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決定可持續增長 

　　□ 賈 康

　　“深化改革決定可持續增長”，這是在黨的十八大以來形成面向全面小康推進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總體布局而中國經濟社會轉軌仍處于“未完成狀態”下所需要確立的認識。

　　在三十余年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改革已進入了“深水區”，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進”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會有人受損”的改革事項都已做完，現任何一項深化改革的任務都會面臨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籬”形成的強有力的障礙，而且各項改革大都已經深度關聯交織，“牽一發動全身”，過去在局部發力尋求突破就可以改觀全局的空間，已明顯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驗，正集中于“全面改革”這個基本概念之上。“深化改革決定可持續增長”，我認為這是在關乎“中國夢”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命運的經濟社會轉軌“未完成”而攻堅克難的改革勢不可免情況下，必須確立的重要認識和關鍵要領。各方關注的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將結合關鍵時期的“十三五”規劃，對此給出一個具有“頂層設計”性質的指導文件。

　　中國現階段的主要特征，可以用如下四句話來描述：

　　第一，“黃金發展”和“矛盾凸顯”相伴隨。在中國各地稍作些調研就可以感受到，我們仍然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在30余年高速增長后轉向“新常態”的新起點上，經濟增長發展的底氣和市場成長的巨大潛力仍在，不論是大城市，還是中小城鎮和許多農村區域，建設場景觸目可及，給人印象深刻；但來自資源、環境的矛盾制約和來自人際關系的矛盾制約，更是日趨明顯、咄咄逼人：霧霾已動輒打擊大半個中國，地方某些新上馬的重化工項目，一而再、再而三遇到民眾的強烈反對且演變成震動全局的群體事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收入分配問題更為凸顯，社會心態越來越明顯地傾向于不少其他經濟體曾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前表現過的“端起碗吃飯，放下筷子罵娘”、追求“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的特征。

　　第二，“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對沖。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已在“下臺階”，從10%左右下行到7%左右的區間，“新常態”新已明確，而常未達到，即還未完成觸底企穩，相關的下行因素包括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即將迅速消失，老齡化社會壓力正迅速到來，以及較高基數上投資“報酬遞減”的影響，等等。但可以對沖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是最值得我們重視與爭取的，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鎮化紅利(“動力源”需求釋放引發的“成長引擎”效應)、科技創新紅利(走創新型國家道路、跟上“第三次產業革命”大潮激發科技“第一生產力”的乘數效應)、社會管理紅利(在社區治理、非營利機構和志愿者組織成長等方面的基層自治、社會和諧、興利除弊效應)，而使所有這些紅利能夠如愿釋放出來的關鍵，是實質性“攻堅克難”的改革能否不停留于口號而變為現實，進而可綜合性地凝聚而成提升和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化解種種矛盾制約的“改革紅利”。業已壯大的民間資本、社會資金及可隨之調動的民間智慧和潛能、活力，必須依托改革擺脫羈絆而更多貢獻其“正能量”，新一輪價稅財聯動改革、投融資改革、國資體系改革和行政、司法改革等，實在無可回避。上述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對沖之后，我們應力求爭取的，是今后盡可能長時間實現7%左右年均速度的中次高速增長平臺、結構優化的增長質量“升級版”。

　　第三，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自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到實施1994年宏觀層面以財稅為重點的配套改革，再到千年之交前后以“入世”鎖定全面開放格局，一系列改革創新打開了生產力解放和國家現代化的新時代，但漸進改革中既得利益也漸成局面，尾大不掉，雖然深化改革、加快轉型自九十年代后一路強調至今，但在“利益固化的藩籬”之前步履維艱。十八大之后，高層關于“壯士斷腕”的改革的決心已有明確表述，但社會上、企業界、市場中對于在體制內“自動手術”“自我革命”的懷疑仍未消除，且與意識形態因素的陰晴變化迭加。在深化改革努力與既得利益阻力的博弈背后，是改革與社會“矛盾累積”問題的賽跑，早已被人形象比喻為“兩只老虎的賽跑”，這兩只老虎各自要素齊全，似乎也看不大清楚對方，但都在往前跑，誰跑得更快一些，將決定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中國夢”的成敗。化解既得利益阻礙，是改革的最難之處，又是我們必須面對和交出答卷的歷史性的考驗。

　　第四，“十三五”是挑戰機遇并存局面下接受歷史考驗的改革新起點和爭取“繼續大踏步跟上時代”來引領的“新常態”的關鍵時期。既然追求可持續增長和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的關鍵在于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實現現代國家治理之下的包容性發展，那么以創新驅動帶來“動力轉型”，以供給側結構優化供給和制度供給更有效地支持升級增質，將是決定我們能否合格地應對挑戰掌握機遇的“關鍵一招”。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勇氣、魄力和更高的智慧與操作水準，推進“五位一體”的全面改革，在總體“路線圖”下還要配之以多輪“最小一攬子”的改革“時間表”設計。近期一系列關于改革的新動態新進展，業已給出了強烈的信號：

　　——中央要求于2016年要完成重點、基本任務的財稅配套改革，勢必倒逼整體考慮下的經濟改革和與之聯動的多方配套改革；

　　——在前一階段已有頗多明確宣示的金融改革領域，將會依照建立存款保險制發展中小型金融機構等要點，力求對于利率市場化、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可兌換等改革任務，展開具有攻堅性質的新階段；

　　——上海和廣東、福建的自由貿易試驗區部署帶有新一輪“以開放促改革”的戰略意義，將以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等為突破，打造可復制的高標準國際化、法治化營商環境而推動市場取向改革的實質性升級；

　　——工商企業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在取消公司注冊資本限制、將企業年檢制度改為年度報告制度等舉措推出后，結合反復強調、繼續推進的簡政放權，必將降低市場主體的創業成本，助力大量中小微企業的發展成長，推動企業投資、創業、創新打開新局，并與國有經濟領域以主打“混合所有制”為重大舉措的深化改革互動；

　　——經濟改革與行政、司法改革等其他方面的改革將互相激勵，為構建公平正義、繁榮強盛的國家共襄壯舉；

　　——以創構新動力、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增長質量升級為必選重點的“十三五”規劃，還必然與政府職能的深刻轉變和政府履職的機制改造相交匯，把經濟社會發展規劃與國土開發、城鄉建設、公交體系、環境保護、區域振興等規劃實現“多規合一”，在尊重市場規律和市場資源配置總體而言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穩增長、優結構、促改革、防風險、護生態、惠民生。

　　總之，實干興邦，事在人為。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最大熱點和難點、最需要做實的大事，就是攻堅克難地深化改革。下一步“十三五”時期的改革在按照五中全會部署繼續循序展開時，應把握的大原則是把“頂層規劃”的貫徹和必要的“先行先試”相結合，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以法治建設跟隨和肯定創新開拓的成果，以改革的實質性深化激發潛力釋放活力。客觀地說，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大“二元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在新起點上的新動力仍然強勁雄厚，但同時很大部分的新動力源是以“潛力”形式存在的，要如愿地使潛力、活力涌流出來，真正實現方式轉變、人民群眾生活質量與幸福感提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不僅對接全面小康，而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聯通“中國夢”愿景，必須義無反顧、“壯士斷腕”般地推進和深化歷史性的全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