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1月10日消息，今日在第七屆中國經濟前瞻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表示，經濟面臨嚴峻挑戰，政府主要的辦法是加強刺激，而加強刺激造成的結果就是國家資產負債率過高，杠桿率越來越高，若不消化，風險積累就會越來越大，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概率就會越高。同時，其表示，刺激政策其實效果遞減，到2015年已完全沒用。

　　“現在我們面臨很嚴重的挑戰，這個嚴峻的挑戰概括說就是中央提出的兩條，一是‘三期疊加’，二是‘四降一升’。”吳敬璉表示，2013年，中央提出“三期疊加”，三期疊加就是三方面的問題同時來了，即第一個期是經濟增長換擋期，所謂換擋期就是減速；第二個期是結構調整陣痛期，結構變得很糟，而提出優化結構已很多年，但優化結構過程中，是要付出成本的，所以就有陣痛；第三個期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2015年，中央又提出了‘四降一升’。四降一升，一是經濟增速下降；第二個降是工業品價格下降，出廠價格已經是十幾個月的下降；第三個降是實體企業的盈利下降；第四個降是財政收入的增速下降；加上‘一升’，即經濟風險發生的概率上升。”吳敬璉表示，問題、挑戰很嚴峻，而政府之前主要采取的辦法是加強刺激。

　　“從需求側分析，所謂三駕馬車的力道不夠，沒有力量，所以拉不動。這三駕馬車，一匹馬是投資，一匹馬是消費，一匹馬是出口。這三駕馬車都是需求，這三個需求沒有力量，需求不足造成了GDP增長速度下降。”吳敬璉表示，對應增速下降問題，大家認為辦法就是增加需求，有的說增加消費需求，有的說增加出口需求，但政府比較拿手的一條就是增加投資需求。“從2009年開始，2009年4萬億投下去，將近10萬億貸款，用貸款來投資，以后差不多每年都有差不多力度的這樣做法。這個做法在經濟學界從2009年開始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見。

　　“從經濟學的理論上來說，這是所謂三駕馬車是從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脫胎而來。但凱恩斯主義只是用來應對短期經濟困難的處方，但絕不適合用來應對長期的經濟問題。”吳敬璉分析稱，凱恩斯主義認為GDP的增長是由需求制約的。所以發生生產過剩的危機原因是因為需求不足，所以凱恩斯主義的分析框架，GDP增長是由四個因素決定，第一是消費，二是投資，三是進出口，四是財政赤字。“但有一點，凱恩斯沒有把它用來分析長期問題，用凱恩斯的短期分析框架去研究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問題，這顯然是理論上說是一個誤用的。”

　　“刺激政策實行這么多年，從實際上觀察，有兩個問題，一是效果遞減，2009年時4萬億、10萬億貸款一下去馬上上了幾個百分點，但越到后來效果越差。到了2014年就非常短暫，只起一個季度作用，到了2015年完全沒有作用。大量的投資下去了，結果增速還在繼續往下走。”吳敬璉表示，刺激政策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資產負債表里面的負債率積累越來越多。且現在杠桿率遠遠超了警戒線。“一般認為200以上就是警戒線，去年中期大概低的估計是250，高的估計是大概300。”

　　“我們的負債率第一位的是企業，現在企業杠桿率遠遠超過了歐盟所說的90。這個負債率高了以后，它在某些環節上就會出現斷裂，我們所知道的還不起債跑路，且其所引發的傳導效應和連鎖反應，就容易出現系統性的危機。所以，刺激政策這個方法是無法對應我們現在面臨的實際挑戰的。”吳敬璉表示。

　　“所以我們一定要想辦法來對應挑戰。去年年末，中央做出了很重要的決定，就是要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推動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吳敬璉認為，供給側有三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投資，第二個因素是勞動，第三個因素是效率。“我們現在出的問題根源在于，首先，人口紅利已沒有，新增勞動力正在減少，且減少速度相當快，因此，不能靠勞動因素；其次，投資因素，因為這么多年用投資去拉動增長，卻造成上述的很多問題，不能靠。那么問題出在哪兒？出在效率太低。”

　　吳敬璉稱，從供給側分析得出，要應對挑戰，最根本一條就是要靠經濟增長動力，從原來靠投資要轉向靠效率提高，這就是一個基本問題。“總而言之一句話，我們要轉軌，增長方式和發展方式要轉軌，就要找到新的動力，這個新的動力就是效率的提高或者是TFP（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所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實就是在中等收入時候那些動力已經不管用了，要找到新的動力。這個新的動力是什么，就是創新，就是效率提高。”

　　“而這核心的問題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供給的質量和效率。”吳敬璉表示，但現在面臨的問題是，這些問題提出整整20年，卻沒有解決。“體制性障礙，第一是把GDP增長看成政績主要指標。第二是各級政府擁有太多資源配置權力。這兩條加在一塊兒就變成了各級政府都要運用它手里資源配置的權力去營造GDP的高速增長。這就是體制障礙。”

　　如何打破體制性障礙，吳敬璉稱，其實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已經做出了決定，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逐漸的改造這個舊體制，這個舊體制的核心問題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三中全會文件的說明時候講的，核心問題就是在資源配置中到底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還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所以成敗的關鍵，就在于能不能按照中共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的決定落實各項改革措施。”

　　“我們需要研究怎么能夠更快的去推進改革。比如金融改革要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在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的進度是不慢的，超出原來預期。但其他方面的改革如果沒有支撐的話，光是在這兩個金融價格的市場化單向出擊，比如說股市的監管路線改革等，如果不進行，我想最近發生這種事情還會不斷地發生。”吳敬璉表示。

　　同時，吳敬璉還表示，兩個方面改革需加快。一個是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的改革亟待展開。另外一個就是競爭政策，或者通俗的說叫反壟斷政策的全面實施。“現在不光是國有企業有很多有行政壟斷權，有些私營企業也是吃偏飯得到一些政策上的優惠。一個企業得到了政策優惠就等于打擊了其他的企業，就使得競爭無法開展。”

　　提到今年馬上要做的五項基本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吳敬璉表示，這并不容易。“供給有短板，應該能夠發展的沒有發展起來，這些問題都是長期積累的，現在時間拖的太久，結構扭曲要扭過來，在很短時間實現有相當大的難度。”

　　吳敬璉表示，原來的結構有其對應的一套利益結構，因此，就連帶有一個利益結構調整的問題。“這個利益結構的調整也是非常艱巨、復雜的任務。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還會碰到一個問題，老辦法又來了，用行政辦法調結構，例如供給側管理一次，我很擔心，是不是有保有壓，有控有扶又來了。”吳敬璉表示，有保有壓、有控有扶是做不到市場促進的，最終還是要靠市場、靠競爭，通過競爭發揮獎優罰劣、優勝劣汰的作用去實現結構的優化。（新浪財經 李婷 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