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度調查：重慶試驗場

　　財經國家周刊報道 作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之一，“重慶試驗”已滿三載，其以城鄉統籌為目標的房改、戶改、土改等一系列“新經濟政策”，漸成中國關注的熱點。有海外機構甚至把重慶做法總結為“重慶模式”，認為它超越了普遍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有可能為中國未來發展探索出一條新路徑。

　　重慶是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重慶試驗則代表了當前社會對深水區改革探索的一種期盼。

　　中國的改革，產品市場機制已基本建立，但要素市場機制還遠未真正確立。要素市場結構性問題較為突出，土地制度、戶籍改革長期得不到突破。改革當然需要突圍。“重慶模式”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除包括打黑除惡、唱讀講傳等專項行動外，重慶采取的系統性改革制度設計，直逼的正是體制改革的重點深層領域。

　　重慶改革不僅是體現的勇氣，更有意義的是心智。比如，創造“零地價”公租房運作模式；比如，國有資產經營收益用于民生事業的“第三財政”實踐；再比如，“地票”的發明以及試行把農民的土地經營權化作股權等。

　　重慶的改革也不是沒有局限性。解決“錢從哪里來”的“八大投”模式有沒有高風險，農民退地是否能完全做到自愿原則等，都值得持續關注。如何在保護農民利益和實現土地的最高收益之間找到平衡點，如何保證“重慶試驗”的資金流不出現問題，還在繼續考驗著重慶管理者的智慧。

　　對進入社會轉型全面加速期和社會矛盾集中凸顯期的中國而言，如何整體理解“重慶試驗”，如何加強中國改革的頂層設計，這都是對眼下和未來中國的拷問。

　　房產稅探路的深意

　　為什么房價并非最高的重慶，會率先打響房產稅改革試點的第一槍

　　1月下旬，重慶召開了兩場重要的新聞發布會，而且都和房地產有關：一個是2010年開工建設的幾個重慶公租房項目即將登場，2011年約有20萬套公租房將陸續進入搖號配租程序，意味著政府開始兌現公租房民生承諾。

　　另一場發布會，是重慶就試點征收房產稅的有關細節做出說明。會議原定1月25日晚間召開，“因故”推遲至1月27日晚。

　　就在這場發布會的前一天，國務院常務會議公布了八條房地產市場調控措施，業界稱之為“新國八條”。“新國八條”對應條款提到了營業稅、土地增值稅，對房產稅并未提及。

　　重慶不屬于高房價區域。目前主城九區房價均價在每平方米5000元到6000元，連續多年低于周邊的成都、貴陽、昆明等省會城市。

　　為什么房價不是最高的重慶，會率先打響房產稅改革試點的第一槍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的回答可凝練為兩點：一是如果等到房地產市場混亂了、價格高企了再出臺，有點貽誤戰機；二是重慶是國務院授權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試驗區本身就應該為國家多做一些綜合性的試驗”。

　　“加稅”和“免稅”

　　重慶的房產稅和公租房，一個是“加稅”的政策，另一個享受政府的土地無償劃撥和十余項“免稅”優惠。

　　根據重慶市擬定的房產稅征收暫行辦法，將對主城九區的獨棟商品住宅，個人新購的高檔住房，在重慶市同時無戶籍、無企業、無工作的個人新購的第二套(含)以上的普通住房，按年度征收稅率在0.5%至1.2%不等的房產稅。

　　重慶對“高檔住房”的界定是：“建筑面積交易單價達到上兩年主城九區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積均價2倍(含)以上的住房。”據此，超出的價格越多，繳稅越重。

　　目前，重慶擬定的房產稅計稅依據，是以房產交易價為征稅基數。根據國際慣例，一般會以房產評估價計稅，這需要一套流程縝密的批量評稅技術。黃奇帆表示，未來三五年，重慶也可能會使用評估的方法計稅。

　　據了解，重慶推出的房產稅改革試點方案，實質上是一個“擴稅”改革。根據此前的稅法，房產稅的征收對象是商業經營性房產。重慶此次則是將征稅范圍擴大至個人住房。

　　黃奇帆還明確表示，對高端房產征收的房產稅，將集中用于公租房建設。雖然相對于過千億元的公租房建設所需資金而言，目前僅能征收到的“1.5億元”左右的房產稅不過是杯水車薪，但至少顯示出重慶市住房政策的明確指向——“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場、高端有約束”。

　　重慶當地業內人士則將房產稅征收方案形象地稱之為“劫富濟貧”。

　　就在重慶房產稅試點方案發布的當天，上海也點了一把“火”，同期推出滬版房產稅試點方案。與渝版房產稅略有不同，上海明確征收對象是“本市居民家庭新購的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和“非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購的住房”；計稅依據方面，試點初期暫以房屋市場交易價格的70%繳納；適用稅率暫定為0.6%。與重慶相同的是，上海也明確房產稅收入用于公租房建設。

　　劍指炒房

　　1月27日晚，重慶和上海啟動房產稅改革試點的消息一經傳出，就成為國內幾乎所有報紙、網站的頭條新聞。

　　曾有財稅專家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指出，房產稅不過是一個“小稅種”，近年來卻不斷引發“大討論”。之所以如此，在于人們對房產稅調控房價的作用寄予了過度的預期。“這其實是一種集體誤讀。”

　　在重慶房產稅新聞發布會當天，黃奇帆也坦言，重慶開征房產稅“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調整收入分配的意義大于調控房價的意義。”

　　黃奇帆表示，重慶試點開征房產稅，大的著眼點是為“健全中國的財稅體系”探路。在他看來，完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財稅體制應該既包括生產環節的交易稅種，也包括財產環節的持有稅種。重慶試行房產稅之舉，在于完善后者。

　　至于房產稅能發揮怎樣的調控房價的作用，黃奇帆表示，“最大的作用就是體現在遏制炒房方面。”房產稅是對房產持有環節征稅，稅負成本不能通過交易行為轉嫁，因此，雖然“不可能一下子把高房價壓下去”，但必定會對高房價起到“遏制和收斂”的作用。

　　在重慶房產稅試點新聞發布會上，黃奇帆數次對“炒房”問題語重心憂。在他看來，炒房最大的貽害，是“會使城市的投資環境惡化，貽誤整個經濟大局”。

　　就在赴重慶采訪前一個月，《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曾在中國炒房客的“大本營”溫州蹲點調研。所見一幕從側面印證了黃奇帆的擔憂：這個昔日的“中國民營經濟之鄉”，如今幾乎找不到一家不沾染房地產投資的實體企業。打火機、眼鏡、服裝鞋帽、電器制造等傳統加工制造業的大小老板“群體性不務正業”，將大量產業資金用于炒房、炒地，使溫州實體產業陷入“空心化”之局，制造業產業轉型升級乏力。

　　沿海城市的“前車之鑒”，讓眼下正謀求打造“內陸開放高地”的重慶心有忌憚。就此，有業內人士認為，重慶房產稅改革，集中體現了政府“劍指炒房”的決心。

　　弱化改革成本

　　在黃奇帆看來，要調控房地產，不可能靠“房產稅一招兒就點中要害”。他提出了調控房地產的“五個坐標”理論。

　　這“五個坐標”分別是：社會房屋的配置體系、土地供應方式、供求關系、貨幣政策和稅收政策。黃奇帆說，“五個坐標”決定著“一個社會的房地產秩序或經營狀況，以及房價狀態”。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發現，“五個坐標”已成為重慶市住房制度設計的準繩。

　　重慶市近年來逐步確立了“市場+保障”的雙軌制住房供應體系，改變過去單一靠市場解決住房問題的模式，提出30%至40%的市場住房需求由政府的公租房解決，60%至70%通過市場化商品房供應。

　　基于對雙軌制住房體系的探索，重慶在2002年就確立的“八大投”土地投融資規劃模式再次發揮體制性優勢。作為政府掌控并授權經營的八個城市公共事業投融資平臺，“八大投”較早地將城市建設用地圈至政府手里，一方面穩定住地價，另一方面使開發商鉆不了“囤地”的空子，土地增值收益盡入政府囊中，成為重慶探索“民生導向”發展路徑的“盤纏”。

