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內陸城市的地下勢力怎樣找到自己的滋長空間？

　　“打黑”對商業環境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要根除商業生態中的積弊，

　　僅靠“打黑”夠嗎？

　　文 ｜ 本刊記者  何伊凡  黃秋麗

　　攝影 ｜ 鄧攀

　　編輯 ｜ 康莊

　　時值深秋，山城的夜景令人著迷。飛機開始下降，從舷窗看下去，籠罩一天的霧氣仍未散去，燈火依附層疊的地勢，錯落有致，遠近相襯，倒映在滾滾東逝的長江中。

　　從長江盡頭的上海出發，到重慶的飛行距離是1500公里。我們將要深入了解的這個城市地處內陸深處，作為直轄市，政府的力量可以直達區縣。但是，公權力延伸再長，也不可能覆蓋所有的邊界。

　　自2009年6月，重慶市公安局宣布對黑惡勢力“發起新一輪凌厲攻勢”，僅3個月時間，當地就已經偵破犯罪團伙104個，正式抓捕1500余人，全球追捕496人。黑惡勢力背后的保護傘也被掀翻，已有20余名中高層官員落馬。

　　被稱為重慶“史上最強”的打黑行動，已經在當地政商各界產生劇烈振蕩。盡管警方公布目前扣押涉案資產為15.3億元，相對全市經濟總量微乎其微，但“黑金”鏈條盤根錯節，蔓延已久，警方披露涉黑高利貸達300億，可略見一斑。

　　走私、制毒販毒、制造假幣，這些國外以及沿海地區現代黑幫的經濟支柱，并沒有成為重慶涉黑組織的主要罪行。此次打出來的黑幫，體現出了中國內陸黑幫的典型特點——以經營范圍劃分，他們可分為兩類，一類以非法手段做合法生意(合法生意即可以公開經營、受政府許可的生意)，別的經營者一旦進入其勢力范圍，就會遭遇暴力排擠；一類兼做合法生意與非法生意，這些非法的地下生意還停留在開賭場、組織賣淫等古老“業務”。

　　在政府對“黑、官、商”利益死結大動刀斧、擺出“刮骨療毒”的架勢之下，黑勢力潛滋暗長的重慶商業生態，在2009年，經歷了一次“休克療法”。

　　一個內陸城市的地下勢力怎樣找到自己的滋長空間？

　　打黑對商業環境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要根除商業生態中的積弊，僅靠打黑夠嗎？

　　打黑是否會創造新的市場進入機會？

　　歡迎來到重慶。

　　重慶的黑幫商業地圖

　　以非法手段做合法生意，是此次重慶打黑發現的中國內陸黑幫的典型特點

　　壟斷經濟學的“門徒”

　　從機場大巴上走下來，走進高樓大廈的后面，這座城市的另一面呈現在我們面前。街頭報攤的報紙封面上，賓館電視的畫面上，撲面而來的是幾位如今國內聞名的臉——“豬霸”王天倫就是其中之一。王天倫綽號王三兒，是重慶今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他在生豬屠宰和豬肉批發兩端，形成了一定的壟斷。

　　王天倫已經被抓，我們找到了一個熟悉江湖掌故，也認識王天倫的同行接受采訪。在渝北區龍溪鎮一家茶樓，朱杰(化名)小心翼翼和我們見面。他說，王天倫沒有欺負過他，“豬源上大家各占一個碼頭，誰也不惹誰”。生豬屠宰行業人員構成復雜，但王天倫夠狠，鎮得住。他是合川的，合川的豬都要拉到他那里屠宰，該給的錢也都給，只是不準拉給別人，否則就收拾你。批發肉時，即使朱杰他們把肉拉過去賣，王天倫也不和他們正面發生沖突，就算他們批發6.8元/斤，王天倫批發7.5元/斤，合川也沒有一個肉販敢去找朱杰他們拿貨。別人不能在王天倫的勢力范圍內賣肉，可王出產的豬肉卻能在任何區域內賣。

　　渝強實業公司董事長黎強的臉也在報紙上，他涉嫌控制數條公交線路。黎是巴南區人，鄰居和員工對他印象不壞，覺得他熱心、義氣。據說到年底，渝強實業的司機交賬后都能得到一張發票，上面寫著特定時間去某飯店吃飯，在那一天，渝強實業會把附近的火鍋店都包下來，上千人一起吃火鍋，蔚為壯觀。

　　但對其他公司的司機，黎強就沒這么客氣，業余時間經常組織人馬以暴力干擾人家運營。2006年他和另一家運輸企業簽訂車輛轉讓合同，由于過戶時轉讓標的糾紛，對方終止合同，連打六場官司，渝強實業連敗六場。黎強不認賬，派人騷擾對方經營線路，2008年8月在峨公巖大橋附近搶走該公司一輛客車，順便連司機也帶走了。

　　雙方正打第八次官司時，黎強被捕了。

　　地產也是黑社會青睞的產業，但是黑勢力并未進入地產業的核心環節。“你讓他們操作一個項目很難。打黑牽扯到了幾個有房地產項目的老大，他們的項目在重慶進不了主流，行業開會根本沒見過這些人。”重慶一家大型地產公司的王姓副總透露。但他也同時承認，在邊緣環節，黑社會控制力較強。

