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章劍鋒

　　在古代，天津只是作為一個運河城市存在，最初名喚直沽寨，是個“地當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車”(天津近代史家羅澍偉語)的交通要道。

　　天津正式獲得建制的年份是在1404年，那是明成祖朱棣預備將明王朝的首都由南京遷入北京前16年。明政府下令在天津設衛筑城，先后建有天津衛、左衛、右衛(明代軍事建制)，以備軍事預防之用。

　　天津以水為著，流經天津的水系一共達九條之多，這些貫通三北地區的水系(東北、西北和華北)最后在天津舊城之外的東北區域形成一個三岔河口，聚攏后匯入海河，再經海河直貫入渤海灣。

　　諸多水系交匯之下，激活了這座城市。首先興起的是漕運業。自曾經定都北方的元代開始，中國的糧食一直走海運，海路輸送的糧食進入到天津港后，可以直抵內河的三岔河口登陸，再換上河船運往大都。因而，每年開春時分，以漕運為業的漕幫船只便會在天津內、外水系里穿梭往來。

　　水路運輸的發達，使銜接三北、通江達海的天津一度成為北中國糧食供給的命脈，在戰略地位上亦得到鞏固。北方的日常供給資源不足以維持官府和軍隊，統治者則須通過水路到江浙富庶一帶調撥取用；明末政府對關外用兵，運往山海關的糧食陸路運輸異常艱難低效，軍旅補給依然需要依托天津的水路完成南北輸送。

　　在舊的漕運格局中，明代這時候又打通了南、北運河。水路運輸的擴大不僅繁榮了運輸業，也促使隨船商業貿易漸漸萌芽。在那些進入天津的運輸船只上，南來北往的人們一般都會隨船夾帶一些貨物，船只到岸后可以就地貿易。這樣，外地的貨物會被帶入天津，天津的貨物又被帶入別的地方，諸多商品得以流通。

　　貿易活動的頻繁使天津形成了一個天然的自由集市，當集市規模不斷擴大，天津就成了北中國早期的商業集散地。由此，這座城市至少有兩方面從中獲得提升，一是城市的經濟功能；二是人口聚居規模。

　　舊天津衛是在遠離水漢地域的內陸上設衛筑城，包攬衛所和各類行政機關的城墻將水系排斥在城外，自成獨立的政治控制功能，經濟功能則全部被置于城外。隨船貿易使商業在城外沿河迅速普及，于是，天津便出現了城內冷清城外熱鬧的景象。

　　經濟功能的提升相應又使城市人口聚居規模進一步增大。在天津衛時代，三衛相加總人口約有16000人，且多以軍旅及家屬為主，到了后來，天津撤衛設縣，人口逐漸增加，據記載達到 20萬，人口構成成分亦出現極大變化。

　　在清代，天津又設置了“府”，府、縣同在天津內城設署辦公，天津的經濟、政治地位明顯進一步提高。

　　開埠通商

　　1860年，繼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英、法軍隊占領天津大沽口，直接逼入北京。清政府被迫簽訂《北京條約》，增開十五口岸，天津自此開埠。在簽訂《北京條約》時，英、法兩國都曾找到本國專家論證選擇開埠港口，是時天津港口條件并不優越，是處于海河上游的內河港，而非與渤海對接的河口港，須出海河方能進入渤海。英、法專家一致認為應開港闊水深、沿岸沒有於沙的秦皇島。但兩國政府沒有同意，最終擇定開埠天津。這樣做的政治意義要遠大于經濟意義。在毗鄰北京最近的天津，殖民者能夠加大對中央政府的影響。

　　1860年以后，由英國一位工兵上尉牽頭，各國紛紛在天津劃定租界，租界總面積是舊城的八倍。一時之間，天津成了“九國租界”之地。租界是外國人權力范圍之內的東西，因此擁有相對的獨立性。

　　在清政府對天津的控制權幾近喪失之時，自由經濟得到充分發揮，天津逐漸成長為繼上海之后的中國第二大經濟中心。這時候，天津的對外貿易、民族工業相繼起步，與此同時，天津本身對三北地區的經濟輻射能力也在不斷提升。

　　開埠通商使天津由內陸運河貿易港口逐步向外擴展，轉而升級為國際貿易港口，貿易規模、種類也在擴大。開埠后的天津并非一夜崛起，從運河商品吞吐量來看，隔幾年才出現成倍上升現象。

　　在諸多貿易項里，棉布進口是天津口岸的最大一宗。有關棉布的進口量，當時可供直隸和山西兩省每個成年人做5件成衣，非常之大。此外，天津還是洋紗和洋布輸入集散中心。1860年代，天津洋布的入口量超過了上海和其他南方沿海通商口岸，位居全國之首。大量的洋紗、洋布涌入華北內地，對當地手工紡織業造成沖擊不小。

