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BN記者 郭安麗 北京報道

　　近幾年，春節之后，全國各地往往出現“招工難”現象。受國內外經濟新形勢、務工群體“有尊嚴生活”的新訴求、以及人口紅利進一步減少等眾多因素的影響，今年新一輪的“招工難”現象則呈現“持續時間更長，區域性、結構性”的特點。但同時，據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言人尹成基介紹，我國今年的就業形勢依然嚴峻，“就業難”現象和“招工難”同時存在，將成為我國今后勞動力供給和經濟發展的一種常態。

　　各地屢現“招工難”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趙弘此前接受《中國聯合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受國內外經濟新形勢、省域產業步入新格局、務工群體產生新訴求等多重影響，今年的“招工難”呈現企業與員工、中西部與東部之間的“三碰頭”現象。

　　在北京，節后“招工難”凸顯，尤其是低端產業人員緊缺。人才市場冷清，用人單位著急，招聘會出現“粥多僧少”的現象。據媒體報道，多家大醫院出現護工短缺情況，在春節假期前后一個月的時間內，就算每天開出200元的高價都很難請到人。

　　山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發布的消息顯示，春節后企業“招工難”延續了往年的趨勢。盡管多數企業主動提高了薪酬標準，但是技術人才資源短缺現象比較嚴重，仍有近三分之一的企業招不到所需人才。山東的制造業、批發零售業、餐飲業、家政等行業用人缺口比較大。

　　本報記者今年春節在回山東過年時發現，在很多地方“招工”成了當地政府的首要任務了，甚至勝過“招商”的迫切性。“我們過年期間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企業招工，宣傳動員父老鄉親留在家鄉工作。”山東某縣勞動局的一位工作人員向《中國聯合商報》記者說道。

　　另外，在浙江、上海、江蘇等“長三角”地區，制造業、服務業“招工難”已成為近幾年的常態，且工人缺口數量巨大。浙江省德清縣的統計數據顯示，該縣現有6000多家企業，每年常態化用工缺口約1萬人。

　　“我們不是春節之后才缺少工人，而是一年到頭都不夠。”從事嬰童用品銷售的上海雅科工貿有限公司負責人柯志堅告訴記者，迫于“招工難”，他已將部分業務外包給外省市企業，并將上海的工人從200多人減少到80人左右。

　　“珠三角”地區更是每年“用工荒”的“重災區”。廣州市人力資源市場服務中心相關負責人近日表示，今年春節過后廣州用工缺口11.38萬人，預計內地對珠三角地區輸出勞動力減少的趨勢不可逆轉。

　　據當地媒體報道，在珠海，一家政公司每天都要接到20多個雇主的電話，但每天返崗的保姆才三四個，保姆供不應求。雇主需要比拼財力才能成功“搶訂”到保姆。

　　在湖北武漢，用工大戶富士康從正月初六起就開始招工。為吸引務工者，富士康不僅把底薪從1350元增加到了1550元，還派車免費接送求職者進廠面試。

　　而與中西部區域經濟發展相伴生的民工回流現象，加劇并拉長了東部地區的工荒感。近年來，隨著產業的區際轉移和多個區域經濟板塊的發力，各地對勞動力資源的需求日益加大，爭奪日趨激烈。

　　“有尊嚴的生活”成就業訴求

　　造成“招工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短工化”。清華大學的一份調查顯示，被訪農民工中，30歲以下占69.7%；38.2%的人在最近單位工作時間少于一年，25.8%為1－2年，僅有17.4%的人超過4年。

　　清華大學“農民工就業趨勢研究”課題組的最新研究結果也顯示，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其上一份工作的時間、每份工作的平均時間等均明顯短于上一代農民工，其職業“高流動性”、“高脆弱性”十分明顯。