　　最主要的是土石方。“他們能對這個環節形成壟斷，你完全沒有辦法知道以前是什么價格，好像它一直就這樣的，你只能接受。這次打黑后他們可能會有所收斂，可這塊問題還會繼續存在下去。”

　　采訪中，記者了解到，這些年來，政府在一些具體產業政策上的頻繁調整，以及在行業壟斷與放開之間的瞻前顧后，客觀上促使了一部分民營企業在一些領域里借助非常規手段迅速膨脹，有黑惡背景的企業才能生存、才能拿到牌照、才能保有市場份額，這些企業發展壯大后在行業中形成壟斷，從而又進一步加強其黑白通吃的話語權，于是形成惡循環。

　　1998年重慶政府相關部門將各作坊重組并予以合法化，許多屠宰場“轉正”，獲得了營業執照、動物防疫合格證、衛生許可證和定點屠宰標志證書，民營屠宰場額手稱慶。

　　六年后，響應國家定點屠宰清理整頓的文件，重慶市政府辦公廳下發了通知，勒令主城9區手工屠宰場必須于2004年6月30日前關閉，手工屠宰場原取得的定點屠宰手續自2004年7月1日起一律作廢，原來的108家屠宰廠被砍到8家。

　　整頓屠宰市場并無不妥，但實施過程令手工屠宰廠老板強烈不滿。有些老板認為，國家規定只要有檢疫、檢驗兩個印章和合格證書，豬肉就可以流通，怎么能一夜之間說取締就取締呢？

　　朱杰回憶，雖然手工屠宰場能夠申請二級機械化屠宰場，可幾個當時規模頗大的屠宰場申請都遭到拒絕，在招標中也被刷下來。“沒有人支持，根本過不了這個檻。”

　　王天倫則成為幸存者，他的今普公司在此前后成立，還成為2004年的重慶農業化龍頭項目，朱杰說今普獲得了多個綠燈。在王天倫被捕之前，今普的市場表現和經營業績甚至令上海的上市公司梅林正廣和都頗為心儀，后者收購了王持有的今普大部分股權。

　　交通改革上演過類似一幕，2000年之前，重慶民營公交幾乎能與國營公交抗衡。但2000年、2002年、2005年，重慶連續發文，通過升級公交車型，停止新增運力線路申請等方式，保護了國有公交體制主導地位。2005年后，所有民營公交車輛序號規定以“7”開頭，重慶國有公交車車輛從2000年的1500輛發展到5000余輛，而民營公交車僅剩下471輛。 

　　重慶市民稱“7”字頭司機拿的是“飛機駕照”，飆車逆行是家常便飯。原因之一是民營公司無法享受國有公交企業的巨額補貼、稅費減免等種種優惠，還要面對線路、停靠站等限制。壓力層層傳遞到司機，令其不堪重負，只能違規以“多拉快跑”。

　　民營公交之間，民營公交與國有公交之間，為搶奪線路、乘客，時有械斗、砸車事件發生，包括黎強在內，一些民營公司老板都習慣雇人以暴力處理糾紛。

　　2006年10月1日，7字頭公交車發生30人死亡的特大交通事故，重慶加大公共交通客運改革力度，發文支持大、小客運企業合并，被收購方的線路經營權由行業管理部門直接許可給收購方。此后，渝強實業展開大規模的收購行為。然而2009年4月22日，新政再次出臺，要求在今年5月31日前，民營公交需全部收回，原有一輛運營車輛可換一個出租車指標。

　　黎強對逐漸失去市場份額不滿，曾數次制造群體事件向政府施壓。

　　對這些表面做合法生意的“黑老大”來說，他們尊奉的信條就是壟斷經濟學——壟斷，即使是小范圍的壟斷，也是他們追求的市場目標，為實現利潤最大化，他們頻繁活動在產業鏈上游。他們所進入的領域，最初都是競爭激烈的“紅海”，經過他們參與，以暴力維護市場的邊界，硬生生將生意變成了“藍海”。

　　商黑互養

　　另外一些面孔，比上面這些人多了些暴戾之氣——他們是兼做合法生意與地下生意的黑老大，特點是以“商黑互養”，而且尤其注重培養保護傘，陳明亮為其中代表。

　　這位前重慶儀表廠工人，是中國最早一批下海者，他創辦的重慶江州實業有限公司，位列重慶“渝中區民營企業五十強”之一，項目涉及儀器儀表、房地產開發、建筑材料，他愛好古玩，并把愛好變成了生意，投資1.4億元在渝中區建了面積3萬多平方米的重慶泰古三峽古玩城。

　　如果真相到此為止，這是一個白手起家的富豪創業故事，遺憾的是，陳明亮還有其他“業務”。他開辦大世界酒店云夢閣夜總會，所提供的服務當然不僅是唱歌跳舞。也放高利貸，曾把還不出錢的開發商軟禁在辦公室近一個月，還組織大批重慶老板到澳門賭錢。他也是重慶黑幫中，率先走向“國際化”的代表，其地下錢莊延伸至境外賭場，方便向去境外賭博的企業家們“放水”，并以賭博為手段對這些企業家進行敲詐。

