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清華五道口高管教育
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先生于北京時間7月12日與世長辭,享年80歲。成老先生心胸博大、智慧卓絕、平易近人,一代大師星辰隕落。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副主任委員,中國人民銀行[微博]原副行長,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理事長兼院長吳曉靈發來短信,緬懷成老先生。
吳曉靈院長悼詞:我敬佩成思危先生為國為民百折不撓,鞠躬盡瘁的精神,他對中國經濟管理和風險投資的貢獻將永遠惠及中國經濟。為中國失去一位執著而敢于直言的學者而悲痛!先生會永遠活在人民心中。
7月12日凌晨,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先生與世長辭。成思危先生,是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化工系統工程、軟科學及管理科學,近年來致力于探索及闡明虛擬經濟的特點與發展規律,并積極研究和推動風險投資在中國的發展。成思危被譽為“中國風險投資之父”“創業板之父”,曾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一生致力于推動中國的風險投資事業,是中國經濟政策的重要高參和制定者。他的很多觀點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在最近發表的文章中,成思危指出,“研究金融問題需有戰略觀,其中最重要的是確定戰略目標,因為目標一錯,滿盤皆輸,如果目標不對,后面的戰略和策略貫徹實施得再好,最后也達不到預期效果,甚至會造成嚴重損失!
而在4月的智庫研討會上,成思危指出,智庫要“實事求是,要多講真話實話,少說空話套話,不說大話假話。如果智庫來講大話假話,那就非常得危險。”
本文通過整理成思危先生的近幾年的觀點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梳理,以紀念這位著名的學者。哲人已逝,風骨長存!
1.中國股市存在四大問題
中國股市從宏觀角度看進步不小,從微觀角度看問題不少。中國股市發展需要解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上市公司質量、投資者素質、監管等四大問題。
股市需要長線的機構投資者。投資者要注重在股市操作中加強學習,了解宏觀經濟形勢,了解所投資的上市公司的情況,培養風險意識,評估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有很多投資者并不清楚風險承受能力,股市好的時候就借錢拿房子抵押炒股,這很危險。
股市監管應該遵循“合法、依法、合理、適度、有效”的原則。對于虛假信息、惡意操作事件等一定要依法嚴懲,不嚴懲這些違法上市公司實際上就是損害了投資者的利益。
(2012年1月,在十六屆中國資本市場論壇上的發言)
2.好公司都無人問津的股市肯定要出問題
健康的股市需要滿足四個基本條件:第一,國家經濟的基本面要好。當前,我們正處于結構轉型期,對股市當然有影響。股市最靈敏的是資金進出。如果股市凈流入資金是正的,股票數量沒有增加,股價就上去了。如果凈流入資金是負的,股價自然會下跌。資金進出與國家政策、投資者信心和銀行利率都有關系。最近,股市之所以比較嚴峻,與中國經濟下行也有關系。
第二,上市公司質量要好。短期評價是財務績效,股票投資回報率要高于債券回報率,至少應高于銀行存款利率。長期來看,公司治理才是企業發展的根本。我曾經鼓勵南開大學進行相關研究,他們提出了“南開公司治理指數”,從6個方面確立了19個評價指標。從前幾年的指數看來,可以說,中國大部分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都是不及格的,及格的僅有30%左右。這說明中國上市公司治理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第三,監管要改善。股市監管應該合法、合理、適度、有效。證監會[微博]出臺新規能否對癥下藥,藥到病除,談何容易。比如股市瘋漲的時候,提高印花稅,股市還在漲;股市下跌時,減少印花稅,但股市還是跌。說明這一措施未能改變投資者的預期,效果自然很有限。
第四,投資者素質要提高。經過20年的鍛煉,中國投資者素質確有提高。過去散戶特別多,現在機構投資者逐漸增多。但機構投資者不應該偏重短期行為,那樣就等同于大散戶,但由于其資金雄厚,信息較靈,會進一步損害散戶的利益。機構投資者更多地應該關注價值投資,不應該搞短期投機性的賣出買進,追漲殺跌。
中國股市的換手率比國外高得多,為什么?就是沒有堅持價值投資的理念。股市的重要作用就是扶優汰劣。如果ST公司受到熱捧,好公司反而無人問津,這是絕對不合理的,這樣的股市是要出問題的。
(2011年12月,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
3.不能把所有國際金融活動都當做陰謀
在金融研究實踐中,忽視或缺乏戰略觀的情形并不少見。金融安全是現代經濟安全的核心。對于這一問題,我們既不能麻木不仁、喪失警惕,也不能神經過敏、草木皆兵。
例如,一些人把所有的國際金融活動都當成陰謀,把國際金融活動比作你死我活的戰爭,主張要抗擊國際陰謀。實際上,這并不符合當前國際金融的實際情況。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擔心,但更多主張“陰謀論”的人有著不同動機。
不管動機如何,這種以抗擊陰謀為戰略目標的金融安全觀起碼在以下兩個方面缺乏說服力:一是要真正提高抗擊陰謀的能力,就必須提高自身的金融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還是會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也無法抵御國際金融風險。二是當前國際金融領域既有斗爭又有合作,并不是零和游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功籌辦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所以,應善于利用國際金融形勢的變化來爭取最大利益,而不能把所有國際金融活動都拒之門外。應努力提高我們自身的金融實力,進一步深化和推進金融系統改革,提高我國金融的國際競爭力,并在國際競爭中增強我們的話語權和國際金融地位。這才是正確的戰略目標。