　　重慶市發改委主任楊慶育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重慶市房價多年來始終處于低位，以及重慶對公租房建設舍得投入3萬畝“零地價”用地，背后的關鍵，就是上述模式發揮了作用。“一般來說，地價成本占房價的30%。也就是說，房價漲落30%的決定權，已控制在重慶市政府手里。”

　　相比之下，有些城市控制不住對土地的需求，或是地價受開發商炒作、操控，地價成本最高可超過周邊房價，成為“面粉貴過面包”的“地王”。對此，黃奇帆說：“土地怎么管理，和房價有密切關系。”

　　住房制度“五個坐標”中，最不受重慶市地方政府掌控的，是貨幣政策和稅收政策。根據我國現行體制，這兩項權力歸屬中央。

　　對于前者，有分析人士指出，重慶市大規模興建公租房，提出3年4000萬平方米的驚人計劃，其中深意，或已隱含了“以加大住房供應稀釋貨幣超發”的邏輯。“公租房沒準兒會在未來讓重慶吃出個通縮來。”這位分析人士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這樣表達個人觀點。

　　至于稅收政策，這次重慶試點房產稅改革顯然獲得了“破冰”的授權。在1月2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主持人開場白的第一句話即明確，重慶成為房產稅改革先行者，起因于“2010年12月8日，國務院第136次常務會議同意在部分城市進行對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試點”。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到，在2010年重慶“兩會”期間，黃奇帆就提出過“特別房產消費稅”的動議。期間，有財稅專家指出，此舉有違中國稅制改革傳統。因為按照慣例，地方政府沒有征稅權。如果重慶方案獲批，無疑是中國稅制改革歷史上的“破天荒”之舉。

　　重慶方面也深知，要推出住房持有環節稅，最難逾越的就是立法程序。因此，無論是此前提出的“特別房產消費稅”，還是今日啟動的“個人住房房產稅”，重慶都力主基于對現有稅法進行微調式改革試驗。

　　據《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這種做法在理論界頗受關注，原因是“改革的成本最小”。

　　“重慶模式關鍵詞”

　　“五個重慶”：“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和“健康重慶”，是引領全市人民奔小康的5項重要舉措。2008年7月20日，作為重慶發展的新目標、新追求，首次在市委三屆三次全委會上濃墨重彩地提出，成為重慶的戰略決策。

　　唱讀講傳：從2008年起，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巴蜀之地刮起了一陣“紅色旋風”。薄熙來說，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一樣重要，重慶人民有了更豐富的思想內涵，有了更高的文化品位，重慶就越有合力，越有后勁，就越有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可能。

　　留守兒童培養：父母雙方至少有一人長期在外務工的留守兒童，重慶共有230余萬，其中父母均在外務工的占130余萬，留守兒童家庭人口數占該市總人口的12%以上。重慶市已啟動了留守兒童培養模式研究，并總結出了留守兒童培養“4＋1”模式：對留守兒童開展思想政治、人格品質、心理情感、行為養成四方面教育，以及體質健康一方面培養。(記者 王玉光)

　　“零地價”公租房

　　重慶公租房模式可概括為“以國有資產經營收益(主要是土地增值收益)，反哺社會公共事業投資”

　　重慶的旅游部門日前正式將公租房辟為“重慶特色游”線路之一。

　　幾年前，一個地產商開發的高端別墅項目“中華坊”，因對重慶傳統建筑風格多有借鑒，一度被奉為代表重慶人居水準的“城市名片”。

　　如今，這張“名片”的風光讓位于大規模興建的公租房。

　　作為“民生動力”試驗的重頭戲，重慶市政府提出用3年時間，向約200萬城市中低收入者提供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房。在2010年重慶“十大民生工程”中，公租房建設被放在首位。

　　“無形資產”

　　“你們是第185批次來重慶采訪公租房的媒體記者”。1月13日，重慶市公共租賃房管理局的張詠梅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這種關注令她和她的同事感到“壓力巨大”，每一個工作環節都謹小慎微，“生怕出錯”。

　　這一天，張詠梅正忙著籌備1月20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屆時，重慶將首次兌現公租房配租承諾，向全市推出1000萬平方米、20萬套公租房的年度供應規模。這有望解決50萬中低收入者的居住問題。

　　按照重慶市公租房管理辦法，申請人無論戶籍，凡在政府規定的收入線之內(單身人士月收入200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下)，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和社保關系，即可參與公開搖號，申請面積在30至80平方米不等的公租房。這些房屋的租金均比周邊市場價低40%。

　　時間回溯至2010年2月28日。重慶市第一個公租房項目“民心佳園”在元宵節的歡愉氣氛中正式奠基。此后，全國各地的參觀考察團以“一天數撥”的頻率造訪重慶。近一年時間幾乎從未間斷。目前總參觀人數已近5000人次。其中包括國內170多個前來“取經”的地級以上城市、境外多國元首和政要，以及海內外知名學者和媒體人士。

　　萬眾矚目竟成為重慶公租房事業的一筆“無形資產”。

　　高層領導人頻繁到訪，諸多經濟智囊留下盛贊。在重慶市公租房小區民心佳園的展示廳內，記者看到，墻上掛著三幅巨照，以及三段對重慶公租房事業的高度評價。其中，經濟學家李稻葵和郎咸平的總結最為“給力”，分別是：“重慶公租房建設是中國住房改革的里程碑”、“重慶公租房第一次用系統工程的思維解決中國的住房問題。”

　　聚焦之中，重慶公租房政策探索漸漸進入國家決策部門的視野。2010年6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多部委聯合發布《關于加快發展公共租賃住房的指導意見》，首次從國家層面明確對公租房建設的政策支持。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隨后還各自撥付10億元專項資金，用于支持各地公租房事業。

　　分管公租房事業的重慶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長孫力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上述20億元中央財政支持中，重慶市拿到了8.8億元，占總額的44%；隨后，在2010年下半年中央的“百億元”支持公租房專項資金中，重慶又拿到了11.3億元。孫力說，之所以獲得中央財政“偏愛”，皆因重慶公租房建設的“率先和大膽”。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重慶市對公租房的新聞宣傳和輿論引導格外重視。有多個部門和國有企業的相關負責人均對記者表示，市政府曾多次開會強調“切忌對公租房多頭宣傳”、“規范宣傳口徑”，等等。正是在這“統一的口徑”宣傳下，重慶公租房這筆“無形資產”呈幾何倍數擴散。

　　“零地價”奧秘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在調查采訪中發現，各方人士對重慶公租房最大的“好奇”，集于兩點：一是重慶公租房建設規陌稱全國之最，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相當于許多一線城市兩到三年的商品房銷售量；二是重慶公租房完全不計地價成本，3萬畝土地“零地價”供應，這些土地保守作價，也要超過1000億元，也就是說，超過了重慶市2010年一年的土地出讓金總額(約900多億元)。

　　這兩點關注，也反映了當前各地在探尋公租房(包括各類保障性住房)“房改”路徑上的普遍焦慮：“資金”和“土地”的來源問題。

　　重慶市國土房管局副局長孫力從前來參觀人士的某些“行為細節”中，發現這些城市正在被什么問題所困擾。他說：比如國內某一線城市，“是一個區一個區地派人來參觀”，說明“他們的公租房建設規劃是分散的，任務攤派下放到區縣一級政府”，市一級政府成了“甩手掌柜”。而重慶推崇的經驗是由市一級政府統一規劃、統一建設，形成強力高效的“一個拳頭”。

　　再比如，有些城市在交流中提出，“我們建設一平方米公租房的成本，與重慶建設5平方米公租房的成本相當”。說明這些城市要么“舍不得割土地財政的肉”，要么是政府手里真的再沒有多余的土地儲備。

