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篇

　　2004年，天津人轟轟烈烈地紀念了自己城市的600歲生日。研究天津歷史的專家告訴人們：天津人的確是有懷舊資本的。

　　在中國歷史的初始，北京人和山頂洞人在這里留下遺跡；

　　建安年間，曹操下令開鑿出了海河水系，由天津入海；

　　元朝初建，海運開通，得名海津鎮，為天津商業北方重鎮地位墊上最后一塊磚；

　　明朝永樂初年，燕王朱棣揮刀進京，賜此地“天津”之名，意為天子渡河之地；

　　明清時代，天下財富聚之能來分之能去；

　　近現代史，無數個第一標示著輝煌顯赫。

　　金色天津衛

　　或許是“天津”這個名字帶來了好運，自此以后至

二戰，天津在5個多世紀的時光里都如沉浸在蜜糖中。

　　據《天津衛志》記載，明朝中葉自城西北沿河一帶已經成為天津的“CBD”，糧店遍布，交易規模動輒上百萬石。這里誕生了天津最早的一批“百萬富翁”，著名的津門“八大家”中，半數靠販糧起家，半數靠鹽業發財。

　　南方來的纖夫、船工和搬運工多數不習慣北方的寒冷天氣，但又買不起新衣，只好買些舊衣服穿。于是出現了專賣舊衣的店鋪和攤點，議價出售，后來，很多客商到天津批購舊衣，再運回南方銷售。遂有了“估衣街”——一條具有600多年歷史的服裝商業街，這在世界上也是少見的。

　　康熙年間，海禁取消，天津的“運河經濟”重新回到了“河海并重”的局面，江南產糧區的漕糧、沿海的蘆鹽、江南的絲織品沿河海兩線源源不斷地運往天津周轉集散。從事匯兌業務的錢莊應運而生，天津的錢莊、票號聲名遠播。天津成為了中國北方的商貿中心。

　　清末，歐洲列強的堅船利炮的大舉入侵打開了天津的門戶，租界地出現了，東方人、西方人移居到這里，開始克隆他們的生活環境。

　　20世紀初，流行著一首童謠：“你吃過洋白面嗎？你坐過四輪電嗎？你喝過自來水嗎？你打過特律封嗎？”這里的人最先吃上了洋白面，天津面粉廠，第一次告訴中國人制作面粉未必一定要用石磨。四輪電(電車)的出現，又使勞苦平民有了乘車的權利。雖然修筑起電車的比利時，每年將他們于天津運營電車的收益，作了他們全國的教育經費。

　　那時的天津人打的電話就是愛立信的，坐的電梯就是OTIS的，用的香皂就是聯合利華的，吃的西餐就是起士林的，坐的叮當作響的電車就是奔馳的。津門名流們生活“十分有趣，迷人”，而且昂貴。從紫禁城搬來的末代皇帝溥儀輕易不敢帶妻妾出門，因為她們會攀比著買北京沒有的貴重東西，讓人心痛。

　　20世紀上半葉，天津是上海之外中國最繁華的大都市，是近代中國的一個沸騰的中心。從工業到近現代傳媒，從大學教育到社會公共服務設施，天津都走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前列。

　　機器轟鳴中，天津工業經歷了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商辦的全過程。最早的官辦工業是清政府的天津機器局，1867年在海光寺建成，即西局，生產西式槍炮；在城東賈家沽道興建火藥廠，即東局，生產火藥。1888年試制出中國第一艘潛水艇——水底機船。1887年天津機器局撥出一部分機器設備鑄造銅錢，并于1896年正式改為現代化的機器鑄幣廠；1902年袁世凱在其基礎上改建為北洋銀元局；1914年成立了天津造幣總廠。

　　天津民族工業的興起，最早出現的是1878年天津招商局總辦朱其昂投資創辦的貽來牟機器磨房，后來又有1886年創辦的天津自來火(即火柴)公司、1898年創辦的北洋硝皮廠、1899年創辦的天津織呢廠。1901年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后，在天津大興實業，小型輕工業如雨后春筍。從1900年到1914年，天津新開辦的民族資本企業共有38家，分布在棉織、染織、面粉、制油、造胰、煙草、造紙等行業，產品輻射三北地區。

