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潤生：要有朝氣 不要怕犯錯

　　作者： 肖歡歡  

　　杜潤生接受本報專訪談改革。 

　　本報7年前曾專訪“中國農村改革之父” 只說真話從不客套的風格令記者印象深刻

　　如果說有誰曾以思想深刻地影響過當今我國幾代領導人，并培養出能改變中國的門生，那么，杜潤生絕對算一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杜潤生先后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被公認為黨內最資深的“三農 ”問題專家，農村改革最重要的決策者和親歷者，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10月9日，這位對中國改革進程產生重要影響的老人在北京去世。

　　本報記者在2008年曾對杜潤生進行過一次專訪，這位老人的敏銳和真知灼見，也給記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廣州日報記者肖歡歡

　　一生清廉：

　　別人送箱水果也要退回去

　　在那次專訪過程中，杜家保姆告訴記者，杜老平時生活節儉，85歲之后基本上只能吃流食，且十分清廉。平時，如有朋友來贈送禮物，禮物貴重的，他都要求登記造冊，要么充公，要么退回。“有一次，一個客人來拜訪時送了一盒進口水果，他(杜老)不知道這水果到底值不值錢，當晚還打電話給對方，問對方住在哪里，把這盒水果送還給對方。”老人家常說，“農口”是一個團結的團隊，這個團隊出了不少人才，但沒有出腐敗分子。

　　多次與杜潤生參加外事活動的劉志仁也回憶，在杜潤生參加外事活動中，外國朋友出于禮節和尊敬送給他的禮物，他總要求隨行人員登記造冊，決不據為己有。杜老訪日時帶回幾大箱子禮品，主動要求交公，一些難以長期保存的食品就送到食堂，請工人師傅品嘗。由于嚴格按照國家規定處理涉外禮品，除貴重物品上繳國庫外，當時農研室一些沒有出國機會或不參加外事活動的人，還可按國家規定廉價分到禮品。

　　活到老學到老：

　　90歲時學用手機電腦

　　1989年，農村政策研究室撤銷，76歲的杜潤生正式離休。直到2009年他住進醫院，20多年間，他幾乎每天早上都要走進磚塔胡同那間為他存留的辦公室“辦公”。

　　杜家保姆余阿姨說，杜老喜歡貓，最多時，家里養了十多只貓。平時，他一覺醒來，就逗家里的貓玩，像個老頑童。他有一個愛思考的頭腦，余姨說，杜老每天下午在桌前奮筆疾書，總結畢生關于中國農村改革的經驗教訓。直到年逾九旬，老人家依然關心政治，關心農民，生活很有規律。早上6時起床，晚上9時睡覺。有時，杜老還喜歡出去逛菜市場，和菜農聊天。“菜價多少錢，每斤菜能賺多少錢？”

　　雖然已是耄耋之年，杜潤生始終卻保持著一股學習的勁頭，“活到老，學到老”是老人家經常掛在嘴邊的話。對于一些新生事物，他敢于嘗試。第一次使用手機時，快90歲的他笑著打給就坐在他身邊的門生張木生，聽到張木生的手機響，老人家笑著說“這玩意好”。他拋棄了上世紀80年代常用的鋼筆，改用更簡便的中性筆。他甚至給電腦裝了語音程序，希望語音輸入就能寫作，可“山西太原話”電腦無法識別，只得悻悻作罷。在聽力失聰后，老人家甚至想找醫院給他做一個手術，以便恢復聽力，繼續保持“戰力”，但他的門生們經過討論后認為90歲高齡做手術，可能威脅到老人家的身體健康，只好作罷。

