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學者認為：粵港澳特別合作區可以成為一個試點，探討如何在該區域內實現人、錢、物的自由流動。其中更加大膽的假設是，允許特別合作區中的資金，包括股票、證券和期貨可以自由交易、自由買賣，貨幣自由流動。

　　“與人民幣掛鉤，那么港幣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港幣與美元掛鉤的優勢是，在國際市場上，港幣可以自由兌換其他幣種，而現在人民幣還沒有這種功用，香港采用人民幣，其國際貿易將受到極大影響。”另一位香港學術界人士表示：如果在特別合作區實現全流通，那么就意味著在中國金融系統上開了一個洞，這個洞對于金融制度不完善的內地來說，風險很大。

　　“要在短時間內實現自由流通比較難。”香港時事評論員史文宏認為：比較現實的是，先在特別合作區內實現港幣與人民幣的自由兌換。畢竟特別合作區不可能是在短時間內建成的，起碼得三五年。從人民幣的強勢前景來看，三五年以后，人民幣有可能成為國際自由兌換的貨幣，屆時自由流通的問題自然就解決了。

　　“事實上，香港可以起到橋梁的作用，連接內地與國際，成為資金的集散地。比如，港股直通車早晚都要實行的，只是時間的問題，要看政策如何安排。”史文宏說道。與香港學術界的積極公開討論不同，針對粵港澳特別合作區將以何種方式促進三地融合，廣東省政府的官員以及參加調研的學術界人士均守口如瓶，僅承認在進行粵港澳合作的調研。

　　深圳之后大手筆

　　在香港媒體報道中，粵港澳特別合作區被比喻為是在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中國又一個意義不亞于當年設立深圳特區的偉大創舉。

　　“除了紐約和東京，一批新的國際都會圈正在形成。英國的倫敦、牛津和劍橋三角地帶，新型產業正在沿M4、M3兩條高速公路向南擴張。在德國，柏林、漢堡、法蘭克福、杜塞爾多夫和慕尼黑五個特大型國際化都市圈正在建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學者認為：當前世界各國急于建設超級都市圈，一方面是為了抵御全球化帶來的某些不穩定因素，同時更是為了增強國家的發言權和競爭力。建立粵港澳特別合作區，應該是一個國家戰略而不僅僅是地區合作的構想。按照國家的中長期發展計劃，到2030年，中國要建設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這時候，國家要掌握在全球資金流、人力流和物流上的主動權，就必須在最有條件的地方，加快建設自己的超級都市圈。

　　在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已經明確提出：“要確立世界眼光，打造比肩紐約、東京大都會圈的世界級大經濟區。”在眾多公開場合，汪洋也已經把“加強粵港澳合作”的傳統提法改成了“加強粵港澳融合”。該觀點與香港政府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建設紐約式的國際大都市方向一致。

　　香港媒體結合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期間明確提出要“擴大改革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提出廣東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要再次“殺出一條血路”等觀點，分析認為“粵港澳特別合作區成功獲批的可能非常大”。

　　要實現這樣的目標，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楊汝萬認為：粵港澳的融合不僅僅體現經濟上的融合，還應該包括文化、教育、醫療等方面。例如，香港的醫生不能在內地自由掛牌，內地的醫生也不能在香港自由掛牌等。其實，這就涉及到香港的高端專業服務性行業如何輸出內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