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劍閣半年內的兩次表態，一個超級金監會方案不切實際 

　　來源：微信公眾號 金羊毛工作坊

　　金羊毛工作坊導讀：李劍閣是關于金融監管改革的權威性人物，近期他關于金融改革觀點的描述，發生了一些細微變化，我們可以從中看出未來可能的政策走向。

　　對比一下李劍閣的觀點：

　　2015年12月：“超級央行+金融穩定委員會”下一輪金融監管框架的改革應該建立以央行為核心的審慎監管的架構，構建貨幣政策和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審慎監管相統一的新型監管系統。

　　李劍閣在文章中認為，首先要明確央行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和金融控股公司擁有監管職能；其次在央行已有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基礎上，建立相對獨立的金融穩定委員會。

　　這個金融穩定委員會負責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重要性機構的監管，以及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監測、評估、處置；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機構監管和功能監管的原則，完善金融監管的協調機制。

　　文章進一步解釋，強化央行的職能，因為其既富有制定貨幣政策之責，又有維持金融穩定之責，這也是國際社會的共識。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西方主要國家金融監管改革出現兩個重大動向：其一，各主要經濟體組建了由央行牽頭負責的金融穩定委員會、系統性風險委員會，來統一協調各監管機構活動；其二，一部分的監管職能回歸到央行，美聯儲就是一例。

　　2016年7月：建立一個超級金融監管協調機制是不現實的

　　據我所知，今年以來有關部門做了大量調研，開了很多內部座談會。由此來看，中央非常重視這個事情，認為對于目前的中國金融監管體制，需要在調研的基礎上進行一些改革。目前我不知道做出了什么樣的結論性意見。

　　有的人說，因為目前的監管機構比較分散，各自為政，缺少一個協調機制，因此出現導致監管疏漏的出現。其中一種呼聲是，建立一個超級的監管機構來協調銀行、證券、保險甚至于貨幣政策，加強部門之間的協調。我個人認為，這種事情是不切實際的，或者說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為什么呢？在金融市場或者說金融行業，一些重大決策幾乎都是由上層出面協調生成，所以說這種協調機制原來就有。

　　李劍閣歷任證監會副主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央匯金公司副董事長、申銀萬國董事長等職位，不僅擁有豐富的金融行業監管、研究經驗，還在大型國有金融機構有過長期的管理經驗。他在專訪中反思了去年的股市起伏，同時對現任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加強資本市場監管、保護投資者利益等方面的工作，表示肯定。

　　李劍閣還對目前正在推行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僅僅是成立一個超級金融監管機構，無非是把責任搞得更加模糊，而封堵當下監管疏漏的關鍵，在于明確監管權責，繼續簡政放權。

　　1 股市首要任務是恢復融資功能

　　我在監管部門工作過，在政府搞過政策研究，后來又做過投行。我覺得股市有漲有跌是一個常識問題。我從不對股市做任何預測，也不喜歡對股市行情發表公開意見。但牛市不應與國家連在一起，“國家牛市”是一個很危險的概念。

　　2015年中國股市跌宕起伏，尤其是那一波牛市，其中一些部門、一些媒體，存在人為助長牛市的嫌疑。股災出現以后，有關部門的一些救市措施同樣值得反思。繼往開來，我希望我們不要再犯過去的低級錯誤。

　　股市的首要功能還是融資。所以，不要簡單地再把資本市場當作發展經濟的工具。回頭來看，特別是在救市的那些天，有關部門每天晚上都出政策，隨機性地改變了市場規則。

　　今年5月9日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上說過，不僅大政方針不能動搖，宏觀經濟政策不能搖來擺去，而且要善于進行政策溝通，加強前瞻性引導，提高透明度，減少誤讀空間，避免一驚一乍，不搞“半夜雞叫”。

　　我認為，權威人士的這種說法，同樣可以應用在我們對去年股市的反思。

　　證監會主席劉士余上任以來，一直在推行各種各樣的改革措施，糾正過去的一些偏差，特別在加強監管、保護投資者利益、打擊資本市場的犯罪行為和違規違法違紀行為，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做得很好。

　　另外，權威人士針對資本市場有句講話值得注意，就是要恢復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我們的資本市場，如果一味地為了維護股價，放慢新股發行節奏，那股市就變得只有交易功能，沒有融資功能。