　　杜潤生的女兒杜霞告訴記者，父親最早喜歡游泳，后來由于歲數大了，下水游泳比較辛苦，容易憋氣，后來就改為打網球。

　　從沒架子：

　　喜歡別人叫他老杜、老頭

　　在女兒杜霞眼中，父親沒什么架子，不管是同事、下屬，還是各省書記、省長來找他聊天，他都不讓別人叫他“杜主任”，叫他“老杜”、“老頭”就挺好。

　　杜霞告訴記者，父親其實很悶，基本上沒有工作和生活的區別，小時候，爸爸回到家一直在工作。印象中永遠是爸爸桌子上的東西不能動，爸爸工作的時候不能吵，爸爸的電話不能聽，爸爸來了客人不能打擾。爸爸和客人談事請，也往往是低聲的、非常機密，她都不好意思在旁邊。 

　　杜霞說，有一年父親過生日，她把父親從醫院“偷”出去見了下這幫老朋友，老頭非常高興，一眼沒看見他，拿起紅酒就喝。此后，要處處盯著他才行。

　　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翁永曦曾回憶起在老師家吃飯的情景，1980年某一天，杜老約他去家里談事，中午老爺子留他吃飯。翁永曦回憶，當時他還納悶兒，誰做飯啊？沒想到老爺子拎一口小鍋，拿蕎麥面拌水一通攪，然后傾斜著往煮開的水里用筷子一點一點撥，告訴他說：“這叫撥魚兒，我們山西的農家飯。過去在太行山打仗，我自己弄飯吃，就吃這個，簡單。”

　　回憶和毛主席交往：

　　毛主席欠我一頓紅燒肉

　　杜潤生說，自己在新中國成立后和毛主席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50年北京香山雙清別墅，中央召開一個土地改革法會議，會議由毛主席主持。“當時毛主席問我是哪里人，哪個地區工作，我說是山西人，在太行區工作。他說自古三晉之地，人才輩出，三皇五帝，建都、打仗在此發跡。八路軍也是在山西壯大起來的。毛主席為了消除我的緊張，還和我開了個玩笑，說你們杜家出人才，歷史上有杜預、杜佑、杜甫等。我當時覺得毛主席很幽默。”杜潤生說，這次見毛主席時他心里原本有些緊張，因為對于土地改革，自己心里也只有一些大概的想法，沒有一個系統思路。聽說毛主席要向自己征求關于農村改革的意見，緊張得一晚上沒睡好。但見到毛主席如此和藹，他就不緊張了。

　　杜潤生說，他隨后還列席了這次中央會議。當時有一位老同志在會上說，土改中要注意教育農民，分田后大吃大喝不好。毛主席說：“千年受苦，一旦翻身，高興之余，吃喝一次，在所難免，以后注意就是了。”

　　杜潤生說，通過這兩次會面，他感覺毛主席很平易近人，很和氣，聽得進別人的意見，既堅持原則，又從善如流。

　　1953年1月，他從中共中央中南局上調北京。有一天，他和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一起去見毛主席。當時毛主席正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游泳，見他們兩人來了，就上岸坐下。鄧子恢介紹他，毛主席笑著說：“我們見過，還談過。”毛主席當時說，中央正式提出農民有兩個積極性，一個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一個是互助合作的積極性。進行互助合作時，必須保護個體的積極性，而不要挫折它，要讓農民干起活來有奔頭。毛主席隨后邀請他倆一起下水游泳。當時毛主席還說，你倆別讓我，誰游得快，中午獎勵一塊紅燒肉。“最后，我們兩個人沒有毛主席游得快，紅燒肉沒吃上就走了。毛主席說，‘紅燒肉下次補上’。這頓紅燒肉后來再也沒吃上。”

　　為錢學森喊冤：

　　“畝產萬斤不是他放衛星”

　　在和杜潤生聊天中，他還特別提出，社會上流傳一種觀點，說大躍進糧食畝產萬斤的“衛星”是錢學森放的，但實際上不是這樣。杜潤生說，大躍進時，毛主席有一次問錢學森，一畝地到底能產多少糧食。錢學森想了想說，從純科學理論上講，如果把植物所接受的太陽能都轉化成糧食，一畝地產4萬斤是可能的。

