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在北京出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發表演講，并回答了現場與會人士的提問。答問實錄如下：

　　史蒂芬•羅奇(耶魯大學教授)：請問一下陳部長，您剛才強調中國貿易順差狀況的顯著改善，聽上去非常令人鼓舞，2月份出現了令人驚訝的逆差。但對于中國來說，多邊貿易總體有些失衡的同時，與美國仍然存在比較大的失衡，當前中美出現了貿易關系緊張的局面。您如何解釋這一反差現象，即多邊層面中國貿易順差在改善，而與美國的雙邊貿易順差在繼續擴大？

　　陳德銘：2011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量與美國相差900多億美元，但是中國順差1500多億美元，美國逆差7372億美元。按照這個統計，美國對中國的逆差僅占美國全部逆差的四分之一左右。有人說中國不應該實行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事實上，中國從沒有將“出口導向”作為經濟發展的政策目標。長期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多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都是以國內消費拉動為主的。中國的貿易順差逐年減少，幾年間，從2800億美元降到1500億美元，與此同時，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對中國出口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中美之間的確存在著貿易不平衡的狀況，但為什么美國有巨額的貿易逆差，美國自己不應該改善嗎？美國提出“參考性指南”，即國際收支經常項目余額占GDP的比重應低于4%。中國現在是2.8%，而美國是4.8%。因此，問題在于美國要努力改善其巨額的貿易逆差局面。美元是國際儲備和貿易結算的主要貨幣，有一個我們理論上叫“特里芬難題”的，很難解決，因為美國要通過逆差輸出美元，但如果不解決，不改變美國的狀況，如何實現我們討論的主題，即實現均衡增長？

　　中美貿易應該在自由貿易的框架下討論。一方面美國政府不斷指責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另一方面美國進口商不斷下訂單給中國企業。我到中國企業調研時對企業說，你們加工生產出口到美國，知道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商務部長怎么看嗎？了解我的壓力有多大嗎？這當然是一句玩笑話。因為我作為中國商務部長，必須秉承自由貿易原則，美國企業要買中國產品，向中國企業下訂單，我當然不能阻止企業出口，否則就是違反世貿組織規則。

　　事實上，美國應該通過擴大對中國出口，解決中美之間貿易失衡問題。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對軍民兩用品實行出口管制，到今天沒有對中國放開。美國不斷承諾要放開，并表示將制訂向中國放開的政策。但3年過去了，仍不見任何實質性的改變。俗話說：“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現在樓梯也不響了。

　　因此，第一，希望美國盡早放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不要以安全為由限制對中國的出口。中國將稀土賣給美國，美國卻以安全為由拒將生產出來的產品賣給中國，若此，我們的稀土賣給你，我豈不是不安全了？第二，希望美國取消對中國企業的投資限制。中美經濟有很強的互補性，美國在高技術和現代服務業方面有明顯優勢，中國企業的加工制造能力較強，其產品出口到美國、加勒比地區、南美洲等。美國勞動生產率高，工人素質好，如中國企業在美國投資建廠，不僅可以提高美國的出口能力，還可以輻射到周邊國家和地區，從而有利于美國貿易赤字的減少，這是互利雙贏的。

　　因此，僅討論中美之間貿易不平衡問題意義不大。即便中美之間貿易平衡了，也改變不了美國對世界貿易的巨大不平衡局面。

　　蔡旭(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院長)：兩天來有演講嘉賓談到促進內需的重要，沒人否認其對拉動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拉動內需就要提高中國服務業的競爭力。不僅服務行業本身，它對制造業的促進作用也很大。加強服務業，應放松監管，采取市場化原則，中國應建立比較合理具體的行動方案，盡早向公眾公布3到5年服務業市場自由化方案或行動計劃，以使行業內人士提前做出調整，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減少市場開放的外部沖擊。韓國嘗試過這樣的做法，當時很多人反對，實踐不很成功。但我認為中國可以做到。另外，服務貿易自由化在未來多邊貿易體系中是一個關鍵問題，尤其在后多哈時代，已有人提出諸邊服務貿易協議談判，請問中國對WTO諸邊服務協議談判的立場如何？

　　陳德銘：中國強調的擴大內需包括擴大投資和擴大消費兩個方面。中國近幾年在促進GDP增長方面，投資的拉動作用大于消費，但中國在制訂和實施擴大內需政策時，始終把擴大最終消費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基本點并加以培育，當然這個培育過程將是比較長的。原因在于，中國老百姓口袋里錢還不多，不多的錢要還放在銀行里儲蓄。因為他們這些錢要用于子女上學，要防老，要看病，要用有限的收入保持一個較長的、較好的生活。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GDP不高，社會保障體系不很完善。每個人都有權自主決定自己的錢是用于消費，還是用于儲蓄。他們的選擇一定是理性的權衡，要他們拿出更多的錢用于消費恐怕還需要一個過程。

　　13億中國人以外的世界另外56億人的消費也應該增長。當前世界經濟危機，特別是美歐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困難，不是靠擴大中國13億人的消費能夠解救的，應該鼓勵本國人消費，只有這樣世界經濟才能比較快地復蘇。

　　關于服務業問題。中國正在研究制訂政策，包括稅收政策，如改變對服務業稽征稅方式，改營業稅為增值稅，將服務業從制造業中細分出來，提升服務業的競爭力等。近年來，中國服務業發展迅速，一些城市的服務業占GDP比重已超過第二產業。對于中國國內企業而言，進入服務業完全是自由的，是鼓勵的。您講的服務業放松監管和自由化問題，我理解是中國服務業對國際的開放問題，服務業開放是通過雙邊談判實現的，這是WTO規則，是國際慣例。在發展中國家中，中國服務業開放程度是最高的。按照世貿組織規定的160個服務業門類，中國已開放了106個。按照內地與香港的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中國內地93%的服務業已對香港地區開放。

　　在世貿組織多哈回合服務業談判中，中國不可能單邊開放，應該是相互開放，談判是利益博弈，應該互有所得。我不認為現在是后多哈時代，中國和絕大多數成員都認為要將多哈回合向前推進。多數成員認為，應就一些問題先期達成協議，如給予最不發達成員免關稅、免配額的“雙免”待遇。但至今，這個讓最不發達成員等了十年的結果也未能達成。但中國胡錦濤主席已于去年向世界宣布，為進一步幫助最不發達國家發展，中方愿在南南合作框架內，對同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97%的稅目的產品給予零關稅待遇。

　　服務業談判是需要的，但不能就服務業單獨達成協議而不顧農業和非農領域的談判，不顧發達成員巨額農業補貼造成世界農產品價格的嚴重扭曲和當前的糧食危機問題。所以世貿組織談判應該是一攬子的、平衡的。中國注意到世貿組織十幾個成員進行的服務貿易諸邊協議討論。我們認為這與多哈回合談判是兩碼事，這一討論不應干擾多哈回合談判進程。我們主張WTO成員間的所有協議應通過多邊渠道，而不是在諸邊范圍內討論，希望諸邊服務貿易的討論是開放、透明和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