　　我相信，證監會的領導班子，在對資本市場完成一系列整治之后，第一任務就是要恢復股市的融資功能。這樣的話，資本市場才能真正和實體經濟銜接起來。否則都是資金進進出出的，和實體經濟沒有什么關系。

　　2 成立超級金融監管機構需審慎

　　還有一件事情可以說說，就是關于金融監管體制改革。

　　這個改革已經由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提出一個報告，報告在去年上半年已經完成，并且提交給了領導機關。

　　改革真正得到領導高度重視，并且作為任務提出來，我認為是因為在去年五中全會關于“十三五規劃建議”的說明當中，習近平總書記有一些講話，講話當中的內容，給我們提出了關于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課題。

　　據我所知，今年以來有關部門做了大量調研，開了很多內部座談會。由此來看，中央非常重視這個事情，認為對于目前的中國金融監管體制，需要在調研的基礎上進行一些改革。目前我不知道做出了什么樣的結論性意見。

　　有的人說，因為目前的監管機構比較分散，各自為政，缺少一個協調機制，因此出現導致監管疏漏的出現。其中一種呼聲是，建立一個超級的監管機構來協調銀行、證券、保險甚至于貨幣政策，加強部門之間的協調。我個人認為，這種事情是不切實際的，或者說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為什么呢？在金融市場或者說金融行業，一些重大決策幾乎都是由上層出面協調生成，所以說這種協調機制原來就有。

　　為什么協調機制沒有生效？我個人認為，還是因為監管部門權責不清。

　　權責不清不僅體現在金融市場，其實體現在各行各業。過去幾十年我們走過的發展歷史證明，有些部門看到審批權力都會去爭，因為審批權力可能產生尋租空間。一旦出現問題，各個部門互相推諉，尤其是在問責的時候，推諉更為明顯。

　　我認為，如果不解決權責機制，僅是成立一個超級金融監管機構，無非是把責任搞得更加模糊。這么說是因為，他們想做的事，有可能根本就不向上層報告。向上報告的事情，一般可能是他們不想做或者做起來責任太大的。實際操作當中，就是大家都對權力很感興趣，卻有意地回避責任，而且他們的經驗非常老道。這樣一來，上當的往往是上層，這導致上層的信息可能是不對稱的，做出的決定也可能是不對的。

　　真正要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首先是繼續推行大幅度簡政放權，把該市場管的事情交給市場，把事前審批改成事后監管，這樣就會避免尋租空間的出現。再一個是誰做的決定問誰的責，對于監管機構也應該事后問責，而不要過多的事前指導。過多事前的指導，責任還會推給上層。

　　我還是回到剛才的看法，如果是簡單地成立一個超級金融監管機構，并不能解決現在監管機構疏漏缺失的一些問題。

　　3 英國脫歐公投的“三個不變”

　　關于英國公投脫歐問題，我之前有個講話，專門批評過民粹主義泛濫。

　　英國的公投結果是一種情緒反應。于是有人認為，英國脫歐公投結果甚至有助于美國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最終獲勝。我的看法沒那么悲觀，人類雖然有時候群體無意識、群體不理性，但總是會通過之后現實利益的得失，總結并反思自己的行為。

　　對此，我的基本判斷是，盡管歷史會出現曲折，但有三個不變。

　　第一個，全球化的大趨勢雖然會有曲折，但國際化是一個大趨勢，不會變。英國大衛·李嘉圖當年的比較優勢理論顯示，國際分工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所有人的福祉。這是一個被過往歷史反復證明過的正確理論。

　　第二個，我覺得市場化改革取向，在全球范圍內仍會風起云涌，不會改變。

　　第三個，美國、英國、歐洲的政治盟友關系不會變。有的人認為脫歐甚至可能導致西方陣營發生分裂，會給中國帶來很多機會。我認為脫歐公投的結果既不是世界末日，也未必是天賜良機，其實對于英國來說利弊也是兩面的。我們要清醒地看到美、英、歐的政治盟友關系是不會改變的。不要以為他們之間出現一些分析和裂痕，好像就有機可乘了。