　　還有些城市糾結在“公租房該由政府來建、還是該由企業來建”的問題上。在孫力看來，這等于還沒有搞明白“公租房姓‘公’還是姓‘私’”這樣的基本性、原則性問題。

　　與當前諸多城市普遍存在的公租房(保障房)“焦慮癥”相比，重慶把公租房建設運營的責任扛在政府肩上，并以大規模、“零地價”兩個“全國之最”的手筆橫空出世。

　　記者調查發現，重慶公租房建設的膽量和氣魄，與當地獨特的土地收儲模式、土地投融資規劃密切相關。簡單說，這種模式可以概括為“以國有資產經營收益(主要是土地增值收益)，反哺社會公共事業投資”。

　　按照重慶市的算賬經驗，每建一平方米公租房，不計地價，不算政府應收稅費，建安成本約為2500元。目前重慶市已將公租房3年建設計劃加碼至4000萬平方米，也就意味著需要1000億元建設資金。這部分資金如何籌集重慶市政府將任務分解給重慶“八大投”中的城投集團和地產集團兩家國企。

　　所謂“八大投”，是指分擔重慶市基礎設施等社會公共事業投資運營的八家國有企業。2002年，時任重慶市副市長的黃奇帆分管國有資產管理工作，借鑒上海浦東新區開發經驗，牽頭整合重慶市各類分散的政府資源，先后組建了分屬交通、水務、土地整理和城市建設等領域的八個投融資平臺，當地俗稱“八大投”。

　　目前，“八大投”總資產已從起步之初的200億元增長至4000多億元。以它們為首的重慶市國企資產總額，則已達1.25萬億元，躍居全國第四位。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到，公租房承建單位之一——地產集團，脫胎于重慶市土地整理儲備中心。截止到2010年底，該集團資產規模達到643億元，實現控制性儲備土地18萬畝。據此算來，即便重慶用于公租房建設的3萬畝土地都由地產集團一家出，也不過其家底的六分之一。

　　一位熟絡地產集團運作模式的重慶市官員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通常情況下，地產集團每承建一個公共項目(比如公租房)，就會換取政府相應的一塊土地資產注入作為補償。通過對這塊土地的運營，增值收益便可收回公共事業支出，且有盈利。

　　一個典型案例是重慶市大學城項目的運作。該項目位于沙坪壩區西部，占地20平方公里。政府將其作為資產注入地產集團，地產集團將這塊地一分為三：第一部分做市政等基礎設施投資和拆遷安置，第二部分做學校教室、宿舍等公共建筑，第三部分則坐等升值，以招拍掛市場化出讓方式賣給開發商，回籠資金，賺取增值收益。

　　同樣，在承擔公租房建設任務的過程中，地產集團運用的仍然是這套經營邏輯，予以平衡公租房“零地價”透支的成本。

　　據重慶市政府副秘書長、國資委主任崔堅和重慶市國土房管局副局長孫力介紹，地產集團大致會用五個步驟進行投融資：

　　一是通過中央和地方的各項財政專項補貼資金(如每年土地出讓收益的5%用于公租房建設)，爭取解決大致30%的成本。

　　二是利用政府注入的土地資產存量和國有企業自身的信用去融資，解決大部分公租房建設費用。

　　三是通過公租房建成后的租金收益，去覆蓋銀行的貸款利息，實現現金流平衡。

　　四是每個公租房項目中大致都會配有10%的商業設施，這部分物業可租可售，可以回收至少五分之一的總投入。

　　五是從長遠看，公租房作為集團持有的資產會不斷升值，將降低公司的資產負債率，放大其融資能力。據悉，目前已有8家銀行與重慶公租房項目簽訂了總計約160億元的意向性貸款。

　　崔堅和孫力均未明確提及公租房項目周邊土地增值收益對于承建單位的補償作用，但重慶業內人士認為，這恰恰是重慶公租房建設破解資金和土地瓶頸的關鍵。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到，目前重慶市在內環(一環路)與外環(二環路)之間的上好地段，集中規劃了可容納500萬人口的21個大型聚居區，公租房項目均勻分布在這21個聚居區中，與商品房形成“混搭”。除政府強調此舉旨在消除“社會割裂”、杜絕“貧民窟”出現外，人口的大量聚集、市政配套的大幅投入，無疑會使未來片區內土地增值更為可期。

　　“公平也是生產力”

　　對于2010年重慶市正式確立的“民生十條”施政目標，重慶市當地人士有一個形象的總結：“民生十條”全文3000多個字，總計需要投入資金3000多億元，“相當于一個字值一億元”。

　　分析人士認為，這或許是出自一種寄望——近期海內外熱衷探討“重慶模式”、“重慶探索”的人士提出，重慶公租房將成為中國“新一輪住房改革的關鍵步驟”，即“改變目前單一的住房供應模式，構建起市場和政府‘雙軌制’的住房保障體系。”

　　目前，這種“房改”思路已在各級政府決策層面取得廣泛共識。

　　北京市副市長陳剛近日接受《財經國家周刊》專訪時也指出，北京市近年來住房市場“調結構”成就顯著，目前保障性住房占比已超過50%，“已經到了可以起決定性作用的局面”。陳剛還預期，“十二五”期間“政府要掌握70%的住房市場”。

　　重慶市的政府官員也大都傾向認為，以往零星建設保障房“只能救急、救濟”，起不到住房的保障作用。“只有大規模建設保障房，才能發揮調整住房市場結構的功效。”

　　但在重慶地方官們的實踐心得中，認為“公租房建設絕不僅僅是一項單一的住房政策”。“它與重慶的綜合改革、立體改革緊密聯系在一起。比如與城市拓展、產業調整布局以及宜居城市建設目標都密不可分”。重慶市國土房管局副局長孫力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反復強調，公租房事業“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

　　在孫力看來，重慶公租房改革實際上有一個政治、經濟、社會意義兼具的通盤考慮：

　　首先，從政治意義上說，公租房充分體現“十七大”提出的“住有所居”目標，落實惠民執政理念。對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表達是：“住房保障是一個重大的民生工程，要讓城鄉老百姓都有房子住。”

　　其次，在經濟層面，重慶將公租房政策視為“拉動經濟建設的有效措施”。

　　“由于重慶公租房建設規模龐大，與住房建設相關的30多個產業鏈能夠被延伸拉動。同時，部分居民住房問題得以解決后，會極大激發居民消費潛力。如果他把買房的需求釋放出來，就可以拉動其他相關產業的需求。比如教育產業、旅游、汽車和先進的電子產品……”孫力掰著手指頭給記者算賬。在他看來，公租房政策至少能釋放“建筑業”和“居民消費”兩條產業鏈的內需潛能，促使就業和稅收保持增長。

　　此外，從社會意義的維度考量，重慶公租房改革的溢出效應也比較廣泛。

　　一是解決城市化過程中進城農民的住房問題，加快統籌城鄉改革的步伐。據了解，重慶公租房的最初探索，的確源于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的考慮。當年，在重慶市南岸區，有5000多個床位，以每晚1元錢的租金提供給成千上萬進城打短工的重慶“棒棒軍”居住，是為“農民工公寓”。

　　二是為重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重慶公租房面對的很大一部分群體是新創業、新就業的大學生。孫力告訴記者，目前重慶每年畢業的大學生大約有50%留在本地，“如果公租房政策能夠使每年留下的大學生多增加2-3個百分點，則無疑會給重慶的未來奠定一個更好的人才基礎”。

　　三是公租房還有平抑房價的作用，通過減少投資、投機性購房需求，間接放大住房市場供應量。

　　在孫力看來，公租房政策還有益于改變中國人“重買輕租”的傳統住房觀念。

　　目前重慶市住房自有率達78%，只有22%的租房群體。而在新加坡和香港，住公租房的人口分別超過80%和48%，即便在英國、法國和美國等發達國家，租房的人群也在35%以上。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此前曾做過專項調查，中國人“重買輕租”住房觀念的形成，除了受制于傳統“買房置業”的文化心態外，還與房屋租賃市場的立法管理缺失關系密切，多數人認為“租房住不穩定”。就此而言，重慶公租房在制度設計上已體現出某些彌補“市場失靈”的特征，比如公租房起租年限可為5年。

　　正是在上述大邏輯指引下，重慶公租房建設漸成引領民生事業發展的一面旗幟。重慶市提供的數字說，重慶用于民生事業的財政支出，已連續三年超過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支出的50%。

