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陶瓷工藝大師’評選這事兒啊？別‘哪壺不開提哪壺’啦——丟人！”河南古瓷業內耗嚴重：“大師”滿天飛 同行互拆臺
文章導讀： 2015年9月1日上午，在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鎮街頭的一間鈞瓷店里，煙不離手的何杰(化名)面色如鐵。此刻，這個因“入窯一色，出窯萬彩”而名聞天下的鈞瓷古鎮門可羅雀，一改昔日繁華。
“大師”滿天飛，同行互拆臺
【區域·城市】河南古瓷：尷尬的中興之路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王勇 | 河南報道
“‘中國陶瓷工藝大師’評選這事兒啊？別‘哪壺不開提哪壺’啦——丟人！”
2015年9月1日上午，在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鎮街頭的一間鈞瓷店里，煙不離手的何杰(化名)面色如鐵。此刻，這個因“入窯一色，出窯萬彩”而名聞天下的鈞瓷古鎮門可羅雀，一改昔日繁華。
“大師”滿天飛
2015年1月13日，“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研究院陶瓷藝術委員會”公布其評選的“中國陶瓷工藝大師”名單，總計22人，鈞瓷界15人、汝瓷界7人入選，也就是說，“大師”名選被中原鈞瓷界、汝瓷界“包攬”。記者查詢此次評選組織者——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研究院陶瓷藝術委員會官網，顯示其主管、主辦單位分別為“文化部華夏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和“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研究院”。
1月14日，《大河報》發表報道《7位汝瓷大師榮獲中國陶瓷工藝大師稱號》，其中披露，7位大師中有兩對夫妻同獲殊榮，“成就汝瓷界一段佳話”，連記者也感到這樣的結果“讓人稱奇”。
1月23日，輿論出現逆轉。社會學博士、文化地理學博士后、古陶瓷文化研究者王洪偉在景德鎮陶瓷網發表評論《失卻底線的陶瓷大師評選》，稱在民政部備案登記冊表上看不到“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研究院”的數據資料，“在法律上屬于非法機構”。此外，“文化部下屬機構中從未有‘華夏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這二級乃至更下級機構，更遑論華夏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研究院及陶瓷藝術委員會”。
在文中，王洪偉還寫道，入選的鈞瓷界“大師”中，還存在一家瓷業公司一次性三人同時入選的情況，“實為奇觀”，而一名“大師”甚至“兼任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研究院陶瓷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可謂“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
事實上，早在2010年，王洪偉便曾質疑過時任景德鎮市委書記許愛民參評“中國陶瓷藝術大師”，而該項榮譽由中國輕工業聯合會和中國陶瓷工業協會聯合授予，為陶瓷業界公認，非此次評出的“中國陶瓷工藝大師”。
2015年2月17日，中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消息，江西省政協副主席許愛民被開除黨籍并被取消副省級待遇，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其“罪狀”之一便是“弄虛作假，騙取‘中國陶瓷藝術大師稱號’榮譽”。而在1月9日，景德鎮陶瓷學院原黨委書記馮林華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中國經濟周刊》此前報道，其獲得的“中國陶瓷設計藝術大師”稱號就被懷疑是權力運作的結果。
3月4日，在景德鎮工作生活多年的全國政協委員、樂天陶藝社社長鄭祎接受媒體采訪時，痛揭景德鎮陶瓷行業亂象，稱陶瓷領域 “大師”時下滿天飛，表示其將在全國兩會期間建言取消中國陶瓷藝術領域的“大師”評選制度。