　　陳將合法生意的部分收入用于鞏固勢力，他的組織成員“工資、福利”很好，家屬還有“安撫費”。其團伙成員王勇供述，2008年的春節過節費是5萬元，國慶節發了8萬元，2009年春節發了20萬元。

　　地下經濟也為合法生意消除競爭，陳明亮用高利貸、提供色情服務等手段吸納一些建筑老板加入其團伙。在土地出讓市場，他令團伙內的建筑企業參與競拍，故意抬高地價，采取各種手段脅迫想獲得此地塊的開發商支付“退出費”。

　　重慶非公有制經濟促進會會長黃偉熟悉陳明亮，他透露被捕之前，陳的精神壓力相當大，不敢在一個地方久住，自我解嘲稱“滿天飛”。不過他的“飛行”技術實在不佳，6月3日，江北區一寶馬車主在小區內被人槍殺，兩日后警方獲悉涉案團伙隱藏在大世界酒店內，立即突襲，卻意外抓住了正在聚眾賭博、吸毒的陳明亮，當場搜出毒品和大量現金、管制刀具。

　　對黑手黨的一項研究發現，其勢力迅速蔓延原因之一，是其善于尋找地域管理的空白進行空間轉移。這方面，陳明亮堪稱最善于和國際接軌的重慶“老大”。

　　貧血與“黑”血

　　這座城市的土壤里，是什么樣的民風、商風、官風，有什么樣的毒素或者空間，讓黑勢力坐大至今？

　　民企：被擠占的金融資源

　　一位重慶市政協委員分析說，作為老工業基地，“三線建設”時期的中心城市，重慶國有經濟力量長期以來占據主導地位，計劃經濟味道濃重，1997年直轄后獲得了一些政策傾斜，并沒有轉化為民營經濟的內生活力，反而更加重了行政主導色彩。

　　根據重慶市工商聯材料，2008年重慶非公經濟對GDP的貢獻已達到59%，但其獲得的行政資源與金融資源遠遠與地位不相稱。另一方面，重慶曾采取將國有企業整體打包回購的做法，來沖抵核銷銀行貸款，專家統計，2004年底，國有企業60%虧損的情況下，國有資產卻增加了700億。

　　關于重慶打黑的起因有多種版本，其中之一是“水錢”泛濫。

　　“高利貸其他地區也有，我做過比較，發現重慶高利貸還是太發達了，發達是因為有需求。”重慶一位金融業高管透露。中小民營企業長期以來無法獲得足夠的金融配置，被迫向涉黑勢力“投懷送抱”。

　　重慶金融秩序混亂早有根源，1990年代中期，“三金(農村合作基金、鄉鎮企業投資公司、供銷社股金服務部)、三亂(亂集資、亂批設金融機構和亂辦金融業務)”就曾捅了個大洞，當時基金會、投資公司遍地開花，“三亂”金融機構發展到2000多個，吸納公眾存款近200億。重慶成為直轄市后，向中央財政舉債數十億，才逐漸平伏此事。

　　治理“三金、三亂”雖堵住了從民間無序吸納資金的管道，但并沒有為民企融資打開新窗口。上文中匿名的金融界人士認為，重慶從2002年末開始組建“八大投”，客觀上令金融資源更加向國有企業集中。

　　“八大投”即指市政府調動資源成立的八大公共基礎設施投融資類集團，包括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等，這一創新初衷是由于重慶地形特殊，搞基礎建設成本為平原城市數倍，因此“集中政府的力量，做企業不愿意做的事”，成立以來，修路建橋，切實推動了不少工程。

　　然而，國有經濟體就此迅速膨脹，大量吸納金融資源，銀行更愿意與這些機構合作。至少根據目前“八大投”的定位，即使貸款發生風險成了壞賬也是國家的。

　　上文中匿名的金融界人士透露，八大投中的A公司，早期發債做項目，欠了銀行數億，到期無力償還，只能把不良資產剝離給另外一個機構，將優質資產保留，而且并沒有征得貸方同意。等到其資產質量提高，又去找銀行增加貸款，以貸款將到期債務償還。B公司的子公司成立之初沒有錢，從重慶商業銀行借了10個億作為資本金，轉身就用這筆錢來收購了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包。

　　“這種游戲，民營企業玩的起嗎？”這位金融界人士說。

　　本次“打黑”中，許多線索指向國資系統也是“水錢”出口之一，曾有媒體報道，一些國有大型企業、機構以基礎建設之名拿到利率很低的資金，然后略抬高幾個點，拆借給“中介”，中介以更高利息放給中小企業或者個人。并指出重慶城市投資建設公司下屬上市公司渝開發(000514.SZ)曾向多家公司發放年利高達25%-30%的借款。9月4日，渝開發以公告強烈否認相關報道內容。

　　“國資系統確實有放貸操作，不止企業，銀行也可能插手。”接受采訪的金融界人士曾在“八大投”就職。他透露，操作上，銀行高管可以與私交甚好的擔保公司合作，給對方一定擔保額度，其他企業來和銀行貸款時銀行方暗示必須通過這家擔保公司，交易達成后銀行收貸款利息，擔保公司收擔保費，而擔保費該銀行高管可以分成。