　　重慶市財政局局長劉偉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通過這種“民生導向”、“民生預算”的理財思路，重慶力圖建立“一條民生投入和經濟發展良性互動的有效路徑”。

　　劉偉反復向記者傳遞一個觀點：“民生事業越舍得投入，經濟增長、財政稅收的蛋糕就做得越大。”在他看來，堅持民生導向，回答了重慶“為什么發展經濟”和“經濟靠什么發展”的問題。

　　這一邏輯，用薄熙來此前的話來說，就是“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產力”。

　　“重慶模式關鍵詞”

　　戶籍改革：從2010年8月開始，作為中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重慶市以解決農民工城鎮戶口為突破口，開始全面啟動戶籍制度改革，力爭到2020年全市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以上。重慶此次大手筆推出的兩年300萬、十年1000萬的農民進城計劃，進城農民將穿上城市就業、社保、住房、教育、醫療“五件衣服”，同時脫掉農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三件衣服”。這將成為幾十年來我國戶籍制度改革規模最大、配套制度設計最完善、影響最深的一次實踐。

　　兩路寸灘保稅港區：買進口車便宜10%，煙酒比市面上可便宜五成，在重慶的超市方便地買到拉斯維加斯的速凍火雞……2008年11月12日，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重慶兩路寸灘保稅港區。這是國內唯一一個“水港+空港”保稅港區。

　　西永綜合保稅區：2009年8月4日，重慶和惠普簽訂了年產2000萬臺筆記本電腦出口制造基地的合作協議。在惠普的帶動下，一個龐大的IT產業集群開始在沙坪壩的西永微電園內集結：富士康、英業達、廣達、思科……重慶西永綜合保稅區是國務院于2010年2月15日正式批復設立。

　　一圈兩翼：仔細看重慶的地圖，會發現山城重慶的形狀像一只正欲騰飛的鳳凰。市中心是“鳳頭”、展翅欲飛的是渝東北和渝東南“兩翼”。基于這樣的地理結構，2006年11月，重慶市提出了“一圈兩翼”發展戰略：即以主城為核心、以大約1小時通勤距離為半徑范圍的城市經濟區(“一圈”)；建設以萬州為中心的三峽庫區城鎮群(渝東北翼)和以黔江為中心的渝東南城鎮群(渝東南翼)。

　　兩江新區：面對重慶統籌改革漸次展開，和一座直轄市的崛起，產業發展需要一個怎樣的腹地上邯出的是浦東新區，天津市是濱海新區，在全國關注重慶將如何出牌時，重慶開出了“兩江新區”。

　　六大要素交易所：指的是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農畜產品交易所、聯合產權交易所、藥品交易所、股份轉讓中心、航運交易所等六大交易所的成立，使重慶及周邊省市的資源到重慶來交易，并因此吸引來了大批購買這些資源的投資人，這使重慶成為投資人和各種資源的集聚地，進而對周邊省市的經濟發展形成輻射帶動。

　　民生十條：2010年中，重慶市決定，用兩年半時間，投入3000億元，在解決全市群眾最關心的十大民生問題上取得重大突破，實現“民生十條”。具體包括建設3000萬平方米、60萬套公租房，配合其他措施，解決城鎮中低收入群眾住房難；實施萬元增收工程，使渝東南、渝東北“兩翼”95%的農戶三年增收萬元以上；實現全市農民養老保險全覆蓋，使300多萬農村老人老有所養；發展6萬戶微型企業，為群眾新增30萬就業崗位……總共10項內容。

　　“三項制度”：重慶市從2008年開始，在全市村、社區探索建立的黨組織書記每周一次接待群眾、黨組織班子成員每年兩次進家入戶走訪每戶群眾、群眾意見定期辦理反饋制度(簡稱“三項制度”)。

　　公租房建設：2010年2月，重慶正式公布的公租房建設方案是：未來3年建設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記者 王玉光)

　　“第三財政”

　　將“國企經營”和“地方土地收益”綁在一起，重慶綁出了一個“第三財政”

　　重慶市長黃奇帆曾給重慶市發改委主任楊慶育出過一道題：重慶進行的一系列改革最關鍵的問題是什么，用一個字怎么概括

　　楊慶育答：錢。

　　2010年，重慶市財政用在民生方面的支出達887億元。這已是連續4年重慶將半數以上的財政用于民生。

　　錢從哪里來

　　重慶市政府副秘書長、市國資委主任崔堅道出玄機：從2005年重慶國企率先實現“財政斷奶”以來，每年至少向市財政貢獻100多億元，相當于重慶政府的“第三財政”。

　　“第三財政”的說法最早源于黃奇帆。在2010年的重慶國資工作會上，黃奇帆說，他管了7年財政，從來都是把重慶的財政一分為三，預算內的財政“保吃飯”，包括政府機關運行經費，社會養老、醫療保障體系等；土地出讓金等預算外收入保建設，如修路、修橋等基礎設施；第三財政就是國有資產預算。

　　具體說，“第三財政”就是政府組建重慶城投公司、高發公司、高投公司、地產集團、建投公司、開投公司、水務控股和水投公司等八大投資公司，市場運作，供給民生投資。

　　一位“八大投”公司的管理人員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在市政府的會上，政府與“八大投”公司相對而坐，八大公司一字排開，“政府像發牌一樣給八大公司分派任務。”

　　一年等于三十年

　　多年前，重慶財政困難是出了名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嚴重短缺。崔堅給《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舉了個例子：修一座長江大橋要拖6年時間。為什么呢因為建一座長江大橋需要資金30億到40億元，而重慶6年的基礎設施建設預算也就30億元，所以就要修6年。“要辦的事情很多，那個時候我們真是困惑啊。”崔堅親歷了捉襟見肘的時期。

　　重慶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民生投入財力亟待破題，重慶市整個領導班子都在思考，怎么樣在體制上有一個大突破。

　　重慶市水務局最早進行了嘗試。2000年前后，三峽水庫蓄水，造成長江流速減緩，水的自凈能力降低，給重慶市造成較為嚴重的污染，中央決定在整個重慶主城區沿江建設16個污水處理廠。

　　崔堅介紹說，中央決定用國債投資這16個污水處理廠。第一次投了一半資金。當時的國債管理原則是，必須直接投給業主，誰來承擔這個廠的建設，錢就投給誰，這樣就投給了各個大小老板。很快，重慶向中央反映，錢不夠，水廠建不起來。當時主管此事的中央領導就下來調研，發現這一半的錢只夠征地。于是，把一半的資金提高到75%到80%。結果水廠還是建不起來，還差20%的資金。

　　最后，黃奇帆提了個建議：是否可以改一下思路，這些廠都由重慶市政府來接，代價是中央的國債重慶不還了。而后，重慶便把16個污水處理廠全部接了下來，成立了一個水務集團。

　　“重慶用100億元國債注資水務集團。”崔堅說，水務集團利用這100億元的資本金，又向銀行貸款100億元，不僅把污水廠全部建起來了，還把管道都鋪設好了。此后，應該出多少水費，政府就按照成本購買水務服務。“如果不用企業運作的模式，重慶什么都搞不起來。”

　　事實上，重慶政府給“八大投”注入的主要不是資金，而是土地。“八大投”的基本模式是，政府向“八大投”注入儲備土地，“八大投”以儲備土地作抵押向銀行貸款。隨著土地的市場增值，用在市場上拍賣賺到的錢來歸還銀行貸款，繼續承擔公共設施建設。

　　“我們用這套‘八大投’的模式，最后能夠帶來巨量資金，就可以加速進行建設，一年我們可以干幾十年的事情。從原來一年10來個億的投資，到現在一年250億到300多個億，一年能夠等于三十年。”崔堅說，“發展起來以后，經濟是一個良性循環的，基礎設施建設得越好，經濟就發展得越好，所以這些年重慶就轉動起來了。”

　　崔堅以公租房資金運作為例，進一步闡述了“八大投”的運作模式。重慶計劃三年建設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按照2500元一平方米計算，大概需要1000億元資金。錢從哪里來

