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目前的測算，如果今年是6.9%，要實現翻番，未來五年年均經濟增長速度必須在6.543%。如果今年能實現7%的增長，我們算了一下大概6.523%，這是實現翻番的最底線要求

　　徐林：未來五年經濟增速6.523%是實現翻番最底線要求

　　作者：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規劃司司長徐林

　　11月7日，由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聯合主辦的新供給【2049戰略圓桌】第六期在北京艾維克酒店召開，中航國際交流中心協辦。本期會議的主題是“貫徹五中全會研討‘十三五’規劃暨宏觀經濟形勢分析”。

　　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規劃司司長徐林在會議上表示：按照目前的測算，如果今年是6.9%，要實現翻番，未來五年年均經濟增長速度必須在6.543%。如果今年能實現7%的增長，我們算了一下大概6.523%，這是實現翻番的最底線要求。

　　以下是演講實錄：

　　徐林：謝謝洪崎董事長的介紹。今天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能和在座各位一塊交流對中央“十三五”建議的一些體會和看法。如果仔細讀《建議》，就會發現《建議》貫穿了新供給經濟學的思想。現在中央《建議》通過之后，各方面都開始認真的學習領會中央《建議》的精神，特別是一些參與《建議》起草的領導，可能陸陸續續都會奔赴各地解讀中央的《建議》。我是發改委規劃司的司長，那么肯定要做規劃。

　　在座各位可能不一定特別知道《建議》和“十三五規劃”到底是什么關系。它是這樣的關系：每一個五年規劃在制定時，往往是基于中央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制定下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這個《建議》實際上是指導執政黨和政府編制五年規劃的綱領性文件。國務院在中央《建議》的基礎上，按照中央建議的要求和精神具體編制《十三五規劃綱要》，這個綱要最后要經過全國人大通過才算數，而《建議》是經過中央全會通過，這兩個性質是不一樣的。《建議》通過之后，我們現在的主要任務就是編制中國的《十三五規劃綱要》，這個《綱要》要進一步具體落實中央《建議》提出的方方面面要求，要在明年3月份全國人大投票通過。

　　今天我想講的以下幾點，主要是我對建議領會學習的幾個最主要的體會。

　　第一，這次《建議》明確了緊緊圍繞“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大要求，明確了“十三五”的主要發展目標。大家從總書記在五中全會對建議所做的說明中可以看到，說明就增長率本身是專門有一個介紹的。當然，增長率不是“十三五”目標的唯一要素，因為它的主要發展目標是圍繞“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體”展開的。對“增長”而言，總書記解釋時說了，我們要實現“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建議》這次沒有提出一個數量指標，比如：“十三五”時期經濟的年均增長速度到底是多少，《建議》沒有明說，但是這個目標通過文字表述出來了，實際上也基本上敲定了“十三五”未來五年我們經濟增長到底應該保持一個什么樣的速度。按照目前的測算，如果今年是6.9%，要實現翻番，未來五年年均經濟增長速度必須在6.543%。如果今年能實現7%的增長，我們算了一下大概6.523%，這是實現翻番的最底線要求。我們用的是“城鄉居民收入”，而不是把城市和農村收入分開來說，這是統計局已經改了的一個概念。如果分開來說，城市居民人均收入要實現翻番的話，可能所需要的年均增長速度要高于6.5%。過去幾年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比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要慢幾個百分點。所以，五中全會基本上敲定了未來五年經濟增長速度不能低于6.5%。就這個指標而言，總理在韓國時、在中央黨校講課時也都說了。當然，還有其他一些主要目標，特別是我們這次在講增長速度時特意有個前提，要在經濟效益、質量更加平衡的基礎上來實現這樣一個增長。所以，這次建議確定了“提質增效”還是一個中心。這是中央圍繞增長所做的一些闡述。

　　第二，提出了五大發展理念，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還有共享發展五大發展理念。這五大發展理念按照總書記在五中全會說明的報告里說的，實際上是未來五年發展的一個靈魂，是管“總”的。所謂管“總”的就是方方面面發展都要體現這五大發展理念的要求。比如說，“創新”本身也有開放的問題，也要體現“開放發展”的要求；“創新”本身可能也要體現“協調發展”的要求，因為在“創新”內部，基礎研究和技術研發、科技研發，或者政府和企業、科研院所，都有協同關系、協調關系以及資源配置的協調關系，所以“協調發展”不只在某一個方面有協調，很多方面都涉及到五大發展理念的全部或者是部分。所以，我們理解，這五大發展理念是貫穿在“十三五”規劃或者是“十三五”發展方方面面的。這五大發展理念，從黨的理論研究角度來看，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首的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一些新思想、新觀念、新理論。同時，我個人覺得這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一個深刻總結，而且是在這種總結基礎上提出的、或者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理論的一種豐富和提升。所以，未來我相信一定會有一些理論學者去總結、提煉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到底是什么。我們過去學的發展經濟學，主要是西方的那一套，而且我們過去學的很多案例，關于發展理論、發展經驗的一些總結，可能也都是來自于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比如拉美等等，但是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速度保持了年均9.7%、9.6%這樣的增長速度，而且使數億人脫貧，整個國家的工業基礎、產業結構的升級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都取得了別的發展國家特別羨慕的發展成就。