　　“我是打黑的受益者，也是黑社會最大的苦主。”一位被高利貸拖垮了的房地產商告訴本刊記者，他愿以人格甚至生命做擔保證實，有兩個已被捕的黑社會頭子就是某國有金融機構子公司的股東。“這個資料你到重慶市高院能夠查到。”

　　他披露的信息觸目驚心，重慶有一些國有公司，“上面母公司是紅的，到下面子孫公司就是灰的，或者黑的，他們就是高利貸的水龍頭”。他向上文中的公司借貸后，對方就硬將他的公章、工商登記全拿走了，“也就是說你剛剛拿到資金，他就把你的經營權給拿走了，借口是保證國有資產安全。”

　　2008年，網上曾流出一份據說來自重慶第四大開發商隆鑫地產的內部講話，該文中反問：盤點重慶當前開發商，有幾家沒有借過高利貸？同年12月3日，重慶市工商聯房地產商會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重慶房地產開發企業民間高利貸問題的緊急報告》，稱90%房地產企業正深陷高利貸危機，相關高利貸金額在100億元至120億元之間，高利貸平均每年要從重慶地產界抽走80億利息。

　　顯然，誰都不愿承認自己屬于“90%”。本刊拜訪的多家房地產企業，一致稱《緊急報告》中所講情況為“個別現象”，有的企業稱該報告出臺與同創置業有關。同創置業為重慶排名前十的開發商，從2007年起，同創累計從民間借貸41筆，金額高達9.17億元，每年支付的利息過億，借款大部分來自擔保公司。2008年同創資金鏈捉襟見肘，董事長張明瑜面對追債者不勝其擾，只得以1元錢的價格，采用承債方式將第一大股東位置讓給了背景雄厚的北京紅太陽公司。

　　“這根本不是張明瑜的意愿，賣掉的一塊錢他也沒有拿到，賣公司的時候他受到過威脅，當時同創賬上的資產是大于負債的。”張明瑜的一位好友告訴本刊記者。

　　有人甚至不客氣地推斷，國企對民企金融資源的擠占，以及暗中滋生的問題，可能成為另一個火藥桶。這個問題不解決，涉黑勢力還會死灰復燃，一批“老大”倒下去，另一批老大站起來。

　　在解放碑附近的電線桿上，仍能看到新貼的小廣告，除了電話，只有四個大字：討債高手。

　　據說最近追債者都換了副行頭，西裝革履，既不打人，也不罵人，就跟在債主后面，債主去哪他們去哪，吃飯、打車都不需要債主買單，反復就一句話：還錢吧，還錢吧。

　　“你以為過去借的高利貸憑政府一句話就真都不用還了？”朱杰彈了彈煙灰。

　　一方水土

　　“真想把你捆起來丟進長江里！”

　　拜訪江北一家企業時，記者剛走到門口就聽到總經理對部門經理的大吼，后者弄丟了份合同，雖然他的老板打開窗戶就能完成這個動作，但他看起來一點也不擔心：他已從語言上被“扔”過數次了。

　　這是重慶商人特點的一個注腳：性情耿直，膽子大，敢冒險，但相當一部分人對管理的理解處于粗糙狀態。

　　地緣所形成的獨特氛圍向來是地下勢力生態系統的一部分。黑手黨發源自秀麗的西西里島，原因之一是當地長期動蕩，從公元前8世紀開始，希臘人、羅馬人、摩爾人、迦太基人、西班牙人、腓尼基人、法國人、盎格魯—撒克遜人，輪流在這里占領和屠殺。經歷過充滿血光的歲月，復仇早已成為一種傳統。

　　過去10年中，中國政府一直對涉黑勢力頻繁打擊，即使在偏遠的農村，“嚴打”標語也時常可見，但另一方面，黑惡勢力也從未根除。在他們活動猖獗的地區，無論經濟發達與否，大多民風彪悍，而且宗族與社團觀念重。

　　川軍驍勇，自古天下馳名。清末民初袍哥會勢力遍布老四川，幾乎能與官府分庭抗禮。重慶又地處兩江交匯，水道咽喉，“碼頭文化”由來已久，這種文化的特點是既包容又封閉，關鍵看對方夠不夠“兄弟”。建國之初，重慶派系林立，各種勢力角逐，這些歷史都沉淀入了文化基因。

　　重慶最早的民營企業家大多來自于汽摩配套產業，“摩幫”剛剛崛起時面對國有企業競爭，作為市場新進入者，沒有任何背景，會受到舊銷售體系的歧視。那時因為價格便宜，賣貨快，回款卻慢，好聲好氣討賬別人不把你當回事，后來有人發現，帶著火藥槍而不是賬本去更有效。而且汽摩產業剛起步時競爭利器就是殺價，本地企業互相殺，殺到越南，殺到東南亞，殺到美洲，殺得一塌糊涂，殺價紅了眼，人也敢殺，商業中的暴力就這樣萌芽了。

