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改革之父走了
上世紀80年代，杜潤生先后擔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他連續5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關于農村改革的5個“中央一號文件”，對于家庭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完善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法治周末見習記者 宋媛媛
“如果真的能調動起成千上萬知識分子下鄉與農民結合，我們的事業就成功了�！�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溫鐵軍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多年來，自己將恩師杜潤生的這句話記在心中。而今，這句話成為了杜老的遺愿。
2015年10月9日凌晨，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與世長辭，享年102歲。
上世紀80年代，杜潤生先后擔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被公認為中共黨內最資深的“三農”問題專家，中國農村改革的決策者和親歷者，亦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
從1982年到1986年，杜潤生連續5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關于農村改革的5個“中央一號文件”，對于家庭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完善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提出“包產到戶”
回首杜潤生的一生，可謂始終與中國農村改革、農業發展和農民命運水乳交融。
杜潤生出生于山西太谷陽邑村，曾參與領導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其間，他提出分階段土改的主張，即先普遍發動群眾，剿匪反霸，建好農會，再轉入分配土地。此后，杜潤生兩次進京，受命為全會報告中涉及到的土地問題建言。
在土改中的出色工作使杜潤生得到中央領導的賞識。1953年年初，杜潤生被調到北京，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兼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副主任，輔助時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參與組織領導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因力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要控制建社的數量，穩步推進，主張合作社的形式應更為多樣化，多種經濟并存，利用有益于生產力發展的私有經濟。鄧、杜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遭到點名批評，被斥為“小腳女人”。
此后，鄧子恢飽經折磨，杜潤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據原江蘇省政協秘書長、江蘇省委農工部部長吳镕回憶，中央先是準備把杜潤生派到海南島去工作，后來正好籌建中國科學院，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安子文惜才，才將杜潤生留下。
從此以后，凡對農村經濟有不同意見者，往往難免被劃入意識形態大牢。就連杜潤生本人，也不得不公開表示反對包產到戶。
然而，從被調入中國科學院到“文革”開始后被下放“五七”干校，杜潤生“對農村問題總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檢查，一面作為旁觀者，不斷反思，向歷史實踐尋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杜潤生再次回到農業系統工作時已是1979年。這一年，他出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負責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政策研究。
也正是在1979年，一直關注中央農業動態的杜潤生從政府文件中發現了一些苗頭，三中全會后還在使用的“不許包產到戶”的表述，到了1979年改為“不要包產到戶”。感覺到政策松口的杜潤生立即想到，可不可以由中央說話，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產到戶”，改成“準許包產到戶”。
于是，1980年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杜潤生借機提出現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這次，他得到了時任副總理姚依林的支持，隨后鄧小平也終于發話表示贊同。
但隨后召開的中央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多數與會者并不同意杜潤生起草的關于實行包產到戶的原則。對此，杜潤生和胡耀邦、萬里商量對策，巧妙改寫文件，最終形成了1980年75號文件《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