　　相關閱讀：陳志武：一行三會不要簡單合成一個大部委

　　6月28日，2016騰訊思享會夏季論壇，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認為，中國的進和發展離不開技術、組織和文化等方面的創新，而資本市場對未來做定價、做變現的能力能夠極大地激發創業創新的活力。以下為陳志武教授演講《金融戰略與國家的興衰》內容整理：

　　中國對于把自己的國家做大做強非常關注，所以，從經濟史的研究來看，你要把一個國家長久地做強，那就離不開創新。技術方面的創新非常重要，同時組織方面的創新、文化方面的創新也都非常非常地重要。

　　一談到創新，我們在今天，不管是在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太容易逃避的一個結論，就是美國很顯然是世界創新大本營，引領世界很多方面的創新，特別是高科技創新，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像我這樣的人一直關心的話題是，為什么美國的創新能力那么強？是不是每一個美國人從一出生，他們DNA的組成就不一樣？當然我們都知道美國人都是來自世界各個地方的移民，來自歐洲的移民，來自中國的移民，來自印度的移民，所以，從基因上來說肯定沒什么差別。到底是什么使得美國的創新能力、創新文化那么強？我這么多年的研究告訴我，以資本市場為主體的金融市場是最最關鍵的。

　　所以，我要講的第一點就是以資本市場為主的金融是好東西。

　　道理蠻簡單，比如在中國，今天我們終于看到了騰訊這樣的公司。騰訊這個公司創辦于1998年，到今天也不過18年，盡管才創辦18年，但它的創始人馬化騰的個人財富有一千多億，將近兩千億，這將近兩千億的錢，相當多的是來自對未來無限多年創造收益能力的貼現、求和得到的一個估值。換句話說，馬化騰一千多億兩千億的個人財富與其說是今天已經實現的收入，還不如說是對未來收入的一個貼現，一個定價，一個提前可以變現的安排。

　　我之所以講到這個，類似于馬化騰、騰訊這樣的故事在美國過去200年左右的資本市場的發展歷程上已經出現了非常多個。一百多年以前，美國出現了愛迪生，今天我們熟悉的GE公司，是由愛迪生1886年創辦的。愛迪生之后又有20世紀的蓋茨，還有現在的Google……就是因為資本市場跟美國很早提供了對未來做定價、做變現的這樣一個能力，這樣一來就讓美國很多的年輕人、讓中國今天的年輕人看到，只要你創業理念很好，創造出來的產品——不管是QQ空間還是微信——可以改變這么多人的生活，給社會帶來方方面面的收益，人們就愿意對你騰訊的未來做非常高的定價，這樣一來馬化騰不用等上一百年兩百年，今天就讓我們大家都能夠看到他創辦的公司能夠帶來多高的價值，以這種方式直接激發更多的千千萬萬個年輕人、中年人、老年人，大家都可以學著像馬化騰這樣去創業。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看到資本市場是一個好東西，尤其是從中國來講，大家想一想，今天哪個行業創業創新的活力是最強的？肯定是能夠到資本市場上市的這些行業，創新創業的活力是最強的。美國式的創新文化并不是因為他們的DNA跟別人不同，而是因為激勵架構，資本市場提供的方方面面的定價和變現的途徑跟傳統社會有很大的差別、很大的變化造成的。特別是我們看到不管是蓋茨，還是Google，很多的創始人，他們都是美國普通老百姓家庭出身。

　　所以，正因為這一點，也讓我們看到現代資本市場跟傳統的銀行有一個最大的差別，就是對屌絲、對窮二代帶來的成為億萬富翁的機會，是原來傳統的銀行所沒辦法比的。道理很簡單，我們都知道你要到銀行借到錢，要向銀行融資的話你必須要有自己的抵押品，在手頭要有很多的資產，這就說明為什么銀行對于富二代、對已經成功的企業是非常有利的，但對還沒有什么資產、沒有什么財富的屌絲、窮二代非常不利。不過相比之下，PE/VC這些現代資本市場的企業、融資手段，他們看重的是未來收益，看淡你手中的那些資產，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國PE/VC學得越來越好了以后終于讓很多的屌絲、很多的窮二代受益。只要有很好的創新創業的能力，也可以成為下一個馬化騰。所以，我講的意思就是以資本市場為主的金融市場對國家的富強、對創新文化的推動，對創新創業的激情的激發是非常非常根本性的。所以，是好東西。

