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和明年很可能是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的一個觸底期，這一階段的重要目標就是實現轉型再平衡

　　●走綠色發展之路必須要依靠科技創新，只有科技創新才能夠給中國的綠色發展帶來更為廣闊的空間

　　●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一不缺動力，二不缺機會。要解決關鍵問題，就要通過改革，系統降低中國經濟運行的制度成本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呈現出哪些特征，面臨著哪些機遇與挑戰，問題的解決路徑在哪里？在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承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年年會上，國內外經濟界的專家、學者與官員們濟濟一堂，聚焦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展望改革發展新圖景。

　　看增速

　　轉入中高速增長，今明兩年要實現平穩觸底

　　“去年10月份以后，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經濟轉型開始進入了下半場，短期內過快下滑的風險加大，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有可能超過以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判斷，今年和明年很可能是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的一個觸底期，這一階段的重要目標就是實現轉型再平衡。

　　在劉世錦看來，實現轉型再平衡，需要三個條件：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制造業等領域的高投資觸底，實現平穩軟著陸；嚴重過剩行業的退出和重組大體完成；新的增長動力可以填補投資減速和過剩行業調整留下的空間而有余，“主要包括制造業轉型升級、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的擴展，更重要的是創新。”

　　“中國經濟今年增長的目標是7%左右，我認為這個目標完全有可能達成，而且很可能達到7%以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認為，目前中國與發達國家尚存相當大的技術差距，在產業技術升級中還有很大后發優勢。

　　“未來十年，經濟平均增速會達到6.2%左右。第三產業的比重會上升到60%左右，第二產業在35%左右，農業會降到5%左右。要素生產率貢獻的份額將會從目前的30%左右，上升到2024年的40%左右。”劉世錦預測。

　　“中國的經濟增速的確在放緩，但仍在創造巨大的經濟增量，從絕對值來看，需求仍然非常強大。”力拓集團首席執行官山姆·威爾士相信，中國經濟轉型會變得更加穩定和可持續。

　　談轉型

　　提高全要素勞動生產率，實現創新和綠色發展

　　專家認為，過去30年，中國經濟經歷了以量的擴張為特征的第一次重大機遇；進入新常態后，將會迎來以質的提升為特征的第二次重大機遇。新常態下，經濟提質增效、產業轉型升級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

　　“人均GDP很低時，可以很好地利用勞動力資本實現高速發展，但一旦達到了中等收入水平，資源的調動能力就變得更加困難了。”美國紐約大學教授魯里埃爾·魯比尼認為，中國要實現中等收入到高等收入的飛躍，只能通過提高全要素勞動生產率。

　　“‘兩化融合’‘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等等總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成本，尤其是降低人工成本。”中航工業集團董事長林左鳴分析道，隨著產業升級，中國會面臨兩個挑戰：一是勞動力的素養要提升，“過去我們靠廉價勞動力曾經成為制造大國，一個初中生足以承擔很多國家轉移過來的低端制造業，但將來，一個大專生都不能勝任了”；二是隨著勞動力需求的減少，就必須找到新的渠道滿足就業需要，比如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發展、商業模式的創新等。

　　“當前我國工業轉型升級的壓力是很大的。”工信部產業政策司司長馮飛用數據解釋道，去年，我們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速為8.3%，工業領域制造業的投資增速低于13%，是多年比較少見的，“一方面，我們確實存在著產能的嚴重過剩，比較全面性的過剩，另一方面，消費結構也在升級，由過去新消費領域的橫向拓展轉到以既有消費領域的縱向升級為主，高端個性化的需求開始大量出現。”

　　“走綠色發展之路必須要依靠科技創新，只有科技創新才能夠給中國的綠色發展帶來更為廣闊的空間。”中國工程院院長周濟認為，當前以信息化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為主要特征，以制造業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核心技術的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已經到來，這與中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的交匯。

　　“要實現創新和綠色發展兩大戰略，我認為要做六個轉換：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從傳統發展模式向綠色發展模式轉換；從被動跟隨向主動引領角色轉換；從技術突破和應用創新相對隔離向高度融合轉換；從制造業服務業各自分工發展向一體化發展轉換；從傳統城市化模式向綠色智慧城市化模式轉換。”對產業升級轉型的路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昌文這樣描述。

　　話改革

　　只有改革才能消除體制性障礙，促進發展方式轉變

　　“過去20年的經驗表明，只有通過改革才能夠消除體制性障礙，那么才有可能實現我們所期望的新常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說，現在的主要任務在通過改革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只要經濟發展質量提高了，就不會有太大的麻煩，困難會一天天減少。”

　　經濟進入新常態，改革面臨新形勢。改革千頭萬緒，重點方向在哪里？

　　“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第一不缺動力，第二也不缺機會。要解決關鍵問題，就要通過改革，系統降低中國經濟運行的制度成本。”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看來，這些制度成本不由市場決定，不能根據經濟形勢的好壞而變動，而是帶有強制性的，“如果沒有系統改革把制度運行的成本大幅度降下來，我們會損失掉長期增長的活力。”

　　“資本市場對于市場經濟來說是一個樞紐，所以資本市場的改革應該放在一個非常優先的地位。”吳敬璉分析說，近年來圍繞資本市場的改革，政府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但市場監管怎么能夠從過去以審批制為主的事前監管，改為以合規性監管為主的事中事后監管這一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這是一個涉及各個方面利益的非常重大的改革，非做不可。”

　　“中國規模很大，各地區之間還有巨大的不平衡，人口紅利并不是說沒有潛力。”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認為，可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區域一體化發展等舉措，讓制造業不要過早轉向國外，而是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長人口紅利。”

　　“就財政金融領域改革而言，我們在2015年一定要取得重大的階段性進展。”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談道，2015年要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適當擴大財政赤字規模，同時堅持把結構性減稅和系統性清理收費結合起來，并盤活財政存量。

　　“應當以全面提升要素生產率為主線，把一批改革擺上優先位置。”在劉世錦看來，下一步的重點改革方向包括：重建和完善以中長期融資為重點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和工具；打破剛性兌付，以局部風險的釋放守住全局性、系統性的底線，特別是推動嚴重過剩行業退出和重組；基礎產業領域要放開準入，轉換機制，提高效率；加快城鄉之間土地等資源的流動和優化配置；變“強政府”為“巧政府”，可考慮不再搞設定具體目標和技術路線的產業政策，而將政府監管主要限于環境節能、安全標準等外部性問題。（來源：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