　　“黑老大”之一龔剛模曾是摩托生產企業銀鋼集團下屬銷售公司總經理，“打黑除惡階段性成果匯報展”上，展示龔專門組建有“生產隊”，“社員”配備的不是鐮刀和鋤頭，而是自制的砍刀、手槍。“‘摩幫’中許多人都是舉債發展，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規矩：你借錢給我，我生產的摩托你給我銷出去，中間多拿一點錢，相當于中間商一樣，龔剛模也是這樣發家。”朱杰曾接觸過龔剛模。

　　重慶商圈江湖氣重，有沒有“兄弟”是天壤之別。朱杰比劃著說，“什么叫兄弟？先在大飯店里喝(酒)，再在小飯店喝，最后能到地攤上去喝，這時候就可以談事情了。”

　　曾有外來投資者稱在重慶簽下的合同是“寫在沙壩”上的，一沖就掉，約束力不強，如果“兄弟”感情不深，拿到“沙壩合同”的幾率無疑大大提高。

　　當地的企業素質斷層明顯，像力帆、龍湖等大企業管理水平與全國一線企業處于一量級，但中小企業差得多。“有徽商、晉商、浙商，重慶自己也在提渝商，但老實講，我認為暫時還不成立，我們的商業文化還沒形成。”重慶社科院區域經濟研究所長李勇認為。

　　2008年11月，重慶市政府與軟銀集團、漢能集團和深圳創新投資集團設立了10億的風投基金，可成立半年多未投出一個項目，原因是一旦談到開放股權、提供財務報表和核心技術資料，企業就以各種理由搪塞。重慶軟銀基金管理公司負責人接觸多家企業后直言：這么多錢沒人接招，與當地企業家的意識有很大關系。

　　上文中多次出現的金融界人士深有同感，他目前也做投資業務：“從外圍看，企業不錯，產品不錯，產量不錯，但跟老板接觸以后你就……”重慶商圈中賭博之風甚盛，他相熟的一位董事長，每次去澳門只帶5000美元，贏了就玩一夜，輸了轉身就走，“這算是很有自制力了。”

　　黑惡勢力要成氣候，還需要硬幣的另一面：官風。學者吳思在他的《潛規則》一書中有論述：黑社會就是公權力缺失的彌補，它們構建了一種秩序，只是這種秩序依據另一套不容于社會的規則。

　　重慶曾從周圍區縣大量選拔官員，部分官員視野狹窄，早期還發生過把自己的私章當公章蓋的笑話。治理“三金、三亂”時，給政府留下最重包袱的老板曹陽，做過開縣副縣長、沙坪壩區科技副區長，他喜好古玩、字畫，為此花費800多萬，事發后經專家鑒定70%是贗品，還曾以680多萬元的高價買了兩顆假夜明珠。

　　江湖風氣蔓延到了政界，直轄后重慶政府以土地融資解決城市建設所需資金，各級官員掌控了土地市場壟斷銷售權，他們給開發商降低征地費用、提高容積率、擴大危舊房改造范圍，接連落馬，一人出事，就牽連出眾多“兄弟”，因此被稱為“土地窩案”，僅2007年就有100余名廳處級干部被查處。 

　　為提高官員素質，重慶曾多次引進“博士服務團”，但“打黑”中亦有“博士團”成員落馬，“過去特定情況下，博士也只有兩種選擇：要么成為‘兄弟’，要么就會遭排擠。”一位匿名的政協委員說，重慶許多要職長期以來都由本地人擔任，官場格局近十二年不變，舊勢力相當頑固。

　　部分商人由此失去了對政府、對法律的基本需要，認為找黑惡勢力，解決問題更快、更直接。正常公平的交易安全以及經營安全反而需要這些人來保障，悲哀的是，有時他們判斷還是準確的。“這直接影響政令暢通和政府形象，不暢通，就會形成血栓，造成更大面積的組織壞死，也有人這樣評價：重慶打黑是‘賊逼官反’，我聽了很難受，但找不到更有力的詞匯反駁。”該政協委員用力擦著眼鏡說。

　　陶然居是重慶最大餐飲連鎖企業，其董事長嚴琦是重慶餐飲協會會長。餐飲往往遭遇騷擾較多，不過嚴琦的態度官方而嚴謹：“(收保護費)我沒有聽說過，也不知道詳情。走正道的企業當然歡迎打黑，治安環境越好，吃飯的客人越多，投資者也越來越多。”

　　根據美國人李樸·班·維克爾在《地下黑經濟》一書里的說法，政府權力并不能無所不在，這時就需要其他勢力來填補權力空白。觀諸國內，上千年來維系社會穩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是由鄉村士紳階層主導的宗族勢力，來承接政府正式權力管不到的區域；而市場經濟下這個勢力與階層漸趨離散，新的合理或合法的勢力尚未能完全占領這個權力空白，就給了灰色甚至黑色的勢力以空間。

　　重慶的黑勢力之猖狂在國內城市中并非孤例。2002年，河南許昌曾打掉“梁三兒”犯罪團伙，“一群沿街狂嘯的暴徒，和更大一群呆在家里提心吊膽的人民”，《三聯生活周刊》如此描述許昌的情景。