　　“招工難”存在的另外一個原因，則是農民工生活在城市里，衣食住行都處于一個相當惡劣的環境中。“農民工薪水低、沒社會保障、‘衣食行’成本高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住’則更是讓人看了心酸，北京的地下室、深圳的城中村、上海的群租房，都成了農民工、外來人的棲息地。”長期關注中國農民工生存狀態的中央民族大學社會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王同學向《中國聯合商報》記者介紹，盡管這些地區的居住條件如此簡陋，但還經常遭到當地有關部門的“整治”。

　　農民工和外來人除了體制上無法融入城市外，還有一些地方人為制造生存環境壁壘。深圳市政協委員、深圳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唐泰來，在2011年提交了一份提案，提案強調采取措施讓外來人員離開深圳，具體建議是設置生存環境壁壘，建立“外來人口間接過濾機制”。而深圳市政協委員的這個提法，和此前北京市人大縮減“低端勞動力”的建議遙相呼應。

　　在農民工無法融入長期打工城市的同時，是全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逐漸完善。家鄉經濟的騰飛給農民提供了一個巨大的舞臺，讓這些有思想、有技術、有經濟基礎的農民工，迅速開辟了一片新天地。而事業小成后，又給當地提供了一定的就業機會。

　　“就業難”愈發凸顯

　　就在各地頻現“用工荒”的“招工難”現象時，勞動力市場上“就業難”也愈發的凸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言人尹成基表示，未來我國勞動力就業的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就業難”與“招工難”的“兩難”矛盾并存現象將趨于常態化，而且有從沿海向內地蔓延的趨勢。

　　“2011年我國實現城鎮新增就業1221萬人，2012年就業形勢依然嚴峻，就業的總量矛盾和結構性矛盾依然非常大。” 今年1月20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言人尹成基在發布會上表示介紹，2012年城鎮需就業的勞動力達2500萬人，比“十一五”時期的年均數多100萬人，其中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680萬人，是2000年初的6倍多。

　　據中華英才網的調查數據顯示，求職者對工資的期待值越來越高，88.5%求職者期望的薪酬要求是2000元/月以上，換言之，1500元/月以下的崗位難再有吸引力。

　　勞動力供給結構性失衡成主因

　　趙弘向本報表示，目前的“招工難”主要是勞動密集型企業所提供工資與80后、90后農民工的工資期望有較大差異造成，而非絕對的農民工總量上的短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3.23倍。在趙弘看來，這實際上凸顯了目前我國的農民工工資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就業難”與“招工難”折射出我國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失衡。

　　“一方面，家庭和社會花費巨大成本培養出來的大學生甚至是高學歷的研究生，畢業之后卻就業無門。”長期致力于農村和城市發展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牛鳳瑞向《中國聯合商報》記者表示，另一方面，付出艱苦努力拿到訂單的大量企業，面臨開工，卻無人可用，這不能不說是我國人才資源的巨大浪費

　　根據人社部等制定、近日已經國務院同意的《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十二五”時期我國城鎮將新增就業4500萬人，轉移農業勞動力4000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5%以內。

　　“我國目前的‘招工難’并不是絕對的勞動力供應不足，而是一種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技術性短缺。中國許多地方還存在大量應該轉移也可以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只是由于勞動力年齡結構矛盾、產業結構性矛盾、地區性結構矛盾、文化程度結構矛盾等引起某些地區出現用工荒。”牛鳳瑞向《中國聯合商報》記者介紹，其實中國的勞動力供給仍然是豐富的，“就業難”現象就是一個明證。

　　牛鳳瑞表示，目前的勞動力在沿海與內地、一二三產業、不同行業乃至同行業企業之間都有明顯的競爭。但是，招工難也并非絕對現象，一些工資水平高的企業，缺工狀況相對較輕，個別工資高且待遇好的企業不僅不缺工，還出現排隊等候求職的現象。

　　人社部發言人尹成基此前表示，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我國將繼續深入實施就業優先戰略，落實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毫不動搖地把促進就業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有力措施，確保完成中央確定的各項就業目標任務，保持全國就業局勢的基本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