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改革面臨的挑戰

　　30年來的改革為中國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增長，但現階段經濟增速正處放緩階段，中國將如何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中國怎么樣通過改革來激發市場和社會的活力。3月21日2015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中部分專家學者，從宏觀經濟、財政金融、國企改革、醫療體制改革等方面分別進行了討論。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表示，我國面臨的新常態就是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從規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益型的集約增長。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其中農地改革、國有企業改革都是重點。

　　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表示，把握和適應新常態，就是使中國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的健康之路。現階段，就國內經濟而言，“三期疊加”也就是經濟增速的換檔期、經濟結構的陣痛期和前期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的消化期疊加。國際經濟方面，2015年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和金融形勢最為復雜、最為嚴峻、最具挑戰性的一年，而且2015年是冷戰結束以來地緣政治危機對世界經濟和全球金融市場的負面影響最為突出的一年。

　　“在這種危機挑戰之下，我們堅持問題導向，直面矛盾解決問題就變得極為重要。”朱光耀說。財政金融政策方面，將適當擴大財政赤字規模，從2014年的2.1%，提升至2.3%。堅持結構性減稅和系統的清理收費。同時要盤點貨幣財政的存量。在這樣背景下，同時推進財政體制的改革，包括稅收制度方面的改革。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認為，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第一不缺動力，第二也不缺機會。但值得注意的是，有動力不代表會順利增長。中國需要通過改革，系統地降低中國經濟運行的制度成本。例如勞動力成本，勞動力成本中包括社會保障，通常占工資總額的40%，但發達國家社會保障部分僅占15%、17%、20%。這意味著勞動力成本過高。此外，土地制度也是影響我國成本的重要因素。中國一線城市建筑土地成本占70%以上，全國平均大概是50%左右，發達國家土地成本僅占建筑的比例13%。

　　“所以我們要注意制度成本，降低制度成本占比，增加中國經濟競爭力。”周其仁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指出，有一位國外的學者曾經說過，他從兩項改革中來看中國決策者改革的決心，一個是生育政策的調整，一個是戶籍制度的改革。為什么選擇這兩項，他說這兩項是受益者最多、既得利益群體最弱的兩項改革。

　　蔡昉表示，新常態下改革最關鍵部分便是從傳統的驅動力轉向新的驅動力，為的是完成“四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這一點，我們確定我們要達到這個小康的基本的目標，我們要實現GDP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以及城鄉居民收入的翻一番。

　　國企改革是市場化而不是私有化

　　作為近期中國經濟的熱點話題之一，很多專家在中國高層發展論壇2015上針對國企改革發表了看法。

　　弘毅投資總裁、聯想控股有限公司常務副總裁趙令歡表示，國企改制是做的時間最長、案例最多的一種投資模式。以前叫“國企改制”，十八大給予了它一個特別響亮的名字——混合所有制。他說：“本來人們都覺得中央這么一揮手，大家一塊上，過幾年所有國企就都被改掉了，沒想到討論一年之后，現在所有人還是猜不準下面是真改還是假改，是改還是不改。”

　　趙令歡說，國企改革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讓中國的企業、國家擁有的企業變得更有競爭力、更有持續力。大家擔心這一輪改革如果不做好的話，會是一輪私有化的過程，其實不然。中國的國企改制應該是市場化的過程，這和很多私企在做的事是一樣的。

　　趙令歡認為，有人認為國有企業不管怎么做都是國有資產流失的過程。要注意的是不能拘泥于這種思想，因為每一個國企改制例子都證實了，過五年、十年之后都會比以前更成功。有的企業由于沒有改制，在同樣競爭環境里面，十年之后仍然是老企業甚至已經不存在了。所以改制目的是讓企業有競爭力，做得更好，做得更好的結果是讓企業更有價值。有的時候基于這種爭論容易走不出去。

　　趙令歡建議，國企改革一定要有適當量的管理層持股，因為中國法制不健全，企業治理歷史還不長，最重要的保證是利益一致化。企業不管有多強的治理，實際上是為企業有控制權來作主的。如果自己的利益和企業、股東利益不能基本保持一致，很難做得規范。

　　制度資本的創新更重要

　　招商局集團董事長李建紅，則和大家分享了其企業自身的改制經驗。他說，創立于1872年的招商局，143年來能夠基業常青，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制度創新、制度改革上有許多特色和突破。招商是把公司制引入中國的第一家企業，當時的皇帝拿出20萬兩銀子，社會上募集了30萬兩銀子，成立了一個招商局，這讓它成為了中國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叫“官督商辦”。 如今，招商局整合了各個不同階段、不同時機的產業，已經管理了53000億的人民幣資產，具有十幾個產業、十幾家上市公司，包括招商輪船、招商銀行、招商證券這些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度市場化企業，他們的成功主要靠的是制度資本的創新優勢。

　　據此，李建紅認為，國企改革就是要關注和關心制度資本問題，制度資本比人力資本和財務資本更加重要，如果國企改革能按照中央的要求，把許多國有企業轉變成國有資本的投資運營公司，首先要在制度資本上有一個轉型和突破，只有這樣才能提升全球的競爭力。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彼德·諾蘭表示，隨著旨在促進創新的混合所有制系統的擴大，過去30多年的全球化與基礎設施相關的全球高技術產品市場現在由發達國家的企業主宰，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全球高科技產品中的地位微不足道。