據媒體報道，那時曾經和杜潤生密切接觸，并被他推薦為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翁永曦說：“他想出‘責任制’這個詞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用責任制這樣一個非常中性的名詞，把反對的贊成的不同意見逐步地趨向一致，居然就把當時整個農村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撬翻了，這是不得了的大智慧，是杜老的過人之處�！�
“我認為杜老當年的最大貢獻是通過推動包產到戶和其他農村改革，讓中國近8億農民吃飽了飯。”經濟學家、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王小魯曾長時間在農村插隊勞動，親歷了當時的人民公社體制下，生產效率低下的情況。“如果沒有杜老和其他黨內高層一批改革者的堅決支持和他們理智的推動和說服，當年這一改革難以突破�！�
盡管他人敬佩有加，但對于自己在農村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中做的貢獻，晚年的杜潤生并不愿意過多的回顧，他認為這是“農民自己的發明”。
為師之道兼容并包
1983年，杜潤生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此前一年，北京西黃城根南街九號院門口立起了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兩年前剛成立的國家農委。往后7年，九號院就成了中央直屬咨議機構農研室的代稱。
在溫鐵軍的記憶中，杜潤生是一位胸懷寬廣、為人和氣的老干部。對于別人的意見，不論尖銳與否、正確與否，也不論是否符合官方主流思想，他總會鼓勵其表達。
當時，杜潤生作為長者，是九號院的靈魂人物，同時，這里也吸引、聚合了許多有抱負的年輕人。有媒體如是形容杜潤生為師之道：“沒有山頭卻門生眾多�！�
曾長期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過的包括王岐山、陳錫文、翁永曦、林毅夫、王小強等人。
無論是“大土豆小土豆，都能盛到他筐里”，“小土豆”是溫鐵軍對自己當年的一個比喻。他認為自己當時只是一個對時政有些看法的普通青年。但杜老還是給了自己一個為改革事業出力的平臺，并循循善誘地給予工作上的指導。
1985年溫鐵軍自發組織了一次針對“梯度理論”的“黃河萬里行”活動。4個月的“黃河萬里行”考察回來后，溫鐵軍在北京各種場合講他關于沿海、沿江、沿黃等三條邊綜合發展的“π”理論。雖然跟主流思路相左，卻引起了張木生、王小強的興趣，二人向時任中央農研室聯絡組副組長的王岐山加以推薦，王岐山二話不說，“來吧”。
讓溫鐵軍記憶猶新的是，自己另類的思考，竟引發杜老充滿善意的笑聲。老人不說對、也不說錯，只是不斷地提問。溫鐵軍說，直到自己被杜老問得回答不上來，就不得不對問題加以思考、深入調研。
這些聚集在中央農研室的年輕人，往往會被重用。有的參加中央和各部委的重要會議，有的被派去參與重大事件調查；農研室有一多半副組長(副司局級)由嶄露頭角的年輕人擔任。
杜潤生的弟子，國務院部委系統主動“下�！钡谝蝗说拿駹I企業家蔡曉鵬認為這是杜老的智慧：在農村改革的大局下讓年輕人自己出研究課題，自己定調研地點，再給予資金、業務方面的指導。這讓年輕人有更多的機會為了國家的改變而貢獻自己的力量。在這種機制下，青年人“做事情”的心理是勢不可擋的。
帶領起草5個“一號文件”
2008年的《人民日報》中曾有這樣的記錄：1981年的冬天，中央召開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會后，國務院領導到東北考察，寫回一封信，建議：不要再強調不同地區不同形式了，讓群眾自愿選擇，選上啥就算啥，領導不要硬堵。
由杜潤生擔任主任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根據中央的這一精神，起草了一錘定音的“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從而結束了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爭論，開啟了一個農民獲得自主權的新時期。
在這份“一號文件”中，杜潤生對包產到戶的定義用了“統分結合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和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體制條件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表述方式。
溫鐵軍對法治周末記者回憶，當時，不只是一個年輕人希望用農民聽得懂的語言直白地說出“大包干”三個字，質疑這么繁瑣的文件表述。然而，杜潤生依然堅持，“一個字都不能改，改一個字都是要掉腦袋的”。因為當時各種意見都很尖銳，想要把不同的意見，甚至對立的意見都包裝在一句話里面，就需要包容。
著名制度經濟學家周其仁也是杜潤生弟子，曾在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過。他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談到，包產到戶能得以確立，杜潤生個人貢獻很大。周其仁認為，杜潤生可以把看似對立的品格集于一身，“從不放棄原則但更擅長于協調和妥協，盡最大可能發現可為各方接受的共識空間”。
從1982年一直到1986年，中央接連發布了5個“一號文件”。這5個“一號文件”一脈相承、相互關聯，有力地解決了當時國家在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村多種經營、調整流通體制結構、乃至工農城鄉關系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1982年爭論頗多的包產到戶被中央認同，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而當8億農民一旦被解放出來，有限的農業資源承載不了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1983年的“一號文件”就提出了，發展農村多種經營，以消化被解放出來的勞動力。此后到上世紀90年代初的十年期間，鄉村集體經濟在資本極度稀缺條件下短期就完成了“土地和勞動力成規模投入替代資本”的原始積累，被譽為中國農民偉大創新的鄉鎮企業和城鎮化異軍突起。