　　“我們是把政府的工資都停下來，勒緊褲帶來修公租房嗎沒有！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國資運作模式。”重慶市財政局局長劉偉說。

　　以建在主城的2000萬平方米舉例，重慶將這2000萬的建設任務大致對半分給“八大投”中的兩個企業，地產集團一半，城投集團一半。

　　兩個集團把任務接下來后，就形成了一種三家關系，建委等部門負責組織建設，出規劃；兩大國有集團負責出錢，做業主；房子建好以后向地方房管部門交鑰匙，房管部門負責分配房子及以后的日常管理。

　　“讓國土局長作地產集團董事長”

　　目前，“八大投”總共坐擁30萬畝儲備土地。依靠運營土地的“八大投”模式能維系多久崔堅回答：“10年”。

　　但他特別強調，運營土地的模式肯定是階段性的，長期而言要靠自身的造血功能。現在每一年的城市土地的供應大約是幾萬畝，算下來大概還有10年左右的時間，把儲備的土地全部釋放出來。釋放以后“八大投”公司的資產就都變成了“公益性資產”。

　　崔堅認為“八大投”與其他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的本質區別在于，重慶走的是完全企業化運作的道路，比如，水務集團現在的運作模式就是“要么我收費，要么政府要購買我的服務”，關鍵是要設計出模式來讓政府購買服務，只有有了常規性的盈利模式，才能實現資金的持續供應。

　　如今，“八大投”中很多公司已實現了多元化經營。以城投公司為例，有公租房項目，還有上市的房地產公司，也有自有的知識產權經營性項目。

　　“八大投”名聲在外，學習者眾。一位外省市的國資主管領導到重慶取經，他有一個困惑：重慶把土地給了“八大投”公司，重慶的國土部門會愿意嗎這不是與政府分權嗎

　　崔堅的回答很干脆，“為什么不考慮一下，把國土局長派去做地產集團的董事長呢”這樣就沒有矛盾了。對方說，“這倒是個辦法。”崔堅說，“不是‘是個辦法’，我們就是那么干的”。崔堅還補充道，“不僅如此，地產集團董事長對國土局局長的人選還有推薦權。”

　　2003年2月成立的重慶市地產集團的首任董事長就是從重慶市國土資源局局長任上調來的，總經理來自國土局的常務副局長，市政府給這個集團的定位之一就是“重慶市土地儲備中心。”而在其他城市，土地儲備中心是隸屬于國土局的一個機構。

　　其他地區能否借鑒“八大投”的城市運營模式

　　“八大投這種模式最適合的是直轄市。”崔堅認為，如果是一個省，省政府有立法權，但沒有土地，土地在各個地市。各個地市有土地，但無立法權，沒有立法權就很難有稅收等權利。“直轄市恰恰有一個體制上的優勢，既管立法又管經濟。”

　　其次，崔堅說，目前國家對地方劃撥土地已有嚴格限制。但重慶建立“八大投”時，“劃撥土地就是在地圖上個劃圈，現在已很難實現了。”

　　“民生財政”

　　重慶市將“國企經營”和“地方土地收益”綁在一起，綁出了一個“第三財政”。“土地給國有企業做貢獻，因此國有資產收益也就應當是政府收益的一部分，所以叫第三財政。”重慶市財政局局長劉偉說。

　　這種模式在其他地區看來，國資運營自成體系，是分了財政的權。“按照傳統思維，大家肯定是這么看的。比如修一座橋，傳統做法是通過發改委立項，通過建委招投標，而現在卻由國資公司運行。另外，還有另一個論調，國資公司都把錢賺走了，得了人心了，最后是政府的債、財政的債。”

　　但劉偉說，財政部門要有一種格局。在《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中，他花了幾十分鐘講到國資運營“八大投”平臺對財政的幫助和貢獻。 “重慶現在都變成‘橋都’了，原來我們10年修一座橋，現在是一年修幾座橋。”“八大投”的效能令劉偉頗為感慨。

　　與此同時，“八大投”平臺所造就的第三財政高地，也引起了眾多部門的艷羨。崔堅坐在渝富大廈27層的接待室向本刊記者坦承：“我盡管對‘八大投’很樂觀，但壓力還是蠻大的。哪個部門都覺得這兩年‘八大投’賺錢了，應該來補貼自己，不斷地跟我博弈。”

　　在國資運營與財政聯動的表層格局下，其實蘊含的是一個“民生財政”的系統性財政思路，這在劉偉看來是“發展和理財思路的變遷”。他說，市委市政府著力要走一條以民生為導向的發展道路，“而從財政來講，在理財思路上加以跟進，這條道路確實就破題了。”

　　如果重慶同樣走先發展再富民的道路，難以與其他三個直轄市相比，8萬多平方公里，40個區縣行政機構，18個國家級和省級貧困縣。這就是與之不同的市情。現在，重慶市每一年民生投入的財政開支都在50%以上，“我們找到了一條以民生為導向的‘內陸財政’的有效路徑。”劉偉說。

　　重慶市發改委主任楊慶育認為，重慶的發展，是中央直轄市政策、庫區移民區政策、老工業基地改造政策、西部大開發政策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政策疊加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并不具有普遍性。在重慶城市建設10多年的資金盤子里，國家開發銀行的政策性貸款正是其獨特優勢之一。

　　在剛剛舉行的央視2010經濟年度人物頒獎上，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陳元獲獎，在其感言中只提到一個城市，就是重慶：“10年的合作，如今重慶已經是西部基礎設施最好的城市之一了，重慶是我們與政府成功合作的一個典范。”

　　崔堅說，從10年前我們與開行開始全面的合作，我們的合作從每年100億元、200億元、500億元，一路增長到現在的1000多億元的規模。

　　“其實國開行的貸款和其他商業銀行的貸款是一樣的，利息也不低，條件也沒放松。唯有一條就是，只要重慶市政府敢擔保，銀行就敢放貸款。”而這一點才真正是重慶的特殊之處。崔堅說。

　　也有人對重慶“八大投”模式提出過質疑，認為“第三財政”不過是“土地財政的翻版”，“八大投”核心在一個“大”字上，通過做大企業資產規模，降低資產負債率，從而放大其信貸融資能力。這位業內人士據此認為，“‘八大投’其實也是有風險的。”

　　對于這一擔憂，重慶市在“八大投”成立初期就建立了風險防范意識。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曾為“八大投”確立了三條“保命”原則。即“三個平衡”：一是資產和負債的平衡，任何時候“八大投”資產負債率不能超過60%；二是現金流平衡；三是投入和產出平衡。此外，據崔堅告訴記者，“八大投”還要始終遵循“三不”的“鐵律”，即：財政不為“八大投”擔保，“八大投”之間互不擔保，“八大投”內部的專項資金互不交叉、專資專用。

　　重慶模式關鍵詞

　　314總體部署：胡錦濤總書記在2007年3月份兩會期間，參加重慶代表團討論的時候，提出的重慶新階段發展總體部署。就是重慶新階段發展的“314總體部署”。314概括起來就是：明確了三大定位——努力把重慶加快建設成為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提出了一大目標——在西部地區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交辦了四大任務——加大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力度，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快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革步伐；著力解決好民生問題，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加強城市建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打黑除惡：從2008年7月開始，重慶開始了一輪強勁的“打黑除惡”行動。到目前，共立案偵辦黑惡團伙371個，抓獲5469人，法院判決黑惡團伙200個。(記者 張慶源 劉明霞)

　　農地糾結

　　農民最關心的是，是否用有保障的財產經營權——土地，換取他們心里沒有十分把握的社保

　　從農村走出來的鄒景倫，小時候從來沒有想到，農村的土地，能身價大漲。

　　這中間的紐帶就是城鄉統籌。2010年8月1日鄒景倫從重慶市江津區農委副主任的崗位上，調任該區統籌辦副主任，主管戶籍改革。

　　從這一天開始，重慶市的戶籍改革正式啟動。計劃到2012年，變300萬農民為市民。

　　改革的邏輯有兩條：一個是農民進城，另一個是退掉農地。兩者之間，有一個3年的過渡期。

　　將戶改和土地聯系起來，讓重慶市受到質疑。道理很簡單，農民必須有了工作，才能獲得穩定的醫療和養老保險。在城里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談何容易這無異于是讓農民用有保障的財產經營權——土地，換取心里沒有十分把握的社保。