“這些人沽名釣譽的根源，不是為了鈞瓷、汝瓷等中原古瓷文化的傳承，而是為了追求社會地位，拉高他們的產品價格。”禹州市一位業內人士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毫不諱言。
而在“大師”滿天飛的背后，是河南古瓷“中興”面臨的略顯尷尬的局面。
河南古瓷行業“內耗”嚴重
“汝、鈞、官、哥、定”宋代五大名窯，河南占其三。
“河南古瓷始于唐，盛于宋，衰敗于明清，先后有25個市縣發現319處古代瓷窯遺址，位居全國古瓷窯遺址數量之首。”河南收藏家協會副會長王安樂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而在古瓷復興過程中，鈞瓷當先。
“1956年，周恩來總理批復恢復鈞瓷生產。禹州作為鈞瓷主產地，先后有了一廠、二廠、國營廠、東風廠，陸續開窯燒瓷。”原禹縣(禹州市前身)鈞瓷一廠廠長、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鈞瓷燒制技藝代表性傳人李欣營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1994年，新型窯爐氣燒方法的突破性創新，破解了上千年的鈞瓷‘十窯九不成’的魔咒”，“現在，大小鈞窯企業已發展到200多家”。
而2004年，國家質檢總局通過“汝瓷地理標志產品”評審后，汝州市的汝瓷窯爐快速發展到50多家，當地政府也將該市定位于“汝瓷之都”，極盡支持之能事。
然而，河南的古瓷“中興”也開始涉足“深水區”。
“目前真正的宋代汝瓷，全球僅有70多件。因為稀少，才有‘縱有家財萬貫，不如汝瓷一片’一說。但是有些廠家正是看準了這一點，刻意仿造，去騙錢。”王安樂表示，這背后是“行業標準的缺失與政府監管的缺位”。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地方政府的確疏于管理，“誰都可以建窯、誰都可以燒”，交易更是無章可循。目前，包括鈞瓷、汝瓷、洛陽唐三彩在內的河南古瓷行業，至今沒有一套完善的行業經營管理規范，及窯爐建設標準。“寧做雞頭，不做鳳尾”、“行業內互相鬧不團結”是河南古瓷“中興”的另一大障礙。
“禹州(鈞瓷行業)這邊還好一點，汝州(汝瓷行業)那邊更糟——可以說是‘一個槽上拴不住兩犟驢’。一些企業之間甚至在公眾場合，含沙射影，互相攻擊。”何杰如此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描述行業間的“各自為戰”與“貌合神離”。
開封作為“官瓷”的發源地，“內耗也很嚴重，已經有人因為申請瓷藝技術專利，互相間沖突而被迫跑到北京去發展了。”一位業內人士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如是感嘆。
河南省陶瓷藝術委員會名譽會長劉合心建言，河南古瓷“中興”，應首先從兩個方面破題，“大的困境是，一方面行業協會過多，可以說是‘九龍治水’，協會沒有約束權，話語權自然也就流于形式，發揮不了作用；另一方面，河南古瓷雖然已成為地方名片，但從省級到市級相關職能部門，缺少扶持政策和資金支持。”
此外，劉合心還建議，河南應向景德鎮學習，積極發展陶瓷職業教育，大力培養和建設人才團隊。“現在的工藝技術大都是建立在之前的認識上，陶瓷從業者多年齡偏大，有不少人是從日用瓷轉行來的。年輕人因為缺少培訓、學習，在審美、設計等流程環節，能否跟得上現代人的審美觀點，也是影響行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調查發現，河南的古瓷領域，事實上“自救行動”已不鮮見。
早在2010年，孔家鈞窯便悄悄開始生產“古瓷生活用品”——中原壺鈞瓷茶具，由觀賞器具向生活器具轉變。而從業25年的陶瓷藝術大師郭愛和，則研制出了500多種發色穩定的釉色，使“三彩”真正成為了“多彩”。為了解決古今三彩釉色不可控帶來的創作困擾，他還用精確的成分配比調整流動系數和窯溫管控，基本實現了釉色流動自主控制，開拓了“三彩窯變”的全新領域。
此外，一些企業也在積極對接資本市場。據禹州市政府《2015年產業提升活動工作目標及措施》披露，該市計劃抓住證券發行注冊制改革機遇，加快“大宋官窯(河南大宋官窯瓷業有限公司)”的上市步伐，力爭成為國內首家上市陶瓷企業。
(高匯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