(2015年5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
4.超發的貨幣就是關在籠子里的老虎
長遠來看,貨幣過度供應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超發的貨幣就是關在籠子里的老虎,早晚要放出來。最近中國大媽大量購買黃金,也是手頭貨幣太多;房價持續降不下來,也是因為很多人手頭有貨幣,覺得保值買房子更保險。過多的貨幣是關在籠子里的老虎,我們不能不給予警惕。
(2013年5月,在中國經濟大講壇上的發言)
5.中國應發展綠色經濟從產業發展和社會角度兩個方面著手
當前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居世界第一位,節能減排對中國非常重要。如果我們不在環境保護上加大力量,努力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話,那么我們將把環境債務留給子孫后代,這是不可持續的發展。中國在節能減排和發展新能源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中國對新能源的投資在世界上占到第一位或者第二位,可能十年內累計將達到5萬億元人民幣,表明了中國政府對解決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的責任感。
創新是發展新能源的重要保證,新能源將引領第四次產業革命。人類過分依賴化石能源,給未來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威脅,所以,必須通過發展新能源來解決能源資源有限以及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溫室效應的問題。以太陽能為例,太陽能的成本大大高于火電成本,中國最近也出臺政策,對太陽能發展予以補貼,但從長遠看,靠補貼來推廣新能源是不行的,所以,關鍵問題還是要通過技術創新來降低成本,使得太陽能能夠廣泛應用。
國際上很多人提低碳經濟,這是非常熱的話題。我們提綠色經濟,并不是標新立異,而是更加全面。綠色經濟就是低碳經濟、循環經濟和生態經濟三者的結合。發展綠色經濟的最終目的是要達到人和自然的和諧相處。從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國發展低碳經濟要有自己的特點。因為:
第一,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達到中等發展國家水平之前,還是要不斷發展。既然要不斷發展,就要不斷消耗能源,因為能源是發展的重要條件,我把它比作經濟的糧食。所以我們現在的重點,不能像發達國家一樣,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總量,而是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強度,也就是要降低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作為發展中國家,首先從這個角度來考慮。所以我國宣布,到“十一五”規劃末期,我們的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礎上下降20%,到2020年下降40%—45%,這是一個很高的目標。如果大家仔細算算,GDP到2020年比2000年目標翻兩番,中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實際上還是會有所增長的。
第二,從中國的能源結構分析,目前來看,化石能源占到90%,我們確定的目標是2020年降到85%。我國近中期的目標應該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
中國前些年過多追求經濟增長,對環境保護不力。現在應該看到,在這個問題上不注意,我們會犯歷史性錯誤。我們計算過,2005年,由于能源利用效率低,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我國的環境成本占GDP的13.5%,而當年的GDP僅增長了10.4%。這說明如果我們不注意環境保護,就把環境債務隱性地留給了子孫后代。所以我們要力爭做到“三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下一次的產業革命是新能源引領的能源革命。前三次分別是蒸汽機、電力、電腦與互聯網。從長遠發展角度來看,可再生能源將是未來產業革命的一個增長點,所以,我們要大力發展綠色經濟。
中國應如何推動綠色經濟的快速發展?可從兩個方面著手:
第一,從產業發展來分析,低碳經濟有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發展不排放二氧化碳的產業,包括水能、風能、太陽能、核能、地熱能等等。同時,包括文化產業、現代服務業等等。第二個層次,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如現在發電水平是350克標準煤發1度電,而全國最先進的地方僅需要283克,如果平均降到300克標準煤發1度電,將會是很大的節約。第三個層次,利用二氧化碳;茉慈紵厝划a生二氧化碳,現在利用二氧化碳的主要是飲料工業,有局限性。利用二氧化碳最大的地方應該是化學工業,F在化學工業領域正在研究這個問題。此外,發展林業也能吸收二氧化碳。第四個層次,封存。當然,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現在荷蘭、丹麥也在做這項工作。
人類最終還是應該依靠可再生能源。人們最早是用動植物燒柴火,用動物油點燈,然后是利用化石能源,但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總有一天會用完,最終還是要用草木和太陽能這些可再生資源。所以,我們要把產業、經濟、社會和文化有機結合起來,不斷改善。