　　杜潤生說，他當時不相信糧食能畝產上萬斤，于是到太古陽邑老家去問，兒時的伙伴都告訴他，那些統計數據都是假的。“我到天津郊區調研發現，地里的每一行都是拉著電線用電燈照明，莊稼種植密度大得進不去人，一看就是假的。”

　　杜潤生說，錢學森當時說的是理論上的可行性，不是現實性。光合作用還要通過植物生長過程來實現，莊稼并非有多少光照就能產出多少糧食，這個錢學森本人肯定是知道的。但糧食畝產上萬斤的“衛星”已經放上天了，所以后人在盤點大躍進的危害時，把“放衛星”的老賬都算在錢學森頭上了。“我要為錢學森說句公道話，糧食畝產萬斤不是他放的衛星，他早就澄清過了。”

　　憶包產到戶：

　　那是冒著丟官殺頭風險的

　　說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改變中國的重大決策，杜潤生頓時來了精神，他的語調明顯高了許多，語速也快了起來，面色也變得有些興奮，甚至手都有些顫抖。“如果說我還為中國農村改革做了點事情，那是我們農口這個團隊一起做的，我一個人能做多少事情？有人說我是‘農村改革之父’，我看還是算了。”

　　杜潤生說：“改革開放后，他再度被調到農委工作，一些關心我的人也好言相勸，說要跟黨走，接受鄧子恢的教訓，不要搞包產到戶。但也有一些同志說，包產到戶勢在必行，只是時機問題。”

　　杜潤生說，包產到戶，是屬于分權性質的改革。分權才有利于培養農民獨立自主的性格，有利于發展個人的社會交往，為新的聯合創立前提。如果農民天天磨洋工，瞞產私分，消極怠工，農民吃飽飯的夢想就一直不能實現。直到1980年5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贊揚了安徽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的 大包干。他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鄧小平這個表態表明，包產到戶有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突破口。到了1983年，家庭聯產承包幾乎普及到中國每一個村莊。到了1984年，幾十年來一直被視為重中之重的糧食問題，已經由“手中無糧，心中發慌”，變成“糧食多了，賣糧難”。

　　杜潤生表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農民通過公共選擇的結果，它是農民的發明，不是他個人創造出來的。當然，搞包產到戶是冒著丟官和殺頭風險的，在當時，也只有鄧小平能頂住這樣的壓力，硬著頭皮往前沖。

　　畢生遺憾：

　　未看到農會成立

　　在和記者的言談中，說起中國農民的處境，杜潤生面色驟然變得憂慮起來。他表示，長期以來，我們的戶籍制度限制農民流動，但不讓農民流動是不可能的。過去農村有兩億多，現在有4億多剩余勞動力，不轉移到城市，農村根本接納不了。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農村人口搞好了，每戶經營規模就會擴大到幾十、幾百畝，勞動生產率會提高，科技含量會增加，人地關系緊張的問題才能緩解，農民才能富裕起來。農村滯留了過多勞動力，3個人的飯5個人吃，收入連年降低，早晚要出問題。一個農民變成市民，他的消費支出就會有數量級的變化，在21世紀中期，把城市化水平提高到50%，或者更高，這并非空想。

　　杜潤生說，農民在經濟上有自主權，政治上也應有相應的民主權利，不應該把注意力僅放在提供糧食、蔬菜、肉類供給，把農民當成一個農副產品的提供者，這遠遠不夠，不能反映他們的呼聲和疾苦。“1985年，我曾給中央寫信，建議成立農會。小平同志說，先看3年，如果大家都同意，你再提出來，我一定批，但這事就沒下文，成為我畢生的遺憾。”杜潤生說。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追憶杜老

