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吊機撐不起上海的未來”

　　不重大樓重制造業的深圳經驗,使深圳避免了其他一些特區或沿海開放省市的樓市泡沫,也為繼踵的上海提供了參考。

　　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退下來的鄧小平每年都在上海過春節。1991年春節,鄧小平就對前來匯報浦東開發情況的上海市委、市政府負責人說:“浦東開發晚了,是件壞事,但也是好事。可以借鑒廣東的經驗,可以搞得好一點,搞得現代化一點,起點可以高一點。”

　　什么是高起點?是不是樓蓋高幾層就算高起點?1997年從海南洋浦管理局局長轉任上海市經委副主任的江上舟告訴本刊記者,鄧小平對浦東、對上海的期許肯定不只是幾棟高樓大廈。

　　“領導人去一個地方看什么,不是隨心所欲的,也不是完全聽從地方安排的。”20世紀90年代,鄧小平在上海度過的五個春節,都去看了一些什么地方呢?

　　1991年春節前夕,鄧小平視察了上海飛機制造廠大場分廠,參觀了中美合作MD—82飛機總裝車間。他對陪同的朱基說:“可以把飛機生產與浦東開發有機地結合起來。”這一年,他還“看了”上海閔行區的新中華機器廠,參觀了“長征四號”運載火箭合練彈、部分軍工產品和民用產品。

　　1992年春節,鄧小平來到生產芯片的上海貝嶺公司。在一臺大束流離子注入機前,鄧小平停下了腳步,聽講解,他沉思了一會兒,出人意料地指著這臺機器問身旁同志:“你們說這臺設備姓‘社’還是姓‘資’?”

　　江上舟負責上海集成電路、現代生物醫藥、新材料等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見證了浦東新區乃至整個上海十幾年來的發展道路。

　　他總結出的經驗教訓是,“脫離了先進制造業,股市只能分配財產,不能創造財富。”“房地產塔吊經濟,不是建設,只是建筑。起吊機撐不起上海的未來。”

　　江上舟說,上海樓越建越高、消費市場越來越繁華,當然值得欣慰，但如果在先進制造業領域,不能一舉趕超發達國家,歸根到底是靠不住的繁榮。

　　盡管改革深化、中國加入WTO之后,變平的世界已經讓上海失去了稅收、政策優勢,但上海幾十年的制造業經驗,它周邊長三角完整的產業配置,仍然是世界罕有的。上海未來發展的最大機遇中,可能就有發展大型民用客機制造以及硅材料或印刷電路技術制造的4種半導體產業。

　　江上舟以芯片產業的例子,來說明上海先進制造業的差距與機遇并存。“目前,全世界集成電路工業12英寸300毫米生產線50條;8英寸200毫米集成電路生產線80余條。其中在中國臺灣省就有13條12英寸300毫米集成電路生產線,20余條8英寸200毫米集成電路生產線。上海水平則遠遜于臺灣省。到2007年底,上海只有1條12英寸300毫米集成電路生產線,10條8英寸200毫米集成電路生產線。

　　但是,中國市場的巨大需求能夠延長8英寸200毫米集成電路生產線生命周期,消除投資者“資本沉沒”恐懼,只要上海能夠用供土地、供廠房合資形式,將每條8英寸200毫米生產線投資額度鎖定在6億到7億美元之間,爭取再引進10多條帶品牌、帶訂單的8英寸200毫米生產線,就能令上海每年新增1000億到1500億元人民幣制造業產值。

　　江上舟說,上海引進10條8英寸200毫米生產線,機遇就在眼前,業界公認上海是世界集成電路制造成本最低的地方。2008年臺灣選舉,新人主政,只要宣布允許12英寸300毫米集成電路生產線跨海西進,臺灣立刻會有十幾條8英寸200毫米集成電路生產線,為避免“資本沉沒”搶先登陸大陸。

　　特區之火,可以燎原

　　特區當地的經濟搞上去,固然重要,但這并不是特區的全部職責。李灝回憶說,“我來深圳之前,中央的領導同志曾經找我談話,說深圳就這么點地方,中央不想你上交什么錢,也不是要創多大的出口,最重要的是你將來要搞好改革,要能走出一條新路子出來。”

　　讓李灝頗感自豪的是,深圳特區闖出幾個新路子,最終推廣開來,改變了中國的經濟面貌。

　　以合理的匯率水平,來推動出口,就是深圳開頭,推廣到全國的一項重大政策。1985年,深圳成立外匯調劑中心,將虛高的匯率降到合乎市場規律的合理水平,使“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經濟飛速發展起來。

　　深圳1979年設置特區之初,美元公開掛牌價是1.5元, 100美元兌換150元人民幣,內部結算價是100美元兌換280元人民幣,由于外匯結算實行雙軌制,嚴重干擾了進出口市場秩序。很多貿易公司根本不用做生意,完全靠倒賣外匯掙錢。

　　同時,由于本幣幣值高估,實際上形成了鼓勵進口、壓制出口的外匯政策。這個匯率政策不改變,深圳發展外向型經濟就搞不起來。但當時,深圳又不可能改變整個匯率體系。要恢復真實匯率,只能用市場手段,經過幾個月籌辦,1985年11月,深圳經濟特區外匯調劑中心成立,買賣雙方可以到外匯調劑中心參加調劑,外幣兌換人民幣價格隨行就市。

　　深圳的這項改革后來得到了中央的首肯,1987年國家外匯管理局正式下文確認合法,一直沿用到1995年中國外匯結算并軌,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回過頭看,如果沒有深圳外匯初級市場的試驗,要建立合理的匯率制度,搞外向型經濟,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深圳特區推廣到全國的第二個重大措施是成立管理國有資產的投資管理公司。李灝就任市長后,發現所有政府機構沒有不辦企業的,可以說全民辦企業。這些企業雖說不用政府機構投資,但一掛上國有企業的牌子,最后出事都要市政府埋單。市里領導只能說清楚當年財政收入多少,負多少債,但是全市有多少企業,有多少資產,負債多少,誰也說不清楚,連資產負債表的概念都沒有。

　　深圳率先成立了投資管理公司,把所有市屬國有企業統統歸它管理。這其實就是現在各級國資委的雛形。1987年7月全國第一家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才正式成立,花了一年多時間,才弄清楚全市國有企業有多少資產,從建特區到1989年深圳國有資產凈資產達到32億元。

　　深圳特區也由此確立了穩健財政政策,量入為出,以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的公共財政的雛形。確立了不搞赤字財政,不隨便給企業擔保的規矩,除非是國外的國際組織,像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有一些政府性質的貸款,一定要政府出面擔保。這些措施,逐漸成為各級政府通行的做法。

　　第三個得到全國性推廣的舉措是成立規劃委員會。李灝認為,一個城市的市長必須把城市規劃權抓在手里,城市經濟總量漸漸大起來,必須對城市的土地利用、發展布局作出更詳細的規劃。“我當市長不愿兼職,但規劃委員會主任我是當仁不讓。”

　　后來,城市建設必須有規劃,成為一種慣例,并最終被國家立法所確認。李灝說,深圳本身的規劃,有成功之處,也有不少教訓。“如果經驗多一點,精力多一點,也許城中村、亂占亂搭建就不會那么多”。值得驕傲的是,深圳城區有48%的綠地保留到現在,規劃委員會起了很好的作用。

　　由深圳首創的監察局制度,后來也在全國推廣,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公務員監督制度中一項最重要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