　　“后黑”時代

　　打黑不會對重慶經濟造成衰退或混亂，但引起的心理動蕩卻不可回避。改善重慶商業環境，僅靠打黑是不夠的

　　“被抓的大部分是暴發戶”

　　“他們今年命犯‘官災’。”

　　金岸命名設計室的陳星余這樣在我們面前點評打黑中被捕的幾位人物。陳是位小有名氣的風水師。重慶地貌復雜，“命運咨詢”、“購房參謀”之類公司頗多，據說，6月后，他們的生意突然好起來。陳透露最近他的客戶中多了公司財務總監以及政府官員。

　　沒有神父，風水師也許是就這個話題最值得吐露心扉的人。

　　公開場合，商人們位置與利益不同，態度也大相徑庭。將拼圖組合在一起，呈現出的是：打黑不會對重慶經濟造成衰退或混亂，但引起的心理動蕩卻不可回避。

　　長期以來，民營企業不得不在暴力與權力媾和的迷宮中行走，一些老板積累的寶貴教訓是：即使不喜歡黑勢力與他們的保護傘，也要和他們保持良好關系，然而關系的邊界并不好拿捏。他們自然愿意看到黑金帝國的瓦解，但也有理由擔心被坍塌的磚瓦砸中。

　　重慶民營經濟特點是中小企業數量龐大，查閱市工商聯資料可知，2008年產值100億以上的企業只有4家，2009年可能會增加一家。產值10億以上的也數得出來，不超過100家。

　　“黑社會對重慶經濟影響至少達到20%到30%。”黃偉放言。這位相貌粗豪的湖北人在重慶做生意近20年，他任會長的重慶非公有制經濟促進會有6000多家成員企業，之前接受其他媒體采訪時，他曾稱一半左右會員都被騷擾過，在黑勢力干擾下，重慶中小企業只發揮了70%的能力，“你打不過他，報警也沒人理”。

　　黃本人有慘痛經歷，連車帶貨就被別人抵押到典當行賣了，自己去告狀卻被以涉嫌詐騙抓起來關了三個月，原因是典當行背后有警察撐腰。

　　“那三個月中，我想了很多事。”黃偉悟出的結論是“敬而遠之”，要和頭面人物保持良好關系。

　　文強(原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黃代強(原重慶刑警總隊副總隊長)后來都成了黃偉的朋友。黃舉了舉手機，示意可以去查他們被抓之前與自己的通話頻率，“但公安局既沒有抓我，也沒有找我。如果有的老板擔心和某某吃過一頓飯會不會也算涉黑，我覺得沒必要，我和他們關系都相當深，但從不沾他們做的事，所以我沒有緊張的感覺。”

　　黃偉不緊張，可緊張的還大有人在。

　　朱杰做了十幾年生意，和涉黑勢力沒少打交道。最近他和朋友一起吃飯，90%都說暫時不會擴大投資，等等再說，看到稅務局來查賬，心里也慌。“你說我們是黑社會嗎？不是。可過去我們為什么要和一些‘老大’搞好關系？別人欺負你時會有忌憚。做生意要在白和黑之間尋找平衡。”朱杰提醒我們注意，有的老板罪名是“參加黑社會組織罪”，他了解其中有幾個人肯定是無意識的“參加”，只是后來超越了限度。

　　在渝北區，偶爾能看到有的建筑工地上塔吊還在，已無人施工。“渝北區抓的開發商最多，加上搞建筑和土石方的，有十幾個人”。一位匿名的地產業資深人士告訴本刊記者，渝北是新區，幾年前到處是農田，如今舉目皆是高樓大廈。“被抓的人大部分是暴發戶，他們沒有跟上行業進步的步伐，只是沾了新城開發的光，這些人不能正確地對待財富，喜歡耍。沒被抓的，也躲起來一部分”。

　　外界傳說重慶街頭上出現了多輛無主名車，朱杰沒見到，不過他引我們看他所在小區停車場內的一輛落滿了灰塵的寶馬740，大概主人覺得現在它太拉風，從6月份之后就沒再動過。

　　“打黑不會擴大化”

　　打黑在現實中真正形成的沖擊是對見不得光的產業。解放碑、楊家坪，過去燈紅酒綠的場所個個門庭冷落。楊家坪某洗腳房保安稱上周一共來過“兩個半”客人，“就是洗腳，沒別的，還心驚膽顫的，有一位客人剛坐下又走了，只能算半個。”

　　間接受些波及的是出租車生意，司機們聊起來更像講笑話。“過去都愿意跑夜班，白天每公里1.8，起步價5塊，晚上10點之后，每公里2.25，起步價6塊。”恒康出租車公司的老梁說，“過去10點之后，每小時能掙100多，越晚人越多，現在連40塊錢都掙不到。”

　　老梁透露，因為擔心樹大招風，2008年11月3日重慶出租車罷工事件后，有些民營大出租車公司化整為零，拆成數家小公司，股東沒變，就是換了公司名字。

　　打黑可以給受害方退錢，但現在敢要那個錢的很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開門做生意，求的是平安，不和黑社會撕破臉，政府打黑，也要配合。