　　質疑者說，重慶將戶改與土地鉤掛，與土地的財產屬性相矛盾。從2008年開始，成都、重慶相繼在農村開展了土地確權。“確權之后，農地已與農民的身份無關。它已經成為一種財產性權利，不應該因農民身份的變化而失去。”西南政法大學副校長劉俊接受《財經國家周刊》采訪時說。

　　批評者說，戶籍制度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產物，撤銷猶未可及，不應該在它上面再附加任何東西。

　　在質疑聲中，從2010年9月開始，“3年過渡期”一說淡出重慶市戶籍改革的文件。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公開表示：3年過后，轉戶農民也可以不退地。

　　而現實情況要復雜一些。

　　農地走紅

　　從重慶市政府的角度考慮，如果農民不退地，城鄉統籌就很難推進。黃奇帆曾在一篇文章中，將重慶市城鄉統籌的路徑概括為“劉易斯拐點”：農民進城，土地留下，使得留守農民的人均占有資源量增加，這樣城鄉之間的差距就能不斷縮小，最終到達“拐點”。

　　在實踐中，重慶的城鄉統籌沒有完全沿著這條提高“人均占有資源量”的道路發展，而是走了一條提高土地生產效率的道路。重慶市發改委系統一位受訪官員分析說，中國農村的主要問題，不是人均占有土地少，而是這些土地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效率。

　　造成農地生產效率低下的因素，在鄒景倫看來，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沒有形成市場定價的機制。“糧價受政府嚴格調控，影響承包地的收益；宅基地不允許上市，價值無法體現，只能坐等征地拆遷時官方定價。”

　　此時，城市的發展為農地帶來了機會。中國的城市化在經過了幾十年的累進式發展后，開始遭遇土地的瓶頸。國土資源部為了力保18億畝耕地紅線，開始限制城市的征地指標。黃奇帆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各省(市、自治區)向國土資源部要用地指標1200萬畝，按照國務院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他們每年只能批600~700萬畝。”具體到重慶，“一年要用地20萬畝，國土資源部只能批15萬畝。”余下的這部分，大部分城市的“解決之道”，是違法用地。

　　重慶市則將視線投向了農村廣袤的土地。他們發明了一樣東西，將城市的用地需求與農村的土地聯系在一起，這個新東西叫“地票”。正是這項發明，讓多年來無人問津的農村土地——尤其是偏遠農村的土地，漸成熱土。

　　地票，簡單地說，就是一種在城市周邊征收耕地的資格。這種資格的取得，以復墾相應面積的農村宅基地為前提。

　　地票的作用是獲得一種在城郊開發的資格，對復墾地塊所處的位置并無要求，這就給邊遠地區的宅基地帶來了升值機會。復墾宅基地與城市之間的距離越遠，增值的幅度就越大。

　　這樣，農村的土地就有了兩個升值預期：近郊的土地等著被征用，邊遠的則等著“被地票”。

　　從2008年12月4日第一張地票上市，重慶地票價格就一直呈現穩步上升的態勢：當年的起拍價僅為4.2萬元每畝，成交均價超過8萬元。而在2010年底舉行的第19次地票拍賣會上，起拍價為16萬元每畝，比第一張地票的起拍價高了近4倍。重慶市發改委主任楊慶育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在第19次地票拍賣會上，最高一筆地票的成交價每畝已超過了30萬元。

　　一本兩頭算的賬

　　2010年10月25日，重慶市國土局出臺《關于規范地票價款使用促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復墾的指導意見(試行)》。規定“復墾宅基地及其附屬設施用地的地票平均價款，扣除復墾項目工程成本和融資成本后，85%支付給該區縣(自治縣)退出宅基地的農戶，平均費用每畝不低于9.6萬元；15%支付給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平均費用每畝1.7萬元。”

　　9.6萬元是什么概念拿重慶市酉陽縣算一筆賬。按照該縣2008年制定的《關于調整征地補償安置政策有關事項的通知》，被征地農民補償安置的費用主要有兩塊：一塊是土地補償費，規劃區內的補償標準為每畝11500元，規劃區外為9500元；人員安置費為每人26000元。

　　江津區先鋒鎮鎮長周隆彬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人員安置費通常是根據被征收土地的面積計算。“若征收面積達到了達到了當地的人均耕地數，則安置一個人。達不到則按照比例補償。”

　　酉陽縣2008年統計資料顯示，該縣人均耕地為1.03畝。如果在該縣的規劃區內征收一畝地，被征地農民能拿到的土地補償費就是11500元，人員安置費是1/1.03×26000=25340元。兩者相加就是36840元。加上青苗補助費、地上附著物等補償，總額不超過40000元。

　　這樣，這畝地以地票的形式拿到重慶土交所拍賣和以征地的形式獲得補償的差額，就能算出來：9.6萬元－4萬元=5.6萬元。

　　這個賬如果拿到用地的政府這一頭，就應該反過來算：政府通過征地向農民支出的賠償，與通過地票向農民支出的費用相比，至少節省5.6萬元。“所以，地方政府用地，其實不愿意通過地票，他們更愿意通過內部的增減掛鉤。”上文提到的發改委官員說，所謂內部增減掛鉤，就是在一個區縣范圍內，將農村的宅基地復墾為耕地后，就可以在城市周邊征用相同面積的耕地。

　　江津是重慶第一張地票的誕生地。鄒景倫說，2010年江津區有意復墾的耕地有近兩萬畝。該區建設用地的需求有至少1.5萬畝。“我們既是最大的地票生產者，又是最大的消費者。”

　　有時候，他們不得不先把自己的地票拿到土地交易所去拍賣，再想辦法把它買回來。但有時也會發生意外。去年年底的一次拍賣，他們帶著1000畝的地票前去拍賣，想以最高每畝24萬元的價格購回，結果“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出現了一個實力強勁的競爭者，對方最終以每畝26萬元的價格成功“搶”走了這塊地。

　　江津區先鋒鎮鎮長周隆彬傾向于將地票理解為落后地區對發達地區的一種“貢獻”。他說，該鎮2008年復墾耕地150畝，2009年復墾360畝，2010年1800畝，“我們鎮用的可能也就幾百畝，剩下的都貢獻給區里了。還有南部山區，一年可能就用一二十畝，剩下的也都貢獻出來了。”他說，這種“貢獻”當然是有代價的，其中的大部分都給了農民。“這就是反哺。城鄉統籌的意義就在這里。”

　　江津區一位政府官員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因為復墾的土地都很貧瘠，又多沙礫，一般不會有農民愿意種。一般是上面來檢查了，村集體經濟組織臨時種上。到時候誰收，還很難說呢。”于是很多人擔心，守住了耕地的紅線，是否能守得住產量的紅線

　　都是為了宅基地

　　農村的宅基地，除了復墾外，還有兩個用途：建設工業園區，或者作為農業園區的配套建設用地。業內普遍認為，這是目前城鄉統籌的兩種有效形式。前者帶來了就業機會，后者帶來了農業新的生產方式。

　　坐落于江津區先鋒鎮的中小企業園區，占用了該鎮大部分的地票指標。該企業園將在2013年之前建成1000畝的規模。鎮長周隆彬跟記者算了一筆就業賬。在園區建成之后，按照每畝地解決8~10個就業來算，1000畝就能解決8000~10000人。該鎮共有6.8萬人，其中勞動人口2.7萬人。就是說，該工業園區建成之后，能吸納該鎮三分之一的勞動人口就業。目前，這些勞動人口中，除了近1萬人外出務工外，其余的以打散工或者務農為生。

