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意圖

　　昨日上午，聯合國《2007年貿易和發展報告》在重慶萬豪酒店準時發布。數十位來自國內外的專家學者，以及各級政府官員到場。

　　專業人士都明白，《貿易和發展報告》是聯合國最重要的年度出版物之一，每年發布后，都會影響相關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

　　“這個發布會可以告訴全世界，在中國，不僅有北京和上海，重慶也可以和他們相提并論。”重慶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蒲勇健教授參加完發布會后仍意猶未盡，他認為報告的內容非常重要，但對于重慶而言，象征和符號意義更大。

　　在蒲勇健印象中，過去即使是和經濟有關的權威學術會議，也大多安排在沿海地區，像重慶這樣的西部內陸城市，則很少被光顧。“可以說，重慶代表的是整個內陸地區，把如此重大的會議安排在重慶，無疑是中央政府的考慮。”

　　商務部國際司副司長張克寧在接受時代信報采訪時，證實了這一看法。

　　張克寧稱，在參與全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沿海地區已得到全面的發展，但中國的未來不能只有沿海地區，中央政府開始更多地把目光轉向中西部。這個發布會選擇在重慶舉行，給世界了解重慶乃至整個西部內陸地區的機會。

　　“雖然優勢不及北京上海，但外資已經開始將觸角延伸到中國的內陸城市，他們現在缺少的是對內地的了解。”張克寧稱，包括商務部與重慶簽署《共同建設內陸開放型經濟合作備忘錄》在內，目的就是要探索內陸地區發展開放型經濟的全新模式。

　　重慶試驗

　　這份備忘錄于10月13日在北京簽署，使重慶成為內陸首個部市共建開放型經濟的“試驗田”。

　　根據這份備忘錄，商務部與重慶共建的開放型經濟模式，其探索領域包括：統籌出口和進口，在繼續發展進口同時，更加注重進口外部先進技術、資金、管理和智力；統籌出口和內銷，在大力發展內需型經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優勢產品和服務出口；統籌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在充分利用國外資源的同時，更加重視利用沿海地區的資金、技術和人才。

　　在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上，重慶并非內陸最好的城市，為何“試驗田”花落重慶？張克寧表示，城市選擇是多方面的，但是起步和示范應該更快地產生效果，“選擇重慶，是科學發展考量的結果，重慶在中西部地區更具示范意義”。

　　專家認為，探索內陸開放型經濟路徑，還有另外一層含義：解決中國吸收利用外資的區域分布不平衡問題。據統計，2006年，全國利用外商投資695億美元，外資項目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西部實際使用外資僅占全國總量的3.45%。

　　重慶市外經貿委人士透露，和統籌城鄉試驗區一樣，重慶開放型經濟的試驗也有先行先試的權限。

　　備忘錄提出將整合重慶所在國家級開發區與省級開發區北部新區的功能，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產業集群，同時，商務部將一定權限下放，對商務部列入重點推介的2億美元以下的外資鼓勵項目，在其權限下委托重慶自行審批，并適當擴大重慶下發對外投資批準證書的權限。

　　“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和統籌城鄉綜合改革試驗區是同等級別的關系。”有關政府官員表示，重慶作為集各類政策與先行先試權于一體的直轄市，將更受世界的關注。

　　破題路徑

　　事實上，貿易和發展報告的發布，離內陸外向型經濟發展試驗區的落戶不到半月。重慶市外經貿委主任李建春在接受時代信報采訪時稱，中央的特別關照，為重慶開啟了一扇對外合作的門。

　　之前，重慶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步子還不夠快，領域不夠廣，層次不夠高。雖然已有180個國家或地區與重慶建立經貿往來關系，但在區域合作中，還只局限于香港、澳門，以及東盟的次區域合作。

　　李建春透露，接下來，重慶將通過韓中工業園的打造，進入北美貿易區。他預測，今后，重慶將會更多地參與到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

　　發展對外經濟，重慶該如何破題？重慶大學副校長、著名區域經濟學家陳德敏在接受時代信報采訪時稱，首先應該打造形成區域中心，這樣會使重慶成為生產要素集聚和輻射的高地，以吸引外資的目光。其次，可以充分發揮和挖掘重慶的優勢產業，尋找與國外需求的切合點，這樣才有利于加強合作，做出自己的特色。目前，重慶可以在汽摩產業上做一些嘗試。

　　對此，蒲勇健也持相同的觀點，他認為，重慶汽摩產品雖然沒有品牌優勢，但還具有勞動力和成本優勢，目前正是加大向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出口的最好契機。

　　重慶是否能夠成為區域合作的平臺呢？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潘國平博士提出大膽的設想。

　　他認為，2002年在重慶通過的《重慶宣言》，其核心理念就是積極倡導亞洲應努力建立統一的區域合作組織，努力實現一體化，也就是創建亞洲共同體———亞洲聯盟，以促進亞洲各國在各領域的合作。

　　“目前，亞洲各國各地區尋求合作共贏的意愿日益增強，區域和次區域合作蓬勃發展。”潘國平稱，亞洲各國應當充分利用現有合作機制，拓展合作領域，完善合作方式，增強合作實效，把亞洲區域合作不斷引向深入。

　　在潘國平的設想中，重慶可發起“和諧亞洲與亞洲聯盟”論壇，邀請國際組織領袖和亞洲各國政要，共同探討組建亞洲聯盟在構建“和諧亞洲”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最終促使亞洲聯盟成立并落戶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