　　黑勢力掌握了重慶經濟的命門嗎？

　　“外界渲染的有點過了。”南方集團董事長孫甚林輕叩著桌面，他現任重慶市政協副主席、市工商聯主席，重慶有80萬個非公經濟單位，13.7萬個民營企業，整個黑社會企業他相信不超過100家，“大大小小19個黑社會頭子，有4個進了工商聯，只有黎強我認識。”

　　孫甚林以涉案的今普食品為例，他計算重慶市去年消耗1600萬頭豬，今普一年最多屠宰100萬頭豬，外面說它壟斷了重慶40%的豬肉供應，他覺得太夸張了。“說實話，我們也進入了農牧業，但到現在我還不知道王天倫(今普公司董事長)是哪一個，說黑社會控制了重慶民營經濟，簡直抬舉他們了，他們沒有對任何一個合法行業形成壟斷。”孫稱工商聯第三季度統計也顯示民營經濟并未因打黑受損。

　　打黑給重慶帶來雙面形象，一面是正在大力打掃屋子，一面是令人感覺過去屋子如此之臟。孫甚林出差，別人總會和他談到重慶黑幫如何。“我覺得部分媒體報道方式有點不對頭，也很反感‘黑社會就是民營企業家’的判斷，黑社會是為了‘洗白’才去去做企業，而不是民企做大了就去當黑社會。”

　　在7月31日的“打黑除惡保平安、警企協力促發展座談會”上，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稱自己有20多億資產，但一生一分錢也沒賭過，可他是賭球的受害者。力帆已在力帆足球隊上花了3億多元現金。他或許希望公安機關承擔部分足協的功能，把“假球”也納入打擊范圍。

　　事涉大企業，牽一發動全身，政府慎之又慎，雖然抓了龔剛模，但銀鋼集團的其他高管卻安然無恙。近年來重慶摩托車企業在走下坡路，一輛車有上千個配件，車廠一般都會把配件廠貨款占壓3個月，“如果打出了摩幫中的大企業，一旦老板卷款逃走或公司查封，那么要波及多少家企業、多少人？”一位摩托車配件企業的副總經理推測。

　　“市委市政府下的決心很大，所以就有人害怕擴大化。許多企業坦率講原始積累階段不正規的東西很多，如今擔心打黑會演變成追究‘原罪’。其實我覺得這種擔心沒有道理。”西南大學區域經濟研究所張明舉所長說。他也是重慶市政府參事，市規劃委員會委員。

　　重慶知名律師周立太則認為“打黑應該是個常態，不是搞運動，確實要謹防擴大化”。他也是開縣臨江客運站涉黑人員李義的辯護律師，“市里肯定不希望看到擴大化，關鍵是基層警務人員執行能力如何”。

　　事實上，重慶并不是黑勢力最嚴重的城市，市委書記薄熙來特意強調，此次打黑，是在前幾任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打黑的基礎上，一以貫之的行動；規模上，也沒有打黑擴大化——就抓捕人數，廣東今年打黑成果甚至還超過重慶；經濟上，打黑是為“內除積弊，外銷積怨”，而并不會影響重慶經濟的正常發展，甚至，今年重慶的GDP估計會達到驚人的14%。

　　打黑還將進入“深水區”，但不管有多“深”，執政者肯定不愿看到重慶放慢GDP增長的步伐，特別是在全國抗擊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

　　探訪各處“黑老大”資產可知，除娛樂場所外，其他產業均在運行，有的公司已為政府工作組托管，哪些資產算是涉黑正在清理之中，對其參股企業如何退出各方均拒絕透露消息。

　　據渝強實業的一位出租車司機介紹，黎強被捕后，公司照常運營，司機每個月交的承包費打到政府的賬戶上，然后再由政府把工資和其他費用撥出來。

　　另一涉黑犯罪嫌疑人馬當的大世界酒店也在營業，這僅是馬當的產業之一，他的大正集團下設十多個子公司，據說，重慶公檢法多個部門以及三峽博物館的物業管理都由大正的物業公司負責，周立太律師透露馬當的兒子已從國外回來，接手了公司。

　　上文中匿名的政協委員告訴本刊記者：打黑行動之前政府就安排好了資產如何過渡不會引發動蕩。

　　7月8日，首屆渝商大會舉辦，打黑成為意外插入的話題。會下透露出的信息是，公安機關為避免影響企業生產經營活動，規定對審查過程中反映出涉及的虛報注冊資本、偷逃稅收、非法集資問題，除數額巨大、后果嚴重、參與黑惡犯罪，并已有充分證據證明，確有現實打擊必要的以外，原則上作情況掌握，不作為當前偵查工作重點。

　　而對作為證人的企業主，其所屬企業在早期生產、經營過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規范行為，且又積極配合公安機關“打黑除惡”工作的，原則上不予追責。

　　引起廣泛關注的是上文提及的7月31日座談會。企業界人士邀請公安局長王立軍參加，孫甚林印象中王立軍的態度穩定了大家的情緒：“王局長說要相信不會擴大化，只要你沒有進入哪個幫派，認識黑社會也沒事。”王立軍還曾將打黑情況通報通過工商聯轉給他。