　　彼德·諾蘭表示，目前來看，中國國有企業成功的主要基礎是國內基礎設施領域的繁榮、擴張。在這里，來自國際公司的競爭程度相對有限。中國國有企業在發展中國家承建基礎設施，與中國金融機構的資金支持密不可分，這意味著中國國有企業在這些市場上與領先全球企業的競爭也很有限。隨著中國繼續改革開放，在中國國內與全球企業的競爭程度很有可能也會加劇。因此，提高中國大型國有企業的創新水平，已經成為比過去更加迫切的議題。

　　新常態下醫改仍需加強

　　自2009年啟動新一輪醫改后，我國目前有世界上最大的醫療保險體系，覆蓋了95%的人口，8億農民第一次獲得了醫療保險的覆蓋。醫療保險的覆蓋不僅幫助中國人民減輕醫療負擔，也有助于實現經濟的增長。不過即便如此，我國仍舊有眾多關系健康管理與公共衛生的難題等待攻克，在經濟進入新常態進程中，醫療改革仍需繼續，甚至加強。在2015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來自國內外的眾多醫療健康領域的專家建議醫改應藥品投入、技術創新、監管制度、商業保險多管齊下。

　　加強醫療改革，尤其在應對非傳染病、慢性病方面，輝瑞公司董事會主席伊恩·瑞德提出，中國正在面臨著巨大的非傳染病和慢性病的負擔。盡管中國在衛生方面的投入不斷提高，但如果進行國別比較，會發現中國在衛生方面的投入還相對較低，在2012年是5.4%，而OECD國家的數據是9.3%。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應加大藥品的投入，因為醫藥能夠幫助我們減少后續的醫療成本。

　　“第二個方面是需要建立起多個支付方，有私營保險所補充的公共基金。在公共資金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應認識到私營保險的重要性。比如在德國，雖然健康保險是強制的，但是還是有九百萬人購買私人健康保險，個人必須對管理自身的健康承擔責任。如果從以上兩方面進行著手的話，我認為能更好地實現健康中國2020的目標。”伊恩·瑞德補充道。

　　數據顯示，中國現在依然面臨著重要的疾病挑戰，首先是傳染病性疾病，中國還有10%的人口是HPV乙肝，還有3%的人丙肝陽性；中國的出生缺陷有將近6%；代謝性疾病、糖尿病、心腦血管病涉及到中國20%到30%的人口；快速腫瘤診斷和死亡率上升已經變成國家重大問題，腫瘤已經成為中國疾病死亡第二大殺手。

　　華大基因董事長汪建認為，基因篩查、微生物分析、基因檢測等技術的應用，有助于準確預防、診斷和治療疾病，應該予以重視。

　　汪建說，基因篩查技術可以對很多遺傳性疾病提出精準預測，可以大大減少各種各樣的出生缺陷；微生物的分析，通過分析和調整腸道微生物可以極大地改變代謝性疾病的狀態，對預防代謝性疾病大有幫助；基因檢測手段可以幫助腫瘤和心腦血管病治療后的康復監測。

　　美國禮來制藥董事長李勵達認為：“中國和技術國家一樣，面臨醫藥方面嚴峻的挑戰，包括人口老齡化等。中國醫改的目標非常宏大，要實現這個目標同時還要滿足經濟增長的需求。考慮到經濟和預算方面的限制，我們只有靠創新才能夠達到醫療發展的目的，從而能夠兼顧醫療服務和經濟的增長，因此我們要采取鼓勵創新的措施，更好地響應人們的需求。同時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升人們的收入。”

　　“在中國要想進行持續的創新，首先要求中國的監管制度要跟全球的監管框架對接，在時間安排上也要跟全球保持同步。比如在國外已經通過審批的藥物在中國再去審批的話，要走六年的流程，而且還不一定能夠上醫保報銷的名單。另外還需要我們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包括充分的數據保護，需要有相關的政策來保證研發方面的投資。”李勵達說。

　　除了藥品、技術創新，監管制度也得改革，泰康人壽保險董事長陳東升認為，商業保險應當與互聯網相結合，加強醫療服務管理和效率。李東升說當下是互聯網經濟時代，互聯網對產業改造具有很重要的影響力，這次兩會最時髦的詞，是李克強總理講的互聯網＋，我們泰康也希望通過線上線下與互聯網結合起來，加強醫療服務。

　　李東升還表示，在慢性病預防和治療上，僅僅通過藥業公司、保險公司是不夠的，政府應加強公共健康體系建設，使我們成為公共健康體系的一部分。只有建立一個網上網下強大的政府、企業和個人的大體系，我們的生命質量才能更好。

　　葛蘭素史克首席執行官安偉杰認為，中國在提供衛生服務方面已經取得長足的發展，現在中國正在進入新常態，這也是一個新的發展路徑。未來還會有更多的工作要去做，來保證人們有高品質的衛生服務。除了醫藥行業之外，整個醫療的價值鏈都要反映這樣一些信念，要改變我們的業務模式，相互加強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