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者中心”負責人遭襲暴露數十家此類機構生存困境，深圳總工會正探索將當地機構“納入體系”

　　住院剛滿兩個月，黃慶南便搬出了醫院，雖然左腿依然密密麻麻包裹著———在做了四次手術后，腿上的大量肌肉與神經已經萎縮。

　　由于費用問題，這位深圳“打工者中心”的負責人，只能暫時租住在醫院附近的出租房中，以便隨時回醫院檢查。

　　2007年11月20日下午，在距工作地點不足百米的小巷中，黃慶南遭到兩名持刀男子的襲擊。黃左腿的筋骨、血管、肌腱與神經全被砍斷，搶救時輸了4000CC的血，相當于一個成人身上的血量。

　　“我沒有得罪過任何個人，除了給工人做勞權教育。”黃慶南說。而自愿照顧他的工友段先生則認為，黃慶南是因為宣傳《勞動合同法》得罪了人。

　　今年2月，警方披露的案情證實了黃慶南與段先生的推測：5名落網嫌疑人供述，因認為黃慶南與工人合伙對付他們，對其廠房出租收入影響很大，便對黃慶南實施了報復。

　　而事實上，黃慶南僅僅是對工人們進行維權法律知識的宣傳，讓工人們知道了自己的權利。

　　在深圳當地與黃慶南一樣的勞工維權人士們看來，黃慶南事件并不是個偶然事件，這暴露了民間勞工維權組織生存困境。

　　“這類自主維權組織不但面對著資方，還有著身份、資金、各種各樣的困難。”華南師范大學黃巖博士一直保持著對珠三角地區勞工組織的關注和研究。　　

　　非常事件

　　“黃慶南的行為是讓工人們知道自己的權利所在，就像指出了小偷一樣，當然會受到小偷的記恨。”

　　在黃慶南遇襲之前，打工者中心便已發生了一些不尋常事件。

　　打工者中心的林衛華說， 2007年10月11日晚上，3個手持鋼管的年輕人將中心的玻璃門和卷閘門砸爛后揚長而去。

　　11月14日晚上，幾名手持鋼管的男子再度將玻璃門砸爛，并沖進辦公地點，砸壞了桌椅。一名男子甚至對著林衛華大喊：“我叫你們開不了店。”

　　6天后，就發生了黃慶南被砍的事件。這天，距離2008年1月1日《勞動合同法》實施之日，不足兩月。這部法律規定，企業在雇傭和解雇員工時將面臨更為嚴格的監管。

　　11月20日事發前幾個月，黃慶南便帶著由打工者中心員工為主組建的勞動法宣傳隊，在工人當中宣傳《勞動合同法》。

　　“一些工廠掙的是違法的利潤，是在像小偷一樣偷工人的錢，而工人不知道。黃慶南的行為是讓工人們知道自己的權利所在，就像指出了小偷一樣，當然會受到小偷的記恨。”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主任劉開明博士稱。

　　黃慶南于2003年12月注冊成立的“打工者中心”，主要的工作即是開展工人教育、勞動法咨詢和工傷互助。他們把對勞工有用的信息匯編成小冊子，免費贈閱，里面的內容包括：怎樣算工資、找工作小心被收押金、進廠要簽合同、工廠要為工人買社會保險、工傷賠償的獲得途徑，以及和打工者利益密切相關的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社保站等政府機構的電話等等。很多時候，他們還會把相關的內容制作成書，拿到工人聚居區、工廠門口，夜市人流集中的地方發放，指點工人在權利受損時如何維權。

　　根據記錄，2006年，該中心咨詢個案就超過2400個。

　　黃慶南稱，工人們非常關注《勞動合同法》，這給工廠主們很大的壓力。“90%的小工廠不支付加班費，工人如果依照《勞動合同法》相關的規定，追討二年的加班費，2、3萬塊沒問題，工廠主對付不了法律，氣就撒在我身上。”

　　警方公布案情后，打工者中心工作人員羅春麗經過查詢后證實，的確有嫌疑人工廠的數名工人多次來中心咨詢過法律知識，反映該廠加班時間長，工資低等。“我們只是提供法律知識，想不到這就得罪了他們。”羅春麗說。　　

　　勞工維權NGO

　　“現在整個珠三角，有30家以上的此類免費服務的維權NGO。”他們習慣于稱乎自己為“勞工維權NGO”。

　　一個事實是，在珠三角，打工者中心只是眾多專門為打工者維權的民間組織中的一個。黃巖介紹，這類專為農民工維權的民間組織，發端在上個世紀。

　　1998年8月，一位四川保安、28歲的廖曉峰在廣州番禺成立了珠三角第一個打工者維權機構“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經營范圍是文書處理。但實質上，該服務部主要是幫助工傷者打官司，提供法律咨詢服務，并收取一定的費用。

　　畢業于華南師大的曾飛洋，于1999年接手了“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并完成了向非贏利機構的轉型，“工傷個案越做越多，我們越有名，求助就越多。”

　　2001年開始，曾飛洋在個案的基礎上，開始對農民工做一些普法工作，以講課為主。在申請到德國的一個基金后，服務部的活動得以開展壯大。

　　曾飛洋與中山大學法學院的師生合作，組織開放式的課堂，最多的一次，有300多個農民工參加。“工人討論最多的是勞動權利，工資和加班費。”曾飛洋介紹，當地有老板對此很有意見，干涉了活動，開放式講座被迫中止。

　　2003年，“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建立社區工人中心，開始進行工傷者的探訪，以及個案的輔導。

　　就在曾飛洋完成轉型的同時，江蘇揚州人景祥來到深圳打拼，他在深圳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邊上的賓館住著，看到每天到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來求助的工人都排著長隊。

　　“我跟他們聊天，發覺他們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識，我想幫助他們。”熱衷于行動的景祥開始對農民工進行個例幫助。在對“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參觀后，他停止了自己從事的裝修工作，成立了“珠江工友”，全職投入到農民工的維權工作當中。

　　“現在整個珠三角，有30家以上的此類免費服務的維權NGO。”曾飛洋介紹。作為最早的從業者，他對此領域十分熟悉，他們習慣于稱呼自己為“勞工維權NGO”，意思是非官方而且是不以贏利為目的的組織。

　　而在珠三角做調研的新加坡國內大學的博士生和經緯得到的數字則是50余家。和也意識到，在這類維權組織中，既有曾飛洋這樣的專職人士，也有黃慶南這樣出身工人的民間草莽，還有景祥這樣的原來與工人無關的行動主義者。

　　“此類維權機構之所以在珠三角出現，是有深刻原因的。”劉開明表示，珠三角的經濟活動90%都是市場經濟運行，是中國市場化最發達的地區，而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法治與良治(good governance)，并沒有像香港與新加坡那樣建立起來，所以工人權利受損壞非常嚴重，沖突顯現。

　　“一段時間以來，全國的勞動爭議案，廣東要占到全國的40%，光深圳就占到20%。”劉認為，另一個原因是，4000萬外來人口的利益與本地人的利益的不一致，政府更多維護的是本地人口的利益，他沒有動力也沒有壓力去改變。“這樣就形成了維權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