　　會上有的制造企業自陳年銷售規模超過20億元，發展中最大的問題不是來自市場，而是遭到“黑社會”的脅迫，被敲詐欠下大筆賭債，王立軍當場表示他們欠的1億多元賭債，將一筆勾銷。

　　在投資重慶多年或準備投資的外地商人，可能是對環境變化最敏感的群體，他們更愿意將“打黑”視作全面整理商業環境的訊號。

　　浙江商人在重慶實力最雄厚，僅溫商就接近9萬人。據重慶浙江商會秘書長朱成華介紹，浙商在重慶投資領域包括房地產、醫療、科技、建材、農業等。“打黑我們肯定擁護，過去老鄉來做生意，拉在車上的東西就有人敢公開搶了”。

　　對正在觀望的外來投資者，“黑勢力”并非他們考察投資環境的第一關注點。

　　英中貿易協會重慶辦事處包女士認為，外資公司進入，關注成本、人才供應、行業配套、目標市場以及政府效率，目前還沒有一家外資公司就“打黑”咨詢過他們。

　　成都往往成為重慶的參照，該協會北京總部市場部王女士介紹，西南地區是投資的熱點，英國的企業很愿意帶團來考察。不過整體上成都各方面仍比重慶更專業。“重慶打黑也只是改進投資環境的一個小環節，它不是根本解決辦法，無論軟件還是硬件，近年來重慶政府投入比較大，可不一定能立竿見影，投資環境的提升需要時間。”

　　某外資IT企業正在做落戶重慶前的調研，接受咨詢的重慶社科院專家透露他們正在算走完政府流程所需的時間。該公司計算得很清楚，從立項到投產預留了一年時間，一期項目、二期項目節奏都安排好了，唯一吃不準的就是政府環節，過去的經驗是即使手續齊全在西部至少也要半年，所以他們在重慶預留了2個月。

　　意外的是，這家公司發現20天就能走完全部流程，“過去雖說也是一站式辦公，但你去大廳了解情況還可以，真要辦事還要一個個部門跑，現在就比較實在了”，上文中的專家也覺得意外，他們也聊到了打黑，如果這也是打黑的“副產品”，倒是最受投資者歡迎的。

　　重構重慶商業

　　重慶改善商業環境并非始自“打黑”，它是一個與產業結構調整相配合、歷時多年的漫長過程，特別金融危機之初，重慶預感到自己與沿海地區競爭將更激烈，開始加速轉身。

　　西南大學區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明舉教授說，全國四大直轄市中，重慶面積最大、人口最多、基礎最弱。如果不做大總量，作為直轄市在全國說不起話來，2008年重慶GDP總量在5100億左右，不到上海的一半。

　　重慶需要尋找新的資源支撐與市場支撐，改變過去支柱產業單一、主導產業塌陷的困局。張明舉覺得政府最頭疼的是怎么轉變本地產業結構，“如果不是今年搞汽車摩托車下鄉，這個產業可能就完了，而他們占了重慶工業的1/3，一旦倒下來，影響可想而知。另外重慶工業體系自身配套比較差，汽車板、薄板自己都不生產，雖然有一個重慶鋼鐵，可它生產的是船板，重慶儀表工業技術相當發達，卻不能為長安集團生產的汽車提供它所需要的零件。”

　　如果要讓重慶產業結構經得起風雨，一方面要從無到有培養新產業，另一方面要淡化過于強勢的政府主導色彩，培養內生動力。

　　10月16日，薄熙來書記在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年會上痛斥黑社會的同一天，重慶市溫州商會成立慶典也在渝州賓館召開。隨后的論壇高朋滿座，副市長黃奇帆極力向投資者推薦重慶。

　　任何人的發言都心照不宣的沒有提及“打黑”二字。

　　這似乎正是重慶要向外界傳達的信息：重慶值得關注的不僅是打黑。

　　上文中匿名的金融界人士透露，從去年開始，許多投資者都發現重慶新的投資空間，有人已在金融資本支持下暗中整合汽摩行業零碎的產業鏈，物流產業也是獵物之一，惠普在重慶的新基地，70%的電腦銷到歐洲去，僅它一家帶來的運量就是11萬噸/年，而目前重慶機場只有15萬噸/年的貨運量，當地原有的物流產業散、亂、雜，整合空間很大。

　　投資者將會找到更多愛上重慶的理由，“作為老工業基地，它有大批受過嚴格培訓的熟練工人，而且近年來搞統籌城鄉，轉移勞動力，重慶花了大量時間培訓農民工，惠普和富士康也是看中了廉價、熟練、充足的勞動力”，他接下來的判斷可能令當地企業家不悅，“當地工人很能干，當地老板很粗放，這也算是空間之一。”

　　重慶本土企業家甘心在逐漸凈化的空氣中成為旁觀者嗎？聚成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是家企業培訓公司，在重慶有3000多個客戶，其中不乏建筑公司和房地產公司，有的還是夫妻店，夫婦中一個做生意，一個做官員。聚成重慶分公司總經理雷發瓊透露，他們的客戶最近探討最多的話題，就是離開舊環境能不能獨立站起來。

　　答案還遠遠沒有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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