　　周隆彬說，這種就業機會，正在描述出一幅現實版的“進城路線圖”：有了就業機會后，原來務農的農民就可以半工半農，“每天騎著摩托車到工廠來，晚上再回去。”這樣的日子持續一段后，逐步找到職業的穩定感，并且風里來雨里去也不方便，于是開始在城里或鎮上租房；再過一段時間，工作更為穩定，就把老婆和孩子接來，讓孩子在城里上學，有條件的開始謀劃在城里買房。“這個過程，是一個農民在城市逐步找到歸屬感的過程。這個過程少的5年，多的10年。有的可能根本走不出來。”

　　農業園區在城鄉統籌中的功能，是探索出一條新的生產方式，以提高承包地的產出效率。鄒景倫說，產出效率的提高，不僅能為租金的提升提供空間，也能吸引更多的城市資本下鄉。

　　但對糧價的嚴格調控，讓承包地產出效率提升的空間有限。江津區一位農口官員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有一位與自己相熟的企業主下鄉搞現代農業，流轉了4000畝土地栽柑橘。他問這位企業主：種地能不能賺到錢 “農民種了幾十年的莊稼賺不到錢，我怎么可能賺到錢” 這位企業主回答說。

　　既然種糧掙不了錢，那他們下鄉是沖什么來的這企業主說，是沖著農民的宅基地。

　　按照重慶市對于農業園區的政策，租用一定規模的承包地，其中的10%可以作為建設用地。“也就是說，這4000畝地里面，有400畝是宅基地。他最多用50畝地建集中居住區，就把農民安置了。剩下的350畝，搞旅游開發。”

　　“這400畝宅基地，本來是為了農業配套的。現在反過來了，那3600畝糧地賺不了錢，要靠著這400畝宅基地找平衡。”上面提到的江津區農口官員說。

　　退地賬

　　在重慶市的轉戶方案中，第一批的轉戶重點集中在三類人群：大中專畢業生、失地農民和在城里打工3年以上的農民工。重慶市發改委副主任徐強說，這三類人中，前兩類基本上沒地，第三類雖然有地，但其生活已經不靠地了。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調查中發現，農民“不靠地”與“退地”是兩回事。農民對于退地的擔心，隨年齡的不同內容各異，總體上呈現出“兩頭少、中間多”的特征：中年人對于退地的擔心，遠比年輕人和老年人多。

　　今年47歲的江津區先鋒鎮麻柳村村民林陽昌說，他這個年齡不上不下，大一點可以等著領養老保險(重慶市針對退地農民設計了一份繳費較低的保險，60歲開始領錢)，小一點可以出去打工。“現在打工沒人要，領養老保險還要十幾年。如果交了地，這十幾年怎么辦”與林陽昌年齡相仿的江津區幾江街道仙池村的賴流東，也對此感同身受。

　　下一代人的想法就大相徑庭。賴流東的兒子賴勇說，他從小到大沒干過農活，經濟上也主要依賴打工，所以退不退承包地其實不是個問題，但宅基地就不一樣了。“按我的收入水平和目前的補償標準，很難在鎮上或區里買一套房。”

　　年近60的仙池村村民鐘新碧，則對老了以后能過上城里人的生活有一種向往，“拿著退休金，不用干活。”但要求退地的補償金能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在城里買房，買了房后，還能有錢支付養老保險。

　　上述兩個問題又回到了同一個問題，就是補償的標準。江津區征地的承包地補償標準由三部分組成：土地補償費1.4萬元一畝；青苗及附著物補償費每畝6000元；安置費每人2.5萬元。宅基地的補償標準也分為三部分：一、原房補助，依房屋的建筑材料分為四個標準：土草每平方米150元、土瓦165元、磚瓦255元、磚混285元；二、院壩補助：每畝6000元；三、購房補貼。若在城里購房，補助3萬元。

　　以位于規劃區內的賴流東家為例。他家里有4畝左右承包地，磚瓦結構的房子150平方米左右，院壩一畝左右。如果他退掉所有的土地，他能夠得到的補償為：224250元。如果他打算在城里買房，還有3萬元的買房補貼，加起來是254250元。

　　這個錢，如果要在江津城區買房，以均價每平方米4000元算，能買63平米多一點。如果在附近的先鋒鎮上買，按每平米2000元計算，能買120多平方米。但買了房以后，補償款就用完了。接下來的日子怎么過

　　江津區截至2010年12月31日的統計數據顯示：在總共105472個轉戶人口中，僅有661人選擇了退地。

　　在退地不力的情況下，包括重慶市江津區在內的一些區縣正在進行一種股權化的嘗試。“就是不讓農民退地，而是把土地的經營權化作股權，流轉給專業的公司。這樣農民一方面不會有失去土地的顧慮，同時又能發揮出土地的效率。”

　　重慶市發改委主任楊慶育說，重慶市戶改辦接下來有可能出臺一個政策：對于進城的農民，在保證其承包地收益權的前提下，鼓勵其交出經營權。“因為重慶城鄉統籌改革的思路是：農民進城后，就可以使留在農村的農民人均占有資源增多，并最終實現‘劉易斯拐點’。而如果進城農民繼續經營土地，這個目標就很難實現。”(記者 韓永)

　　重慶模式關鍵詞

　　“三項活動”：2010年初以來，重慶在全市各級機關干部中開展以“三進三同”、“結窮親”、“大下訪”為主要內容的密切聯系群眾“三項活動”。“三進三同”：通過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同吃、同住、同勞動，與村社干部、群眾代表一起座談，了解他們的實際困難，解決了一些實際問題。“結窮親”：到“親戚”家走訪、慰問，深入到農村一線。“大下訪”與“三進三同”、“結窮親”一起，作為各級黨組織工作常態，要求各級機關干部走出機關，到矛盾最尖銳的地方，找有“疙瘩”的群眾交心談心，收集民意、體察民情、積聚民智、排解民憂、疏通民怨，在思想上、感情上拉近與人民群眾的距離。

　　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隱于市中心最繁華地段的重慶交易大廈四層，是重慶市農村土地交易所。2008年12月4日，市政府出資5000萬元，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掛牌成立，這是全國首家主要從事“地票”交易的地方。

　　內陸開放高地：實際利用外資，5年增長12倍，達到60億美元，總量中西部第一，增幅全國第一；一年對外投資50億美元，利用外資增幅連續兩年全國第一；吸引世界500強企業投資項目總數西部第一；投資潛力競爭力排名國內第四，僅次于京滬津……2009年3月，薄熙來提出，要力爭用5年時間，將重慶建成我國內陸開放高地。

　　“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重慶發展的短板在“兩翼”，“兩翼”發展的難點在農村，農村發展的關鍵在增收。2010年3月，重慶市委、市政府正式啟動了渝東南、渝東北“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即到2012年，“兩翼”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8%左右，增加800元以上，達到6400元。“兩翼”農村戶均純收入在去年基礎上增加1萬元，達到2.5萬元。

　　綠化長江：2010年9月，“綠化長江 重慶行動”捐資造林大型公益活動正式啟動。未來3到5年時間，重慶市將向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社會集資30到40億元資金，放入“中國綠化基金會重慶長江專項基金”。長江兩岸將造林380萬畝，兩岸森林覆蓋率由目前的22%提高到65%。

　　渝川突圍效應

　　花錢的改革容易做，需要協調、需要出力的改革很難做。總體看，我們的市場化改革需要突圍

　　從效率、平等和穩定三個角度看以往30年全國改革和發展總的形勢，成績是顯著的。這一點毋庸置疑，否則，我們就會懷疑改革開放的意義所在。但是，我們的局面遠不太平。

　　從國民經濟效率看，形勢已很讓人憂慮。多年促進經濟增長的“土地紅利”和“人口紅利”已很難持續發揮作用，結構問題日益突出。國有大企業在國內競爭中稱雄，私營經濟的空間仍受到擠壓。土地制度改革和戶籍制度改革長期得不到突破，以致要素市場的結構性問題相當嚴重。

　　從社會平等構建的角度看，我們在公共財政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在勞資關系的調整方面建樹不夠，而后者才是決定社會利益分配的基礎性因素。中國勞動者普遍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高、勞動保護付之闕如，以致中國GDP增長對就業拉動的作用顯著低于發達國家相應經濟發展時期的水平。

