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智庫工作協調辦公室主辦，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承辦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高端智庫論壇”之“2016年經濟形勢座談會——聚焦：新常態、新改革、新發展”定于2016年2月16日8：30在北京市朝陽區中冶大廈（三元橋）9層召開。社科院經濟學部主任李揚表示，財稅金融改革仍將是重頭戲，未來的很長時間內，財政赤字和政府負債會迅速增加。

　　具體內容如下：

　　李揚：

　　各位新年好！從今年開始，原來以學術研討、部室工作和聯誼三項內容并舉的會告一段落。我原來準備的內容是關于“十三五”期間金融改革的內容，今天就當前以及未來一段時期的重大理論跟大家探討。這些問題一方面是這一段時間以來，經濟學部各個研究所大家積累的結果。另外，去年下半年到今年，黨中央、國務院有關經濟從建設智庫角度布置了一系列任務，一共有130多項，我對這樣一些任務進行了概括，今天和大家交流，下一步有“5+1”個問題需要學部展開。術業有專攻，大家各有專業，有些未必是我們的專業，但一定和我們的專業發展有密切關系。

　　“1”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直是中國經濟學人的一個努力方向。但由于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實踐時間不長，而且還經過一些曲折，所以我們一直沒有有效地建立起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框架。我的很多同輩人討論中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理論問題的時候有一個共同感覺，我們吃虧在沒有自己的理論體系。我是做金融研究的，金融有理論，但金融理論要依托于政治經濟學理論，而這套政治經濟學理論一直沒有有效建立。

　　這個問題黨中央、國務院一直非常關注。習近平主席去年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的架構，這個架構以基本經濟制度為基礎，以人民主體為出發點，以新常態、五大發展、政府和市場合力為主干，以共同富裕為歸屬。這些問題都與我們有關。特別是關于新常態、五大發展、政府和市場共同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都有無窮多可以展開研究的空間。

　　再說“5”。當下遇到了很多經濟問題，這些問題是需要給出系統的理論回答。第一個是關于全球經濟的問題。大家很清楚全球經濟危機從2007年到現在8年顯然沒有好轉，還在繼續惡化。過春節的時候，我們聽到美聯儲剛剛加息，又在討論負利率。日本安倍的“三支箭”都落空了，在討論進一步實施負利率。歐洲實施負利率已經三年，中國這個最大發展中經濟體也進入了長期的調整時期。所有這些變化都使我們要重新回顧從2007年開始的這一輪危機，我們要考慮有哪些因素必須認真研究，加以應對。

　　我們概括五個問題比較突出。一是人口問題，全世界人口結構都遇到了問題。二是全球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在下降。說到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背后是科技進步的問題，全球都在等待一次重大的科技進步把我們從目前這樣一種狀態中帶出來，但現在還沒有看到哪種進步能產生這樣巨大的作用。三是真實利率處于負值水平。儲蓄和投資決堤導致充分就業的這個利率現在是負的。有些人說“5000年之變局”，5000年沒有遇到這樣的情況。真實利率處在負值水平本質是實體經濟現象，當然也與其他的體制原因、人口因素、經濟結構密切相關，很難走出來。四是長期的產出缺口。各國經濟增長的實際水平都低于潛在水平。五是金融周期凸顯。這樣一些問題構成當前全球的經濟局面。黨中央、中央部門給我們的智庫題目都有關于全球經濟發展新規律的分析與認識，希望在這個問題上做出我們的貢獻。