　　他是最懂農民的人 

　　談起自己昔日的恩師，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兼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表示，30年前涉及幾百萬平方公里地域、涉及幾億人生存和發展方式的農村改革，其對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調整力度不可謂不大，其對中國基層社會結構、制度變革的創新力度也不可謂不大，其對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傳統意識的沖擊力度更不可謂不大，然而，沒有血與火的碰撞，沒有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的手法，甚至也沒有行政處罰的措施，使這石破天驚的變革在波瀾不驚中有條不紊地推進，杜老充滿智慧的方法論功不可沒。如果沒有他當年頂著被砍頭的風險，冒死為農民說話，中國農民“吃飽飯”的千古難題沒那么快解決。他是真正有勇氣的改革者。 

　　杜潤生去世后，陳錫文已經前往其家中吊唁。他表示，作為杜潤生的門生，他感覺非常自豪。不僅是他，凡是在杜潤生手下工作過的人，都會被杜老不拘一格的工作方式所感染。 

　　陳錫文表示，杜潤生是那種從來不占山頭，卻弟子遍地的包容并蓄式人物。在他手下工作，不論年齡、資歷、門派，只要有想法，都可以說出來。1982年冬天，時年32歲的陳錫文對“責任制，統分結合”提出疑問，杜潤生說：“小青年，你從學校剛出來，可不懂得，在中國有時候一個提法不當，是要掉腦袋的。”在他看來，杜潤生往往能把對立的兩派的意見都聽進去，由于他不帶立場，只為農民的利益著想，所以他的很多政策通常很接地氣。這也是杜潤生的思想能夠對幾代領導人都產生影響的原因。   

　　杜老的去世，也標志著“中國最懂農民的人”離開了。 

　　“30年前，杜老是農口這個團隊的組織者、領導者，30年來，杜老始終是這個團隊的靈魂和象征。”陳錫文說，如今，受惠于杜老的人們，把杜老門生作為一種榮譽稱號，杜老的魅力可見一斑。 

　　杜潤生印象：說真話不客套

　　驚聞杜潤生老先生駕鶴西去，不禁愕然。2008年，記者到杜老北京的家采訪杜老時，杜老已年逾九旬，耳朵失聰，但依然十分精神，偶爾還爽朗地大笑。

　　2008年的一天，在杜潤生位于北京木樨地的家中，當時，杜老看起來十分健朗，面色紅潤，面容清癯的他，臉上時常帶著笑容。盡管年過九旬，老人家說起話來還是中氣十足。不過，長時間手寫也讓老人家顯得有些吃力，手漸漸有些顫抖。

　　家中的保姆告訴記者，老人家聽力幾乎喪失，視力也較差，生活在一個安靜的世界中，無法感知外界的聲音，這種狀態已有四五年了，要和他交談必須使用筆談。我趕緊通過保姆向杜老解釋，想和他聊聊中國農村改革30年方面的問題。保姆轉達后，只見杜老在紙上寫下幾個字：“問題已看過，知無不言。”

　　杜老是中國農村改革之父，和他的聊天當然從他力推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說起。說起這個改變中國農村面貌的創舉，杜老顯得十分謙虛，他說，包產到戶不是他的發明，是中國的農戶自發發明的，是在生產關系踢了生產力的屁股下爆發出來的巨大能量。這項政策能推動，首要的功勞是鄧小平，沒有鄧小平的支持，包產到戶在全國不可能推廣開來。

　　杜老一生橫跨民國、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新中國、改革開放后等多個重要時期，是新中國成立前后很多重要時間的見證者。說起和新中國的領導者之間的趣事，老人家頓時來了興趣，連在紙上寫字的速度也快了許多，嘴唇還囁嚅著，一直想說話。

　　臨別時，杜潤生跟記者說：“年輕人要有朝氣，有想法，不要怕犯錯誤，我們年輕時說錯一句話都有可能被殺頭，所以，有自己的想法一定要堅持。”一個多小時的采訪中，記者對杜老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說真話，不客套，不打官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