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潤生曾獲“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稱號。C FP供圖

　　“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佛山情

　　一片爭議中 杜潤生肯定南海改革

　　作者：吳曦

　　10月9日6點20分，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先生病逝，享年102歲。作為中國農村改革重大決策參與者和親歷者，其生前多次向中央主張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改變了一代中國農村的發展命運。而這位“中國農村改革之父”，事實上與佛山淵源深遠，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他曾經南下佛山，為南海的農村改革指明方向，給基層帶來強烈的改革信心。

　　22年前

　　南海試行土地股份制

　　10月10日早上，已退休的何享業和子孫正享受天倫之樂，直到收到北京朋友的短信，才知道杜潤生離世的消息，心情一下子變得沉重。

　　曾擔任南海農村改革試驗區主任的何享業，20多年前多次進京匯報改革進展，與杜潤生偶有接觸。1994年，杜老南下佛山論證南海所推行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時，他更是直接向杜潤生匯報工作經驗。就算離開農業崗位多年，每與北京的朋友接觸，何享業都會問起杜老近況，這位老人曾經為南海農村改革帶來太大影響。

　　30年前，當時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后不久，南海的農村就受到廣州等發達地區的影響，村集體紛紛創辦企業。于是，農民剛剛分到手的土地，又自愿集中起來使用。

　　1985年，南海的農村集體經濟已初見規模，所謂“村村點火，處處冒煙”。作為最初的見證者，何享業說隨著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土地和收益分配逐漸成為大問題。直到1987年，廣東省就要求在南海試點“經濟發達地區怎樣實現糧食規模經營”。經過一番爭取，南海成為國家首批農村改革綜合試驗區，何享業正是那時開始進入試驗區工作。

　　何享業仍然清楚地記得，當時南海有兩個糧食規模經營試驗點，一個在平洲，一個在西樵。不過，試驗項目并不順利，發展規模一直受到制約。像風干機、收割機，這些生產資料都需要投入，但試驗區經費有限，只能要求政府補貼，不然難以為繼。“搞了幾年，試驗區覺得累，政府也覺得累。”

　　經過調研，當時的南海農委認為制約糧食規模經營的核心因素便是土地機制。一方面，分田到戶使得土地經營零碎分散。以一家四口人為例，他們可分到兩畝多地，但僅這兩畝多地還處在不同片區，每個地方不到一畝地，要實現規模經營很困難。另一方面，當時農民已向工商業進軍，洗腳上田，但又不愿意放棄土地，造成農地的粗耕粗種，阻礙著規模經營。

　　為打破困局，南海決定從創新土地機制入手。在改革前，何享業曾多次和同事到深圳寶安區沙井鎮萬豐村考察。萬豐村早在1984年就在全國率先推行股份制改造，農民增收迅速，集體經濟組織也發展很快。

　　而南海的改革也沿著萬豐村的股份合作經濟思路進行，并大膽在此基礎上再突破：將農村土地的承包權和使用權分離，將承包經營權作為股份，量化到全體農民，使農民成為股東，取得土地受益分配權，實行股份分紅。

　　1993年夏，改革開始。南海從里水沙涌、羅村下柏、平洲、夏北洲表村開始，大膽試行以土地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所有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全部入股，村民憑股權分紅。入股以后，村里再根據需求，把土地劃分成三大塊，即“三區規劃”，分別是農田保護區、經濟開發區和商住區。

　　南海農村改革

　　杜潤生常予鼓勵

　　改革迅速為南海農村注入新動力，但由于思路大膽，質疑聲音也不少。“當時社會議論紛紛，有贊同，也有非議。都在質疑南海的農村改革，是否搞私有化、非農化，是否改變集體所有制。”處在這些聲音之中，何享業向時任主管農業的南海縣委副書記鄧文初尋求解決之道，“鄧書記說，既然我們解決不了這么多問題，不如請北京的專家來看看，大家討論一下。”