農村能工巧匠們發起的多種經營、帶動的商品生產和中小型企業發展，都要求改善貿易條件，也要求資金、土地、勞動力諸要素保持一定程度的流動性。這與過去政府的既定政策發生了矛盾。在1984年“一號文件”中，明確“在穩定和完善生產責任制的基礎上，提高生產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發展商品生產”，堅持國家、集體、個人一齊上的方針，創造了以市場競爭促發展的新局面。
1984年糧食生產量連續5年超常規增長。糧食部門由“手中無糧，心中發慌”，轉為“拒收限收，壓級壓價”，給農民釋放出“糧食多了，賣糧難”的信號，直接導致農民調減糧食播種面積。于是，隨著1985年糧食大幅度減產，改革統派購制度、重構服務體系、調整產業結構等，成為當年“一號文件”的主要內容。
1985年，農村的多種經營、鄉鎮企業和城鎮化等領域的綜合發展極大地促進了內需，也客觀上造成資金和原材料的全面緊張，帶動物價快速上漲以及城鄉之間的利益沖突。如何綜合布局，如何全面推進，成了農村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問題。1986年的“一號文件”便主要對全面深化農村改革與調整工農城鄉關系作了部署。
這5個“一號文件”的落實，極大地改變了上世紀80年代農村的面貌，大大加速了鄉鎮企業的發展，為中國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背后的主要起草者杜潤生，功勞不可謂不大。
主動喊停農村改革系列“一號文件”
繼1986年“一號文件”之后，1987年，中央確定了深化農村改革的三項目標：第一，確立農戶自主權；第二，發育市場體系；第三，繼續優化產業結構。這三項目標實現的程度，是衡量農村發展成功與否的標志。
“然而，理論上揭示不等于實際上解決問題。中國農業的進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國有經濟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當時我們認識到，中國的農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經用盡；如果不觸動深層結構，就很難再前進一步。正是因此，農村改革一系列‘一號文件’的歷史使命告一段落。至今，中國農村改革并未終結，必須從全局改革中尋找前進道路�！倍艥櫳谝黄恼轮腥缡菍懙�。
“‘一號文件’到1987年的終止，并非因為有所謂‘保守派’的壓力，而是農研室主動喊停�！睖罔F軍告訴法治周末記者，1980年代初期，農村改革成效顯著，但農村改革的“單兵突進”卻影響了其他部門的利益�！爱愜娡黄鸬母母锸遣豢赡荛L久的，只有多部門的利益協調平衡才能讓改革進行下去�！�
在中國市場經濟尚缺一席合法地位的當時，城市改革的全面滯后，也成了農村改革的巨大阻力。
1985年，當許多人還把家庭承包當成農村改革的偉大突破的時候，杜老門下骨干之一王岐山就已經看到，農村改革單兵突進的可能性已經沒有了，“我們的好日子沒有多久了”。
對于終止“一號文件”，杜潤生在其九十大壽的時候說，地方政府包括農民群眾都把“一號文件”當成一個符號了，符號意味著政治化，認為只有堅持“一號文件”才是堅持農村改革。但全國各地的農業條件是千差萬別的，農業不可能一聲號令，齊步走，更不能政令化，僵化。
退而不休關注農村
1989年，76歲的杜潤生正式退休。那個激蕩著創造與夢想的改革時代也已逐漸遠去。
但在很多人看來，杜老雖然職務退休了，思想卻未歇息。他多次指出，“中國改革要過兩大關，一是市場關，一是民主關”。后來，又加了一關：自由關，要給農民自由權。
2002年，杜潤生提出《關于完善民主法制的建議》，指出小康社會，也應是民主社會。他說，“怎樣建設一個執政黨，怎樣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也就取決于如何對待民主政治”。
晚年時期的杜潤生失去了聽力，表達與行動都受到限制，但這位智慧老人的目光卻投向了更遠處。
2008年年底，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一個高峰論壇上，住在醫院里的杜老委托外孫念了他的發言：“未來幾十年，還需做些什么？已不是我這個95歲的老人能預測準確的了。”他考慮了7個問題，其中有“人口與土地、水資源、能源的矛盾，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矛盾”。
而在諸多問題中，最令他牽掛的還是中國農村發展問題。
溫鐵軍回憶，杜老生前一直強調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希望千千萬萬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下鄉與農民打成一片。溫鐵軍也一直踐行著杜老的心愿：“我們現在已經發起了上百個農民合作社，構建了合作社聯盟；已經動員了200多所高校的學生，成立了支農社團，鼓勵大批青年學生下鄉。目前，這200多所高校的支農社團下鄉人數就已經超過20萬了�！�
建立中國農民自己的組織也是老人的心愿。1984年家庭承包推行完成之后，杜潤生指出，恢復分散的個體經濟不是最終目標。應該把農民組織起來，發展合作社經濟。杜潤生呼吁：“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民還是古代化，中國就不會現代化�！�
杜老102歲生日前夕，蔡曉鵬登門拜訪老師。聽說學生要來，老人早早起床，換了件紅衣服，還特意梳了梳頭。當時，杜老已經無法進行語言交流了，但還有意識。蔡曉鵬回憶，杜老握著自己的手，緊緊地握了好幾次�！澳膭艃赫娲��！辈虝赠i說完，老人開心地笑了。（來源：法治周末）
(參考資料來源：鳳凰財經、《財經》雜志、《南方人物周刊》《經濟觀察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