　　我很早的時候，在搞“十一五”規劃時，和世界銀行[微博]有非常緊密的工作聯系，他們曾經請我到河內開一個由世界銀行OECD、UNDP、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等幾大國際機構主辦的全球一百多個國家的論壇。我的主題發言就是重點介紹中國的發展規劃。世界銀行是高度重視中國發展規劃和發展政策這一套具體做法的，他們認為中國的這套做法是值得其他發展中國家借鑒的。所以，我們這次《建議》在“開放發展”部分專門講了，除了“要參與全球治理”，其中還說了一句媒體用的比較多的話題，就是“要有制度性的話語權”，這是第一次提出中國要承擔更多國際公共責任和義務，是第一次在黨的文件里對外公開這么說。再往下看，里面還專門提到“要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一些發展規劃”等等，還有其他一些東西。我在過去一段時間接觸過很多發展中國家官員，他們對我們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讓我們幫它編規劃。我是不肯的，因為我自己的規劃我還編不過來，不可能幫他們編規劃，但確實現在已經有一幫中國學者在給一些別的發展中國家，比如非洲、亞洲(東帝汶、尼泊爾等)。其中，有一個很具體的案例，中國中鋁的一個副總裁后來考了外交官，就給他派到坦桑尼亞，在那個國家做大使，他調研了一段時間之后就跟該國總統說，這個國家資源條件這么好，我可以來幫你編規劃。他自己聯絡一幫人弄了一個東西，結果這位總統看完覺得很好，就讓國家各個部的負責人好好學習。我們的這一套東西，實際上也不是過去的那種計劃經濟時代的舊東西，我們的五年規劃經歷過一個從五年“計劃”到“規劃”的演變，實際上已經變的越來越具有戰略性、宏觀性、前瞻性和指導性。但是，在政府職責這一部分，我們具有較強的約束性。所以，五年規劃的主要發展指標里現在有兩類，一類指標是預期性指標，一類指標是約束性指標，約束性指標主要是由政府通過它的職責來實現。

　　五大發展理念，我覺得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經濟理論的豐富和提升，我認為自己這種判斷是不過分的。而且，下一步還會有進一步深化和發展。這是我要講的第二點。

　　第三點，這次把“創新”放在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因為《建議》有一句話“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我們過去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是鄧小平說的，但是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這在黨的文件里從來沒有出現過。所以，我們這次《建議》是按五大發展來謀篇布局的，第一篇就是創新發展，這恰恰體現了供給經濟學的思想。大家都記得熊彼特有句很著名的話“長期增長來自創新”。最近我們群里轉了吳敬璉的一篇東西，“三駕馬車”的這種分析框架害我們太久，因為我們都在政府工作，討論很多宏觀問題的時候經常是拿著“三駕馬車”來說事兒，但恰恰忘了增長經濟理論或者經濟增長理論不是從“三駕馬車”引出來的，增長函數里是沒有“三駕馬車”的，我們似乎忘了經濟增長理論最本質的內涵，恰恰是投入和投入效率，而且還有一個全要素生產率。

　　這次突出“創新“的作用，我覺得恰恰是回到了經濟增長理論的本源，而且整篇《建議》體現的都是怎么從“供給側”這個角度，比如：制度供給、構建發展新體制。我們是要通過創新引領，來構建一個過去是“后發優勢”的發展，現在要更多依靠“先發優勢”的發展。這種先發優勢來自什么？來自于創新，來自于供給側的創造。這次《建議》里沒有說要擴大內需，說的是什么呢？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這個話語體系的轉變完全體現的是新供給經濟學的思想。為什么叫釋放新需求？我們在討論的時候，大家都知道現在中國隨著居民收入提高，消費結構在升級，越來越多的新消費涌現，但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什么？是國內的供給能力適應不了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需要，或者是對優質量消費品和服務的需要。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什么呢？越來越多的中國升級性消費需求在外溢。所以，過去媒體說的什么到日本買馬桶蓋，它實際上是對一種品質的追求，越來越多的人要日本看病，到美國看病，因為不滿意國內提供的醫療服務和質量。這完全是供給端。所以我們要努力創造新供給，這種新供給不光是從無到有，還有一個從低質到優質的轉變。所以，通讀的話，看不到整個《建議》像過去那樣拿著“三駕馬車”說事兒，但是在創新部分有一個叫“培育發展新動力，寫的什么呢？寫的是“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但仔細讀那三段文字，不是從刺激投資、刺激消費和刺激出口的角度來看拓展這三大新動力的，都是從改革的角度來說的。

　　這段文字是我寫的，寫的時候是有爭論的。我們在討論中注意到，寫這個不能從原有角度去看需求問題，而是必須從怎么通過改革來使得消費轉向一些新的消費、新的消費能得到滿足和釋放，怎么通過一些投融資體制的改革來使得投資效率能夠提高、有效投資能夠增加，通過品質各方面供給側的一種提高來增強出口競爭力，而不是說以貶值或者提供更多出口補貼來推動出口增長。這樣一種表述變化，實際上恰恰體現了我們供給經濟學從供給側來推動、培育新增長動力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