能源利用效率4%的要求。2007年年初政府又強調控制外貿順差為當年對外經濟政策的重點。人民銀行也決心將全年的通貨膨脹率控制在3%以下。

　　一年多來政府各部門采取了許多不同的步驟和措施來實現這些既定目標。為了控制房地產泡沫的進一步發展，政府實施了收緊住房按揭條件、控制土地供應和限制住宅建筑結構等政策；為了減緩貿易順差膨脹的步伐，政府多次降低出口退稅比例、合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同時允許人民幣小幅度升值；為了實現外部賬戶的基本平衡，決策當局持續開放資本外流渠道。人民銀行又接二連三地緊縮貨幣政策環境，包括多次加息并調高存款保證金比例。

　　但結果如何呢？GDP增長速度由去年和今年第一季度的11.1%加速到第二季度的11.9%。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也由去年年底的20%以下反彈到6、7月的28%左右。房地產價格開始了新一輪的暴漲，這一點在二、三線城市表現得尤其明顯。A股指數在過去一年間狂漲近70%，而且是人民銀行越加息，股價越漲。受到豬肉價格推動，CPI有年初的3%以下猛升到六月的4.4%和七月的5.6%。

　　貿易順差不但沒有減少，還在今年頭七個月增長了80%，甚至超過了去年74%的增速。經濟增長對外部需求的依存度進一步上升。今年以來

外匯儲備累積的步伐不但沒有放緩，反而持續加速。2006年是實施“十一五”計劃的頭一年，但全國沒有一個省市達到了中央設定的改善能源利用效率的目標。

　　和政策目標反其道而行之的實際經濟態勢難免引發投資者關于中國宏觀經濟已經失控的擔憂。一個經常提到的例證是地方政府官員基于追求地區經濟增長的目的不再嚴格執行中央的

宏觀調控政策，對于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現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現象更是比比皆是。

　　過去30年放權改革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權威性這可能是事實，這其實也正是改革的重大成就之一。但中央對地方的政治控制依然是行之有效的，即使單從這一點來看經濟政策失控也不太可能。

　　另一種可能的解釋則是，政府可能對經濟采取了放任自由的方針。放任自由(laissez faire)的原義是指經濟活動主要由市場決定，政府基本上不干預，香港的經濟模式通常被認為是“放任自由”典型版本。如果中國的大部分決策者認為經濟中不存在重大風險，那就有可能盡量不采取過于嚴厲的干預措施。起碼有些官員私下認為目前增長速度很快，

　　而通貨膨脹的壓力不是很大，中國經濟有可能正處在五千年來的最佳時期。但是政府在政策聲明中一再提到宏觀經濟面臨的風險，這似乎也表明政府不太可能實施“放任自由”的政策方針。

　　最后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盡管部分決策者意識到了宏觀經濟所面臨的一些風險，但也許多數官員并不認為這些風險已經成了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或者說在決策層并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同時中國經濟逐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以后還沒有來得及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宏觀政策調控體系，而對于短期政策后果的擔憂又影響了經濟決策及其實施。這就導致了當前一方面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另一方面宏觀經濟風險毫無消減的現象。

　　比如，中央銀行的官員經常抱怨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不夠順暢，影響了政策的有效性。許多經濟學家進而建議宏觀調控不能完全依靠利率、

匯率等傳統的貨幣政策手段，而應該輔之以行政干預工具。但其他一些專家可能更擔心長期依賴行政手段所可能帶來的后果，曾經有經濟學家批評以往以行政手段干預經濟往往是反改革的。

　　其實，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不順暢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以利率為例，人民銀行遵循各國中央銀行小步調整的做法。問題是在美國或者歐元區，利率水平基本處在均衡點附近，因此增加或者減少0.25個百分點就會明顯影響投資和消費決策。但我國的資本價格和潛在回報相距甚遠，增加0.27個百分點，對投資愿望基本沒有影響。但假若人民銀行加息3個百分點，一定會對投資行為造成影響。

　　另外宏觀經濟政策缺乏專業、獨立的機構也使得決策過程變得復雜化。比如個別行業甚至企業的贏利、就業狀況成為匯率、利率決策的重要制約因素，這樣改革就很難推進。

　　其實保護個別行業或企業利益對總體經濟不一定是最有利的。長期經濟發展其實就是優勝劣汰的過程，所謂“不破不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們經常抱怨別的國家把經濟問題政治化，其實我們自己也沒能完全避免這一點。

　　因此中國經濟改革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一整套新的宏觀經濟調控體系，這不但要求發展一系列的“基礎設施”如資本市場、貨幣市場等等，也需要構造一個專門從事經濟決策的機構體系。所有的事情放在一個地方考慮、決策，有其利，更有其弊。

　　就宏觀經濟政策方針而言，筆者非常贊同余永定教授關于“緊貨幣、寬財政”的建議。盡管人民銀行在過去一年多來連續調整貨幣政策，但仍然沒有改變貨幣政策過于寬松的狀況。尤其在過去半年，貨幣政策調整明顯滯后于通貨膨脹的步伐。只有大幅度地緊縮貨幣政策，才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當前一些宏觀經濟矛盾。與此同時，大幅度增加財政開支，建設基礎設施、發展社會福利體系、甚至增加居民收入，更重要的是幫助企業和工人轉型，為緊縮貨幣政策的后果提供一定的緩沖。

　　作者為花旗集團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本文觀點不一定代表作者所在單位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