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文初在家翻閱老照片。南都記者 曾春花 攝 　　1994年1月，“以土地為中心的農村股份合作制”論證會在南海召開。前排左一為杜潤生，左二為鄧文初。 1993年秋，在北京和杜潤生合影。中間為杜潤生，左一為鄧文初。南都記者 曾春花 翻拍

　　南海原副書記鄧文初回憶20多年前杜潤生論證南海土地改革

　　提前3天到佛山 發言長達2小時

　　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日前去世，本報昨日報道了他與佛山的淵源。他曾南下佛山，肯定南海的土地股份制改革，為南海的農村改革指明方向。昨日，南都記者聯系上當時的原南海市委副書記鄧文初，他曾赴北京邀請杜老南下，也是當年南海土地股份制改革的親歷者。1993年11月下旬，入秋的北京已抵不住涼意，昔日王侯府、西黃城根九號院內的一處會議室外，52歲的原佛山南海市委副書記鄧文初來回踱步，焦急地等著一個人。這個人，正是杜潤生。鄧文初此行目的，就是邀請杜潤生到南海參加農村股份合作制論證會。

　　請專家把脈土地股份制

　　時間追溯到1984年，當時的南海縣委、縣政府做出“三大產業齊發展，鎮、公社、村、生產隊、個體、聯合體企業‘六個輪子一起轉’”的決策，極大調動了民間經商辦企業的積極性，隨后南海“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全民皆商，一大批家庭作坊式的小五金廠、小冶煉廠像野草一樣野蠻生長。

　　鄧小平“南方講話”后，大量外資搶灘廣東，加上本地的鄉鎮企業，南海和珠三角其他區域一樣，土地市場告急，“向農村要土地”成為大勢所趨。而土地包產到戶后，使得土地經營零碎分散，不利于規模經營。

　　如何實現農村土地規模化經營？在此過程中如何保障村民所享有的土地增值權益？收益應如何分配？作為主管農業的副書記，這是鄧文初和他的同事們當時所面臨農村改革的問題。南海是國家首批農村改革綜合試驗區，鄧文初說，南海農口線的干部曾多次到當時的江蘇錫山參觀考察，當地實行的“小農場模式”給了南海啟發。所謂小農場模式，即農民留出少量自留地，其余全部交村集體進行規模化經營。

　　當時，市場經濟初顯規模，開始實行股份制改造。“企業可以股份制，農村土地為什么不可以股份制？”鄧文初說。1992年，南海在全國率先啟動集體土地股權制改革的探索，在不改變集體土地性質的前提下，將農民承包的土地以使用權入股，組建起集體經濟組織，村集體在土地上“種房子”獲得收益，農民則依據股份享受分紅。這種做法被稱為“南海模式”。

　　改革首先以羅村下柏村作為試點。為什么會選擇下柏村？鄧文初說，這是因為當時下柏村的支部書記岑三根很有威信，搞股份制的積極性也很高，作為試點較容易推開。試點取得經驗后，南海在1993年初擴大到14個點進行試驗，1993年下半年，在全市164個點推開。

　　南海的改革引起外界不少關于私有化、非農化的質疑，鄧文初心里也不踏實。“這樣改是行還是不行？加上當時沒有政策支持，我們也怕有反復，又回到過去了。”時任南海農村改革試驗區主任的何享業向鄧文初尋求解決之道。于是，南海決定請北京的領導和專家過來把脈支招。

　　杜潤生親自手寫講話稿

　　1993年11月，在赴日本參加完一個研討會后，鄧文初沒有直接回南海，而是繞道北京，邀請杜潤生到南海出席農村股份合作制的論證會。“只要杜潤生出席了，他一拍板，其他的領導、專家基本上就不成問題了。”鄧文初說。

　　由于在北京只逗留一天，鄧文初很是著急。他找到當時中央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的科長朱麗英，因為每年都要進京匯報工作，后者和鄧文初早已熟稔。鄧文初回憶，得知他的來意后，朱麗英馬上帶他來到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所在的“9號院”，杜潤生正在開會。兩人又來到會議室外，被杜潤生的秘書攔住。朱麗英打電話入會場，請杜潤生接聽，說明鄧文初想見他，只要幾分鐘的時間。

　　“當時會議室外面有一個小會客室，我在那里等了20多分鐘。”鄧文初說，朱麗英打完電話后，杜潤生特意從會場出來和他進行了短暫會面。在鄧文初說明來意后，杜潤生馬上答應到南海出席論證會，并和秘書對了日程，敲定參加時間，整個會面持續了約10分鐘。

　　1994年1月5日至7日，“以土地為中心的農村股份合作制”論證會在南海召開。除了杜潤生，當天的研討會還有不少中央、省市的專家和領導，郭榮昌、張根生、杜鷹、余國躍、歐廣源、吳敬璉等都在其中。深圳市、廣西南寧地區、北海市郊也派人參加了會議。由于參與人數眾多，專家領導一一發言，會議持續了3天。

　　鄧文初回憶，杜潤生提前3天從北京到南海，入住南海迎賓館。“我記得他親自手寫講話稿，后來又有刪改，還叫朱麗英幫他謄抄。”在論證會的最后，杜潤生作總結發言，他的發言長達2個多小時。“他主要講了當前農村工作形式、農民土地重要性等問題，最重要的是他肯定了南海模式，認為我們的路子是對的。”

　　南海經驗得以推廣

　　“南海1993年有了新的結果，搞股份合作的規模經營，取得經驗，初步啟示此路可通。但涉及土地經營方式大轉換，和農民權益保護這類大問題，必須進一步試驗做好各項完善工作，兩年后再總結，獲取進一步的成就。”杜潤生表示，南海同志抓住機遇，引進股份合作，不僅平息了土地級差收入減少引起的矛盾，而且乘機推進規模經營，力求避免工業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農業衰落趨勢。利用股份制改造土地集體所有制，農戶退出承包權，取得股權和相應收益，使外出農民安心就業。留下的農民，搞好規模化經營，保持農業結構平穩地向現代化產業轉變。“可以說是一種制度創新。”

　　他還提醒南海，股份制可以當作一種誘導方式，利用來解決人地緊張關系。“農民沒有土地是痛苦的。但爭得的土地，還會留戀不舍，防礙他們在工業化時期改變身份。土地股份制只要真正還權于民，堅持自愿原則，允許自由選擇，摒棄強制行為，就可順理成章，做到務工務農相輔相成，各得其宜。”

　　杜潤生的發言，無異于給“鄧文初們”吃了一顆定心丸，堅定了他們改革的信心。南海開始放開手腳大膽推廣土地股份制，并在此后進行股權固化、股權流轉等探索，對土地股份制進一步完善。

　　1994年年初，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到南海西樵山召開農村股份合作制制現場會，明確表示富裕地區的農村可以學南海，希望將南海模式推廣到珠三角。此后，南海模式很快風靡珠三角地區，佛山、廣州、深圳等地的農村地區相繼進行了土地股份制改革，推動了工業化進程。

　　10月9日上午，鄧文初收到朱麗英從北京發過來的微信，告知他杜潤生去世的消息。同是這場改革的親歷者，得知杜老去世的消息后，年逾古稀的鄧文初感慨又失去了一位同志。20多年過去，院子里傳來桂花香氣，又是一個秋天。“到了我這個年紀，身邊越來越多的老同志離開，已可以笑對生死。”

　　采寫：南都記者 曾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