　　第二個是金融周期問題，它非常特殊，構成我們正在面對的一個周期的一部分，但是因為它有獨立的政策意義，所以拿出來。這里面要點也有五個：一是目前面臨的金融周期徹底否定了金融和貨幣中性論。在主流經濟學中金融、貨幣、證券是中性的，對經濟實體的運行不可能產生長期的實質性沖擊，這點是有問題的。二是產生這種狀況是因為整個經濟在類金融化，全世界的金融都在自由化，全世界的金融體系正在一體化，這些使得金融因素由潛在因素上升為內生的很重要的凸顯因素。三是由于整個經濟金融化產生了金融加速器，這個加速器透過信貸傳導渠道和資產負債表兩個渠道在對我們的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它都有很復雜的內容，簡單地說資產負債表沖擊下，整個過去以實體經濟為基本特征的經濟周期沒有充分展開的時候，金融市場已經狂瀉了。金融市場狂瀉之后馬上導致經濟主體資產負債表的不平衡，于是就引致了微觀主體的行為方式變化。企業過去是利潤最大化，現在是債務最小化，全世界形成了螺旋形的緊縮狀態。四是由于金融周期凸顯傳統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失靈。現在采取很多措施，加息、減息、量寬、量寬退出，總之不得要領。現在還在探討之中，如何應對金融周期造成的經濟危機，目前還沒有經驗。這一點上中國和世界上很多國家處在同一個起跑線，我們是可以做出一些貢獻的。五是要重新認識，不要用原來的觀點看量化寬松，不要用原來的觀點看價格調控，要進一步看到宏觀政策的透明度、可信度，它對預期影響的至關重要性。

　　第三個是關于供應側經濟結構調整。供應側找大學人講，講著講著就講到了供應經濟學上；找發改委來講，講著講著就講到計劃經濟上去了。所以供應側改革到底應該怎么研究？我認為是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轉型。怎樣在高度復雜的經濟形勢下落實，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我體會，供應側改革還是和三中全會決定一致，就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讓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我們應當沿著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以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這一段時間以來習近平主席一系列關于經濟、關于經濟學的重要講話為基礎，展開供應側改革的探討，千萬不要滑到供應學派，也不要滑回計劃經濟。

　　第四個問題是下一步財稅金融改革恐怕是重頭戲。本輪財稅改革基本停滯不前。原來提出了一些目標，提的目標恐怕要后退的，所以財稅改革還是“十三五”很有挑戰性的任務，當前增加了一些挑戰。我們大致能夠判斷，從現在到未來的很長時間內，中國的財政赤字、中國政府債務會迅速地、巨額地增加。我們要討論巨額的政府債務和巨額的政府赤字下如何促進經濟平穩發展。日本三十幾年，歐洲三十幾年，美國四十幾年在高赤字、高債務下運行，我們有必要總結他們的教訓來應對當下。收入增長率下降、支出增長率上漲，兩項相抵一定是赤字問題，我們現在必須未雨綢繆。金融角度來說，現在談金融改革也沒有頭緒，大家只認可一句話，就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如果實體經濟被高度金融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如何落實、如何觀察、如何分析？現在這些問題是金融某種程度上過度發展造成的。這些問題可能不可能通過傳統的加息、減息、增加貨幣供應、減少貨幣供應來解決呢？顯然不可能。所以必須探討金融改革的新方向，這也給我們提出了非常多的挑戰。

　　第五個問題是關于TPP、自貿區的問題。很多中央主管部門把這兩個問題同時提出來，希望我們探討在TPP環境下如何加快中國自貿區的建設。這里兩個要點：第一，WTO之后全球貿易規則正在升級，TPP也罷、中國自貿區也罷，都代表了這樣一種新的全球貿易投資格局。已經談了26輪的中美投資貿易協定談判，王岐山副總理在談、汪洋副總理在談，已經接近成功了，它也代表了一個新的全球貿易投資規則。這些方向是一致的，這個意義上中國自貿區是我們面對TPP挑戰的一個積極應對措施。但是現在很多地方又變成傳統的特區，那樣的路肯定有問題。這套背后涉及到國際規則、國際規則制定，涉及到主導權。TPP通過的時候美國總統奧巴馬明確說我們通過TPP就是不要讓中國這樣的國家主導地區經濟規則的制定。我們就必須要積極參與，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推廣自貿區就是積極應對TPP的挑戰，就是用我們的規則影響全球，積極參與全球規則的制定。中國過去一直是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現在變成了積極參與者和新規則制定者，我們必須拿出自己的東西來。去年亞投行作為一個治理規則一呼百應，反映了中國的治理理念、中國的戰略在世界上是有我們的市場和影響力的。今后應對TPP、自貿區的建設應該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

　　總之，經濟不好的時候，搞經濟學研究有了我們的用武之地，現在到了我們用武的時候了。我提出一些問題供大家一起參考。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