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穎

　　上海應如何加快“以開放促改革”的步伐，怎樣才能承擔好建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上海自貿區”）的重大改革創新責任？8月10日，以“上海加快開放促改革的重點任務與路徑”為主題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海）研討會就此作了注解和回答。

　　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楊雄表示，上海自貿區方案在7月3日國務院會議上已經原則通過，現在具體的一些批文都在辦理過程當中。回憶起上海爭做自貿區的經歷，楊雄透露，今年初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外高橋保稅區調研時，對于上海自貿區試點方案表示支持，并明確這是重要的促進改革的一個措施。

　　“當時他（總理）一再問我，上海是不是要改革，我說是，態度是表得非常堅決，我說我們沒要政策，我們要改革。”楊雄透露了一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上海調研時的態度，總理肯定了上海的積極和主動，敢于自己挑重擔，并強調一定要把改革放在第一位，制度創新放在第一位。

　　重點突破制度創新

　　“上海希望通過自貿區建設，在體制機制上有一個新突破，制度創新將作為自貿區重要的任務，這也是國務院7月3日會議上總理的明確要求。”楊雄強調。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隆國強說：“為什么叫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而不是叫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就是因為上海建設自貿區要著眼于全國發展、著眼于全國新一輪改革開放。”

　　上海建設自貿區有兩個基本定位，一是先行先試，二是爭創中國在全球競爭中的新優勢。先行先試和爭創新優勢的方法在于制度創新，要實現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隆國強指出，“便利化”其實是監管理念的變化，思考的是“先查驗、后放行”，還是“先放行，后查驗”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政府如何定位、如何轉變職能。上海在建設自貿區過程中，政府應當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公共服務。

　　隆國強表示：“上海自貿區應著眼于全國新一輪的改革和新一輪的開放，先行先試面對變化的世界，變化的優勢和國內形勢，并為下一步開放和下一步改革做很多實驗。”

　　“上海建設自貿區必須著眼于國家戰略，從國家層面推動。”上海市政府參事室主任王新奎認為，上海建設自貿區中，改革的重要方向是終結審批制，逐步建立“以準入后監督為主，準入前負面清單方式許可管理為輔”的投資準入管理體制。

　　在王新奎看來，“上海建設自貿區是以開放倒逼改革，因為現有體制中最難改革的就是審批制度，而上海建設自貿區就要按照國際規范來突破這一難點。”

　　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給出了相似的建議：上海建設自貿區要有全球視野。上海應當率先探索高標準的改革、開放和發展路徑，既要有中國特色，又能夠與國際高標準制度規范接軌。

　　“中央政府多次‘暗示’，‘上海完全有條件、有基礎實驗這件事’。與其他城市相比，上海成立自貿區的呼聲一直最高。”上海財經大學國際貿易系副主任、上海自由貿易區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波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指出，“中央政府在上海建立自貿區的意圖與當前的宏觀經濟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構性矛盾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

　　改革紅利助力轉型

　　上海在建設“四個中心”過程中，一直困惑的一大問題是：現在上海的總部經濟，即跨國公司總部加上投資公司和研發中心，落在上海的跨國公司總部大概400多個，絕大多數是行政性質的，資金運作不在其中。同時上海的產業發展也碰到類似的問題。

　　“這是我們多年困惑的事，最有實際價值的都沒在上面，這對我們是個很大的問題，我們提供了這么多的基礎設施，這幾年我們一直在探索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楊雄拋出了上海的疑問，上海能否通過自貿區改革使上海的總部經濟運營起來。

　　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委員許善達看來，“改革是最大的紅利”可以在上海得到最大體現，因為上海的產業結構、經濟實力、干部素質、企業家能力、就業人員資源等在全球都有一定優勢，有基礎通過改革創造出更多的紅利。尤其上海在自貿區建設中，將涉及很多方面改革，包括財稅、金融、外匯、貿易等，從而進一步推動上海把握“改革紅利”。

　　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華則提出：“如果要獲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紅利，必須實行新的開放，由貨物貿易開放為主轉向以服務貿易開放為主。”他進一步分析，傳統的開放模式包括貨物貿易及加工貿易、勞動密集與資源稟賦型制成品出口，可在目前出口需求下降、資源爭奪激化的大背景下，想繼續獲取全球化新紅利，必須實行新開放，包括由單向引進開放轉向雙向互動開放；由降低關稅壁壘為重點轉向降低無標價壁壘為重點。

　　“今后10年要做的事有兩件，一是發展轉型，二是進一步改革開放，如果兩句話并成一句，就是用改革開放來推動發展轉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認為，上海建設自貿區尤其要注重發展轉型的途徑，一是制造業的服務化，即制造業向價值鏈高端延伸；二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吳敬璉強調，上海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具備良好的條件，但在具體發展時需要牢記一條宗旨，就是企業才是原始創新的主體，要給予企業更多的自由空間，而不是由政府部門或機構指定創新主體。發展怎樣的新興產業，不應由政府決定，而是由企業自主決定，政府所要做的是順勢而為，因勢利導。

　　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則指出，要在制度設計上加大開放力度，進一步在服務領域擴大改革開放。上海服務業與制造業的良性互動尚未形成，這與管理模式的欠缺不無關系，“不能用制造業的管理制度來推動服務業。服務業千差萬別，具有多元化、個性化的特征，因此要給予企業自由活動空間。同時，可以加大對民營經濟的開放力度，從更大范圍獲得支持和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