　　其結果，洋貨貿易使以圍繞行棧商為主體的經營業務向中介和批發業務方面擴展。19世紀中葉，雖然洋紗洋布批發貿易對于天津商人來說還是個陌生行當，但由于這些批發商人根度不薄，經營有道，在突來的商機面前，這些被外國同行譽為頭腦靈活的商人迅速轉換經營，很快成為洋紗布輸入貿易的主角。

　　在出口貿易方面，又以棉花、皮毛以及畜產品為主。天津口岸的棉花出口量到20世紀早期占到全國出口總量的93%。此外，天津幾乎所有洋行都在經營畜產品，畜產品出口占全國總出品量的60%。這種貿易深遠地影響著西方。當美國東西部的鐵路修成之后，火車上所有的皮革裝置，完全是由天津皮毛商人提供的。

　　總體而言，彼時天津的口岸貿易在全部通商口岸之中僅次于上海，上海要占全國的40%，天津則占到15%至20%。

　　天津不僅是三北地區的洋貨市場，也是北中國的終極市場，這使天津對內的經濟輻射能力得到提升。在對外貿易的鏈接過程中，內陸傳統市場網絡得以構織。天津背后有著深遠的腹地和廣闊平原、稠密的人口和顯著商品化的農業手工業、內地運銷商路系統通暢發達、政府稅收管理系統健全有序、誠信而有效率的行棧系統以及有實力的批發商和運輸商販、還有星羅棋布的洋貨零售店鋪和具備有效需求的千百萬消費者。這種成熟的傳統市場網絡使長期封閉且偏遠的華北內地與遙遠世界順暢連接。

　　天津的洋貨主要分散地是山西、直隸、山東西部及河南北部，少部分可到達陜西和內蒙古地區，其余大多數去往直隸西部及南部省份。當時的記載，從天津到臨清千里河道上布滿了各種型號的本地船只，滿載外國貨物和南方產品，深遠地影響著各省和內陸地區。

　　受到貿易的影響與輻射，內陸市場從生產到消費都已改變了性質，傳統的內陸生產與消費都傾向于自給自足，當中國經濟與外國經濟對接之后，在自給自足之余，商品的更大范圍流轉出現，這也使得更多物品具備了商品價值，變得可以利用。

　　一個例子是天津支持了內陸農村地區的商品化。諸如西北運往天津出口的駝毛、羊毛、麥桿，這些往往是可以棄置的廢物。天津開埠后，則成為三大出口產業。天津是當時中國草帽辮最大的出口口岸。美國、墨西哥上流社會熱衷的帽子編織材料都由天津出口。

　　民族工業與金融業緊隨其后雙雙起步。1915年開始，天津相繼出現六大紗廠，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由于各國忙于戰事，對天津的出口貿易陸續中斷，中國人趁機自己興辦紗廠、面粉廠以及其他一些輕工業工廠。那時天津的工廠如雨后春筍一般，外國人需要什么就辦什么廠，應需而為。很快，天津便成為輕紡織工業投資僅次于上海的中國第二大投資基地。

　　口岸貿易使一批洋行出現，由于缺少銀行等金融結算體系，外貿結算比較困難，最先由各洋行在內部設立一個信貸部替代結算職能，最終還要前往上海或香港結算。19世紀末貿易量增大，各國紛紛在天津設立了銀行，與之相應，保險機構也在增多。資料顯示，當時有名目的銀行一共有300家之多，且總部均在天津，保險公司亦在此數。

　　不能否認，開埠通商打開了天津的現代貿易之門，使之充滿活力。但是，天津早期被不斷強化的政治功能也為其地位的提升劃下注腳。某種程度而言，天津的經濟地位是其政治功能的衍生和促推產物。這同樣不能被忽略。

　　《天津條約》簽訂后，天津被推向前臺，承擔著轉移北京一部分政治功能的效用。清政府先后在天津設有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及至后來，干脆將直隸總督府設在天津。當李鴻章來到天津，出任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之后，權力更是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天津開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北京不希望外國人去，因此把很多權力給了北洋大臣，給了李鴻章。經過統計發現，近代以來有超過20個條約都是在天津而不是在首都簽訂的，因為李鴻章在天津。

　　天津的政治地位此時崛起。在當時的中國，于北京之外，圍繞天津形成的外交、軍事及相應的經濟系統被派生出來，使天津成為當時城市的佼佼者。在李鴻章的主持下，天津引進新式機械設備、營造西式海軍、建立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火藥廠以及各式軍工器械廠，洋務運動推動了近代軍事工業在天津起步。

　　據稱，當時僅天津機械局一家的規模，每年由清政府投入的消耗就比天津一個縣還要多。這是因為自1860年后，清政府里出現一批明白人，發現外國人技術強大，船堅炮利，意欲效仿。盡管那時候還只是看到了機器和槍械等表面裝備，沒有洞見背后更實質的東西。