　　20世紀頭30年，天津工商業又有進一步發展，解放路兩旁林立的大銀行左右著華北、東北乃至全國的經濟命脈。現代工商業者群體越來越多，天津商會等幾十個代表工商業者經濟和政治利益的組織涌現。同時，新知識群體的形成，締造了豐富的天津現代都市文化。南開大學、北洋大學和一批具有全國影響的中學和專科學校以及《大公報》、《益世報》等具有海內外廣泛影響力的報紙雜志的活躍，大大提高了天津的文化水準和知名度。中國第一個籃球隊出現在天津，南開的張伯苓最早提出申辦奧運會的主張。烹飪、戲劇等有閑階級的傳統國粹也被發展到了歷史的極致。出了菜館進戲院，成為幾代天津人最時尚的生活方式，也使天津成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京劇、烹飪藝術的中心。

　　即使解放后，在計劃經濟時期，天津也同樣奪人眼球：飛鴿牌自行車、海鷗牌手表、牡丹牌縫紉機曾并稱為時尚的“三大件”。

　　天津，曾經是金色的。

　　擦肩而過的機遇

　　有人評價說：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天津似乎“運氣不太好”。

　　建國初期，天津延續了中央直轄市的地位；1958年，天津被改為河北省的省會，直到1968年才重新恢復中央直轄市地位。作為中國計劃經濟的北方大本營，雖然早在1984年天津就被列為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但是天津的產業結構、國企改革甚至是與北京的微妙關系，卻曾令天津的城市發展思路搖擺不定。

　　1986年8月，鄧小平親臨天津考察開發區和港口時就曾經指出：“你們在港口和市區之間有這么多荒地，這是個很大的優勢，我看你們潛力很大，可以膽子大點，發展快點。”　然而，在鄧小平視察天津十年之后，天津也未能迎來預言中的“大發展”。

　　《求是》雜志2004年第一期上載文說：“天津作為一個老工商業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欠賬較多，又有兩個特殊的8年：一是劃歸河北省的8年，幾乎沒有多少投資，還遷出了幾百個工廠；二是唐山大地震損毀了天津60%的建筑，抗震救災恢復重建又是8年。進入20世紀90年代，這些歷史的包袱嚴重制約了天津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要在這樣的基礎上實現跨越式發展，難度可想而知。”

　　一位資深經濟學者分析說，天津沒有上百億投資的如寶鋼、金山石化、首鋼、燕山石化這樣的大項目，等了20年才等來3.0大排量汽車的生產權，而北京現代從簽約到生產兩個月就搞定了。天津沒有上海的三年財稅包干到期再延長三年的特權政策，沒有浦東比特區還特區的優惠，批一個3000萬美金的項目在上海屬于地方權限，在天津則要等待國家有關部門短則數月的審批。幾個五年計劃中有上百個重大項目，卻沒有一個擺在天津。相反，天津遷出了上百個工廠，而今天津人的足跡隨處可見，都是割肉流血般的支援。

　　天津市社科院城市經濟研究所首席專家韓士元認為，轉變觀念太慢使得改革初期天津政策上靈活性的缺乏。“七五”期間，天津連預定的發展目標都沒有實現。

　　進入90年代，天津開始復蘇，發展速度加快，1993年以后增長率持續保持在10%以上，“十五”期間更是以13.9%的速度遞增。但80年代的停滯帶來的負面效應頑強地籠罩在天津的頭上，掩蓋了她應得的光彩。

　　或許，天津是50多年來付出與獲得最不成比例的城市之一。上海曾經在90年代初發出過《大上海，你還能扛起中國嗎》的呼聲，對不堪重負的現狀展開過討論，1992年之后舉國之力建設的上海才開始揚眉吐氣。而天津，漸漸失去了顏色。

　　天津一位高層領導出國考察，竟發現歐洲的投資者們大部分都不知道中國還有一個直轄市叫天津。

　　“不過是一座放大了的

石家莊！”天津的網友這樣評價自己的城市。 他們抱怨說，如今的天津是中國直轄市里最沒有特點的一個：既缺少北京宏偉大氣的莊重，又沒有上海城開不夜的繁華，也不像重慶山重水復、詭譎多姿。幾年前，甚至有人編了一個笑話來挖苦天津，說恐怖分子開著飛機來襲擊天津，但繞了一圈后決定放棄，他們的判斷是，這個城市已經被人炸過一次了。

　　很多天津老人都還記得，以前的海河不像現在這樣死水一潭，“在火車站附近的市區就能看到每天的漲潮退潮，景象壯觀”。1945年，美軍在天津登陸，3000噸的美國軍艦沿海河直接駛入了市區。然而90年代基本斷流，水閘閘死，海河成了海河水庫。

　　一個大都市，賴以生存的水流源頭沒了，它的路在何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