　　于是，1994年1月5日至7日，“以土地為中心的農村股份合作制”論證會在南海召開。何享業還清晰記得當年研討會是在323會議室進行的。這次研討會，杜潤生也參與了。“研討會之前，我們幾乎每次上京匯報都會看到杜老，但直接接觸還是第一次。”在過去的工作匯報中，何享業說杜潤生常常給予南海改革鼓勵，“我們搞試驗區的時候，他就說過‘試驗希望成功，允許失敗。失敗也是成功，因為探了探路，證明行不通，節省下改革成本。’”

　　而除了杜潤生，當天的研討會還有不少中央、省市的專家和領導，如王郁昭、張根生、杜鷹、余國躍、歐廣源、吳敬璉等都在席中。“算上我們本地參加會議的，南海迎賓館當晚都不夠房間。”而何享業當日是代表南海發言，介紹了土地股份合作制當時在南海的改革情況。

　　何享業發言時就表示，“我們搞股份合作制，是為將來農村經濟進入完全的市場經濟做好鋪墊。”他發言結束之后，各方開始激烈討論，“什么觀點都有，有些也頗為尖銳，主要還是圍繞土地非農化、私有化這些問題。”而杜潤生是最后才發言的，他充分肯定了南海土地股份制的探索。

　　“在之前十余年中，農村勞動力大部分已轉到農外就業，這些人務農興趣降低，可是土地資產意識反而提高。為維護農業的持續發展，生產要素配置與利用方式必須更新。這些都成為推行股份合作制的動因。”杜潤生當時表示，南海同志抓住機遇，引進股份合作，不僅平息了土地級差收入減少引起的矛盾，而且乘機推進規模經營，力求避免工業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農業衰落趨勢。“土地股份制只要真正還權于民，堅持自愿原則，允許自由選擇，摒棄強制行為，就可順理成章，做到務工務農相輔相成，各得其宜。”

　　杜潤生在研討會上肯定了南海將股份制引入農業生產領域是一種進步，這讓鄧文初、何享業在之后的改革中大大堅定了信心，放膽探索。“我還記得，當時會開完沒幾天，鄧書記就叫了各鎮街一同學習會議精神，把試驗區的經驗鋪開。”

　　多年后

　　杜潤生再次肯定南海經驗

　　1995年年底，里水鎮草場村率先在南海出臺股權固化方案，實行“增人不增股，減人不減股”，將原屬集體所有的土地資源、固定資產以股份的形式全部折股量化。各經濟社把全部股權一次性配置給社區內農民個人所有，股權可以在一定范圍內流動。

　　南海改革經驗很快便見成效，并被廣東省委、省政府作為樣本推廣。1998年，南海整個農村經濟總收入為600多億元，集體經濟純收入為34億元，農民人均收入超過6000元，分別比1992年增長370%、149.6%、150 .4%。

　　2001年，有媒體采訪杜老，談及南海土地股份制改革時，他仍然持肯定態度。“南海主要搞土地所有權變成股權，可以流動，這樣便于讓土地集中到專業大戶手里，搞規模化經營。”

　　“把‘30年不變’堅決執行下去，保持穩定，不要用行政的手段進行調整。在市場經濟的原則下，自由流動，有償轉讓是可以的。南海的做法是要在一定條件下才可以實行的，大部分農村辦不到。目前，應該在法律上把‘承包權’確認為一種‘物權’，而不是‘債權’。‘物權’意味著承包人享有土地的處置權，可以轉讓、抵押、入股。當然，這一定要在市場經濟的原則下進行。”

　　作為20年前這場改革的親歷者，何享業說杜潤生對中國農村問題的熟悉和開明態度，為南海農村改革爭取了探索的空間，也堅定了基層改革的信心。

　　試驗希望成功，允許失敗。失敗也是成功，因為探了探路，證明行不通，節省下改革成本。

　　南海主要搞土地所有權變成股權，可以流動，這樣便于讓土地集中到專業大戶手里，搞規模化經營。

　　把“30年不變”堅決執行下去，保持穩定，不要用行政的手段進行調整。在市場經濟的原則下，自由流動，有償轉讓是可以的。南海的做法是要在一定條件下才可以實行的，大部分農村辦不到。

　　——— 杜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