　　第二個我想要講的，既然資本市場是好東西，政府在中間應該起什么樣的角色？這是我跟張維迎教授都很喜歡談的一個話題。我首先要強調，政府千萬不要把資本市場當成政策工具，中國從1990年推出股票市場到現在，每次一想到要發展資本市場，要么就是為了幫助國有企業，要么就是為了推動政府的創新創業的宏觀經濟政策。千萬不要這樣做，如果要發展好資本市場，要發展好金融市場，政府應該做的就是不要為資本市場、金融市場的買方和賣方，為任何一方站臺。

　　1990年的時候政府顯然是幫助發行股票的國有企業站臺站邊。去年6月份股災之前政府也是幫助資本市場的賣方（股權的發行方）站臺站邊，結果使得這些資產的價格、股票的價格被抬得太高，把泡沫吹得太大。每次政府在為資本市場、金融市場一方，尤其為賣方站臺，就必然意味著要犧牲掉買方的利益，因為你把這些本來不值錢的互聯網金融公司的股票炒得那么高，讓那些股民付了很高的價格，你說這對股民、對買方是有利的嗎？肯定是不利的。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改變一些基本的觀念，尤其是很多專家不要動不動一看到股市是好東西、資本市場是好東西后，就要去說服政府，因為為了經濟發展，為了這個宏觀經濟政策，為了那個政策，要一邊倒地扶植這些發行證券的企業，為他們站臺，然后以這個方式制造一個短暫的泡沫、短暫的欣欣向榮的局面。這樣做的話，最后看到的結果就像互聯網金融行業一樣，把金融市場、把資本市場長久的發展前景斷送掉了。尤其是一說到互聯網金融，大家都知道去年之前，整個社會、各級政府沒有哪一個敢對互聯網金融唱反調或者說看衰的，因為大家知道那是政府一邊倒地推動互聯網金融的時候。

　　我想強調一下最近一兩年一個不好的趨勢應該停掉，很多地方政府看到PE/VC行業產業基金對經濟的發展、對創新創業的好處以后，各個不同的地方政府都在推出他們自己的PE/VC基金、產業基金。千萬不要這樣做，尤其是我們看到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員說我們要推出自己的產業基金、PE/VC基金，而且不強調投資回報。為了推動一些產業的發展，我們不求投資回報，但是我們去做自己的PE基金、VC基金。大家都知道PE基金、VC基金，還有其他創業投資的基金行業之所以在美國、對美國的創新創業起了那么關鍵的作用，就是因為他們只追求投資回報。

　　如果有地方政府通過自己辦各種基金進入PE/VC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行業以后，把本來應該是最市場化的、最追求市場喜歡的投資回報的這樣一個行業也給它搞亂了，讓那個行業走向越來越非市場化，越來越不看重投資回報的道路，如果這樣的話，過不了多久，這個行業整個會給搞亂了，把本來那么市場化的一個好東西也最終變成是四不像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府介入PE/VC以后，對真正市場化的PE/VC基金的“擠出效應”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會是非常大的。

　　最后我想強調一點，最近大家討論得也比較多的，關于金融改革到底改什么，討論來討論去，討論了好幾年，到最后集中到把“一行三會”合并為一個大部委，我是希望呼吁千萬不要這樣子，因為好不容易有“一行三會”，過去這些年監管競爭才為私募基金行業，為中國的企業，為理財產品市場、信托市場提供了一些發展的空間，如果以后真的是把“一行三會”合并為一個單一的監管機構的話，那最后的監管競爭就不再有了。如果真的那樣的話，萬一單一的大部委不作為，中國金融市場怎么辦？中國經濟怎么辦？中國社會怎么辦？那就可能沒有哪個路可以走通了。至少現在有“一行三會”，如果四個機構中有三個不作為，只要有一個愿意有作為還可以有一點發展空間，如果把它們合并為一個機構的話，那整個徹底完蛋了。

　　所以，我希望參與改革討論的不同的專家學者和決策層應該千萬記住：監管競爭也是好東西，不是壞東西。

　　總結一下我這里強調的三點是：第一政府不應該站邊，不能把資本市場的發展當成政策工具；第二，地方政府不應該自己去做PE/VC，政府只要在建立公開公正透明的、基本的資本市場方面做得很好，那就夠了；第三，“一行三會”一定不要合并為一個大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