　　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李鴻章通過進口技術和材料將天津的火藥生產發展為世界領先水準，并建立了大沽口船塢。各種機械的出現，也使天津的輕工業發展面貌一新。此外，在電報技術被發明的兩年后，李鴻章在天津修建了第一條電報線，中國最早的鐵路、電話和有軌電車也在天津被率先采用。這些，無一不促使天津經濟走在中國城市前列。

　　天津跟蹤新鮮事物的速度越來越快，有心人在博物館和與史學家交談中或能發現，天津圍繞著政治需要而被發展，這是她成為政治別院的一個獨特之處。當她的政治地位越來越穩固，她的經濟地位也越來越提升。

　　天津式微

　　天津慢慢陷入低谷，一是在1931年，是年日本對華發動“九·一八”事變；二是國民黨政府將首都遷往南京。早在1920年到1930年，天津的經濟地位就在逐步滑落。1931年以后，日本將天津變成兵站基地，天津資源遭到超負荷式掠奪，所有輕重工業均被納入到軍事管理體系，甚至包括農業，也被納入戰時軌道，成為服務日本侵華的工具。而國民黨遷都南京之后，則使上海迅速發展起來。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45年，之后又因為國、共兩黨的內戰，天津再陷劫難。由于連年戰亂，天津的對外貿易和經濟自由度受到極大抑制。解放戰爭期間，天津的內陸腹地很大一部分屬于解放區，物資是受管制的，非解放區的物資不允許進入解放區，解放區的物資也不允許資敵，雙方互不相給。

　　1949年后，中國政府將境內所有的金融機構都管制起來，不允許有外國銀行一類金融機構存在，天津的外資銀行于是全部歇業清理。這不僅對天津是個打擊，對整個中國也有很大影響。

　　此外，當朝鮮戰爭爆發，天津對外的航線幾乎全部中斷，作為國際港口的貿易功能日益萎縮。而在計劃經濟下，天津作為中心城市的功能也在萎縮之中。雖然天津當時很多生產還具有一定的輻射作用，輕工業產品可以傾銷到東北、西北，比如天津的自行車、手表，縫紉機、鋁制品和

紡織品，但這一功能也在逐漸退化。

　　因為與北京的距離最近，很多資源都要集中到北京去。不僅如此，天津還面臨北京帶來的資源瓶頸，計劃經濟時代北京要發展經濟，國家于是把

首鋼、燕山石化都放在北京。北京起步之后，天津此時也喪失了背后依憑的經濟腹地優勢，北京作為中心崛起并將之掘斷，天津地位因此出現下降，最明顯的標志是在1958年，天津被降級為河北省的省會。

　　解放后，沿海地區不再發展，因為天津是老工業基地，不但不發展，還要支援外地建設，所以很多工廠都遷址到三線城市去。據稱，當時國家有153項計劃項目，都沒有安排給天津，天津處于一種被利用的地位。只出不進，作為中國北方唯一一個依河通海的城市，天津自此靜默。當首都經濟圈戰略拉開之后，天津更加悄無聲息，經濟格局也迅速發生變化。

　　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天津的發展得益于與北京的關系；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天津的發展又受制于與北京的關系。當北京兀然崛起之后，天津一直是開風氣卻不領潮流，比如中國第一臺電視，雖然是在天津產的，卻被取名叫“北京牌”。第一塊手表也是天津產，但最后地位不能與上海產品同日而語。

　　時至今日，有什么辦法可以刺激天津復蘇嗎？

　　三年前一次會議上，履新天津市長的戴相龍表示，要拉近天津與北京的距離，以后無論走公路、鐵路，兩城之間到達時間不允許超過30分鐘。當時在座的一位人士告訴本刊，天津的發展若不拉近與北京的距離，單兵突進將遇到更多困難，京津兩地分別作為兩個特大城市，距離如此之近是不多見的，二者發展必然互相影響互相制約。因此，必須在功能定位上錯位發展。他認為，未來的經濟發展是一個整體同步協調的發展，區域獨立性會越來越弱，互補性將增強。

　　相關人士認為，天津很多時候是要服務于首都的，比如天津機場，定位就是北京備用機場。這是明確的，也只有這樣才能發展。“天津和北京要分工”。

　　天津正在恢復。近6年間，天津市國內生產總值一直保持兩位數的增長。2005年，天津又成為國務院確定的新時期第一個特區。據了解，在中央政府的協調下，北京今后將專注于發展文化和第三產業，努力塑造政治和文化中心，不再作為經濟中心存在；天津則會發展物流業和加工業，并涉足高新技術產業領域，以打造成信息集中、交通發達、智力密集的現代經濟區域中心。

　　(天津博物館黨委書記陳克、近代史專家羅澍偉、

南開大學教授張思向此文提供相關史料和幫助，本刊記者齊介侖對此文亦有貢獻。一并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