第二,從社會角度來說,要認識到綠色經濟不僅是一種產業發展模式,也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轉變。這就要求人們樹立綠色經濟的意識,養成從點滴做起的習慣。比如說,我們有沒有必要開這么多和這么亮的燈?可以少開一點。離開房間時,能不能及時把燈關上?這都是小事,但做好一點小事,就可能節約很多能源。再比如說,大家開車多了,就帶來道路擁擠、環境污染等問題。我們能不能夠平時在市內上班的時候,多利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跟同單位的同事拼車。發展綠色經濟,不僅是產業企業的問題,也是每個人能否養成綠色生活方式的問題。
(2013年10月,接受《中國經濟時報》專訪)
6.學者有四大責任
學者應肩負怎樣的使命和責任?在“2013首都經濟管理學界新春聯誼會”上,我提了四句話。
第一,探討理論基礎。當前,中國社會面臨很多嚴峻的問題需要執政黨去解決,但作為官員來說,他可能沒有充分的時間去仔細研究這些問題,作為學者,就應該從理論的深度和高度去深入思考和研究這些問題。比如,中國改革現在進入了一個關鍵階段,有四個關系需要深入研究,即法治和人治、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場、集權和分權,每個關系背后都有一大堆需要研究的問題。就拿公平和效率來說,沒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穩定的效率,沒有效率的公平則是低水平的公平。這二者之間確實有個辯證關系,其背后的理論和問題很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借鑒國際經驗。比如社會保障,各個國家有各自不同的做法。有的是以社會統籌或者社保稅為主;有的是以公積金為主,個人賬戶為主,如新加坡;有的實行雙重政策,即社會統籌加個人賬戶,中國就是這樣。在解決所謂改革成本的問題上,也有各種不同的辦法。醫改也是如此,有英國模式、意大利模式、美國模式等等。作為領導,沒有時間去認真分析比較這些模式,有的領導干部到哪國考察就覺得哪國模式好。作為學者,就有責任把世界各國的經驗加以分析、比較,提出自己的看法,供領導決策參考。
第三,完善政策框架。政策是由政府官員制定的,政策出臺以后就要去執行,但官員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對很多問題尤其是細節問題可能沒有認真考慮。作為學者,就要補充和完善這些政策框架。比如房改,按照當時的設想,就是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加商品房三個層次。但是,由于跟經濟適用房相關的政策規定得不細,就出現了很多問題,也使經適房分配領域成為腐敗高發區。其實,有了經濟適用房這么一個政策框架,相關的分配條件、管理辦法等等,都得完善,得跟上。政策制定者往往考慮不了這么細,就需要學者通過調研提出建議來完善。
第四,分析政策實施的難點。任何一個政策,它在實施過程中都有意想不到的困難,學者就有必要去分析這些難點,提出可行的應對之策。
(2013年10月,接受《中國經濟時報》專訪)
7.年輕人有條件就趕緊買房,不要等
中國住房市場一直呈發展態勢。自2006年關注房價以來,我一貫的觀點是:有需要有條件就買,不要等。盡管樓市目前面臨增速乏力的現狀,但中國的住房市場依然保持發展態勢。
有兩個理由,一是隨著城鎮化的推進,有需要在城市購房的農民越來越多。二是每年那么多大學畢業生,那么多人結婚,都需要買房,剛性需求不會減少。
住房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商品,買房的過程就是把財產從現金的形式轉變成不動產的形式。在這個過程中,就是用個人銀行存款,加上從銀行按揭貸款的錢,買了一套房產。這個房產具有耐用性的同時,也具有投資性。當需要用錢的時候,可以把房子抵押或者賣出去。
所以,如果年輕人有條件,不買房,結婚就晚了,享受的時間也就晚了。
(2014年4月,接受《國際金融報》專訪)
8.中國政府不會允許房地產崩盤
中國的房地產不會崩盤,這點是肯定的。為什么?因為有兩方面原因,一個是我們在進行城鎮化過程中,需求在那里,城鎮化過程每年1100萬人到城市,每年700萬大學生畢業,還有相當數量的家庭要改善住房。原來都是分的房,面積小,房子也舊了,但是位置好,所以要不就是拆遷補償,要不就是賣二手房加點錢在別的地方可以買大點好點的房子,所以一方面是需求放在這。
當前來看,由于房價漲比較快,所以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北京、上海這類地方,實際上是需求還是潛在的,一旦房價下降馬上需求釋放,北京最近二手房上漲大家看到,上海我看的一個例子,一個臺灣朋友看見房價要掉,把房子當天賣了,結果過幾天一看賣出房子又漲。對于這類地區,一線的房子還要限購,還要抑制需求,增加適合的供應。
另一類就是有一些一線城市二線城市,像鄂爾多斯這些地方,報紙報得多,開發過度,供過于求,對于這類城市我們要采取取消限購,鼓勵周圍農民和老百姓進城買房,逐步消化存量。
根據住建部的數據消化存量需要20個月,大概現在房地產進入了調整期,這個調整期大概是兩年左右。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中國政府不會允許房地產崩盤。
因為一旦房地產崩盤帶來的問題是很多的,房地產聯系到60多個行業,鋼鐵、木材等等,現在房子需求減少,鋼鐵賣成白菜價,大家都知道,這樣的話對國民經濟有相當大的影響。
另外一個,現在房地產貸款在銀行大概占銀行30%,這個也是房地產出問題銀行就要出問題。還一點很明顯,房地產價格下跌的話,老百姓財富就會縮水。如果真的房地產崩盤,中國80%的居民財富都會損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政府是希望抑制房價的過快增長,但是并不希望房地產崩盤。這個道理很清楚。
(2014年11月,在第23屆中外管理官產學懇談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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