　　從社會穩定的角度看，我國雖然已經產生了一些有利于社會穩定的因素，過去那種“壓力型”社會穩定模式正在發生轉化，但這種轉化的基礎尚未形成。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有序推進民主制度，發育橫向聯系的社會組織，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增進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圍繞以上三個目標深化改革，難度并不小。花錢的改革容易做，需要協調、需要出力的改革很難做。總體看，我們的市場化改革，還處在“途中”，產品市場的機制基本建立了，要素市場的機制還沒有確立。改革需要突圍。

　　重慶和成都綜合改革給我們提供了希望。他們的改革確實有很大進展。

　　兩座城市都在要素市場擴大方面有顯著成績。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機制建立了，農民市民化的通道打開了，這為提高經濟效率創造了條件。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以及城鄉建設用地市場的統一，在政府規劃和用途管制下推進，促成了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

　　成都深化農村土地產權改革，確立了土地承包權長久不變的制度，為全國解決這個難題樹立了典范。成都的農村人口布局調整還增加了耕地面積，打破了目前國內“土地過度城市化、人口半城市化”的困境。

　　重慶制定了農民變市民的時間表，而成都則一舉實現了城鄉居民基本公共服務的一體化。重慶通過除惡打黑增進了百姓對政府的信任，社會穩定水平有了提高。成都則通過一系列惠民工程改善了政府服務，使成都成為國內公認的宜居城市。

　　我當然不認為重慶和成都的改革已經十分完美。例如，城鄉建設用地市場統一以后，土地市場的運行還可以簡化，以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專業農戶的居住方式是不是強調集中，也值得探索；涉及農民權利轉讓情形時，確保農民自愿原則的實行如何制度化也需要探索；中央政府曾提倡“凈地出讓”的做法，可解決開發商“強拆”問題，也值得一試。這些方面都應予以重視。

　　重慶和成都的改革方案絕非是“拍腦門子”的結果。他們的改革固然和地方主要領導人的政治素養有關系，但不要忽視他們所依賴的智囊團隊的作用。據我了解，重慶和成都的政策研究室以及市轄社會科學院，都有一些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堅定信念的學者，他們對改革的推進發揮了重要作用。

　　目前，學界對重慶、成都改革的討論已相當深入，兩座城市的具體做法也已經為人們所逐漸熟知，這里不必一一贅述。當然，引起爭議的做法也有。我以為，如果放在更大背景下去看待，也許我們會多一些理解。

　　中國的改革要從長計議。長遠看，重慶和成都目前的改革不免有局限性，但這種局限性有來自地方政府自身局限性的因素。一些重要的改革，單靠地方一己之力，很容易陷入騰挪失矩之局。中國在轉型過渡期，需要處理好三大關系：一是處理好勞動和資本的關系，以解決基本民生問題；二是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以解決縱向分權問題；三是處理好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以增進社會公平，完善民主政治。

　　我希望這三個關系的調整分別用10年、20年、30年的時間段來完成。調整要一步一步來；不做不行，做急了也不行。光靠地方政府不行，中央政府也要行動。最近流行一個詞語，叫做“頂層設計”，我以為是有意義的。重慶、成都的改革有了一個良好開局，如何在更大范圍積極而穩妥地推廣一些地方的成功做法與有益探索，需要中央政府設計與決策。(文/黨國英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研究員)

　　一個文藝處長的“唱讀講傳”在2009年4月調到重慶市委宣傳部文藝處之前，徐朝對文藝幾乎一無所知。在他的印象里，文藝處應該“畫個畫，彈個琴”。

　　報到后知道，這份工作主要是組織“唱讀講傳”——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

　　當時，在重慶這片有著紅色傳統的土地上，“唱讀講傳”已全面開花：繼2008年6月30日以一場“迎‘七一’歌詠會”拉開唱紅歌的序幕后，2008年12月，重慶市委宣傳部、西南大學編輯出版了《讀點經典》第一輯，標志著“讀經典”活動正式啟動。2009年3月31日，重慶市委宣傳部和該市文聯舉辦首場故事會，“講故事”活動啟動。2009年4月28日，重慶市委宣傳部聯合相關部門舉辦“紅巖頌——第二屆紅色短信創作傳播大賽”，標志著全市“傳箴言”活動正式啟動。

　　經過了半年的學習，徐朝正式上路。他有兩項工作：一是對“唱讀講傳”進行統籌——“唱讀講傳”的組織分散在四個部門：唱紅歌由市委宣傳部文藝處和市文廣局牽頭；讀經典由市委宣傳部辦公室管；講故事的牽頭人是重慶市文聯的故事辦；傳箴言則由互聯網新聞管理研究中心組織。“所謂統籌，就是備案和協調。”

　　徐朝的另一項工作是組織大型活動。所謂“大型”，主要指的是人數多。“一般每場演出有三四千人。由于是集體性節目，有時候演員的人數跟觀眾的人數差不多。”

　　接到任務以后，徐朝的第一件事是策劃。就是決定上哪些節目，以及這些節目怎樣排序。上的節目要跟活動的主題相關，還要考慮不同觀眾的口味要求。“香港人來了，我要考慮《共產黨宣言》他們能不能接受，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他們無疑是可以接受的。渝恰會的人來了，有很多老外，就可以選擇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現在‘菜’多了，能夠滿足很多人的口味。”

　　接下來，徐朝要開幾個會：第一個會，把演出單位召集來，布置任務；第二個會，把主辦單位、燈光音響、安全保衛、消防、衛生保障的都喊來，協調工作；第三個會，是給觀眾開會，提一些要求。

　　徐朝說，他還要注意一些細節風險。“比如字幕和背景。如果講抗美援朝，背景放的是美國大兵在阿富汗的照片，這不是要命嘛！”

　　有時排練，他還會帶上自己不到9歲的孩子。耳濡目染，小家伙已能背誦多首革命詩詞。前些日子，重慶衛視春晚排練，妻子帶孩子前去觀摩，回來后孩子說，“不如‘唱讀講傳’。”

　　讓徐朝他們最苦惱的是人總是來不齊。“今天這個沒來，明天那個沒來。一個排練兩次就能通過的節目，有時候要排練五六次。”1月21日下午，重慶市委宣傳部在地下一層排練《接過雷鋒的槍》，演員站位完畢后，他們發現：主演“雷鋒”沒來。

　　合唱的指揮王宗瓊從1998年開始組建重慶市國土局的合唱隊。“唱讀講傳”開始后，她接到了很多合唱隊的邀請，現在，她同時是4個合唱隊的指揮，包括一個監獄的合唱隊。

　　重慶市委宣傳部提供的一份資料顯示，截至2010年12月底，重慶市累積開展一定規模的傳唱活動15.5萬場，參與市民超過9088萬人次；開展經典誦讀5.8萬場，參與市民1964萬人次；舉行一定規模的故事會9.5萬場；手機和QQ用戶轉發箴言1.7億多條次，參與用戶1.8億人次。

　　重慶市委宣傳部提供的一份資料顯示，重慶市民對“唱讀講傳”的參與率達到93.4%。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曾在很多公開場合說，“唱讀講傳”是為了弘揚主流價值觀。

　　中國人民大學一位社會學學者分析說，“利益產生博弈，博弈導致多元化。而作為多元化的一個方向，個人主義在近些年蓬勃發展，這是人們在競爭中彷徨無助導致的必然結果……而個人主義是對社會凝聚力的一種消解，甚至可能導致對立。這導致社會控制的成本大大增加。”

　　在2009年9月全國教育系統“祖國萬歲”歌詠活動現場，薄熙來說，“在各種藝術形式中，我特別喜歡大合唱。因為當人們激情洋溢、熱情澎湃之時，往往語言表達不了，一定要盡情地唱出來，而且一定要齊唱、合唱！”

　　“大合唱的過程，還是一個受教育的過程。它可以培養集體意識、合作的意識。”徐朝說。

　　“唱讀講傳”還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就是在重慶市“打黑”活動中，70%實名舉報。有人分析說，重慶人在唱紅歌中重新找回了“大無畏精神”。(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韓永 劉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