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財經國家周刊2014年第26期封面。

　　“走出去”路徑再反思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聶歐 宋怡青

　　“我們需要開啟新的開放紅利。”商務部一位司級官員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感慨。經濟增長換擋之際，必須“走出去”面對滿路荊棘，尋求新增長極。

　　12月9-1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明年五大任務，將“一帶一路”的“走出去”戰(zhàn)略與京津冀協同發(fā)展、長江經濟帶一道列為三大重點戰(zhàn)略。這是自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將“一帶一路”寫入《決定》并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后，明確將其作為推動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

　　11月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也明確提出，我國經濟正經歷從引進來到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轉變，出現了市場、資源能源、投資“三頭”對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只有堅持對外開放，深度融入世界經濟，才能實現可持續(xù)發(fā)展。

　　諸多政策和制度安排正為資本、貨物和服務“走出去”創(chuàng)造條件，今年至少有三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涉及進一步開放及走出去戰(zhàn)略，并將自貿區(qū)試點從上海擴展至廣東、天津和福建。4月，國家發(fā)改委發(fā)布新規(guī)，放寬對海外投資的限制，10億美元以下交易不再需要審批。10月，商務部發(fā)布《境外投資管理辦法》，98%的對外投資事項已不再需要審批。11月，國務院發(fā)布《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境外投資的要求調整為涉及敏感國家和地區(qū)、敏感行業(yè)的項目由國務院投資主管部門核準，以為境外投資松綁。

　　據《財經國家周刊》不完全統計，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外事活動中，至少單獨向15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推介過高鐵、核電及基建項目，17次談及互聯互通及中國走出去戰(zhàn)略。

　　走出去有其現實背景。去年以來，我國經濟面臨穩(wěn)增長和調結構的雙重壓力。從11月數據看，數項經濟指標回落，PMI創(chuàng)9個月來新低，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無論是尋找新增長極，還是重構國際貿易版圖、助力實體經濟，或者是消化過剩產能和過剩外儲，同時獲取國內緊缺資源，走出去都是必然選擇。

　　走出去也有其現實基礎。前三季度，中國對外投資達849.2億美元，全年預估1200億美元，總規(guī)模將超過境外對內投資，國家發(fā)改委相關部門估算未來5年中國將實現對外投資6500億美元。這一數字未來10年內可能超過1.25萬億美元。

　　中國謀篇布局，已不再囿于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過去，“中國式擴張”一直存在輕質量、重數量的現象。中國企業(yè)在境外的真實現狀，除融資艱辛、融入艱難等老問題外，惡性競爭、同室操戈現象嚴重，一些央企、國企的高消費、低效率廣受詬病，由于考核機制扭曲所導致的投資短視、缺乏大國聲譽感責任感等問題也有顯現。

　　商務部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末，我國對外投資營收持平比例達62%，虧損達23.8%。也就是說，10家企業(yè)走出去，只有1家真正賺錢。

　　尤其當民營企業(yè)走出去已占據“半邊天”時，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導和教育培訓所導致的盲目投資，以及各部委之間難以避免的屬地之爭，讓頂層設計變得尤為重要。

　　一位國家發(fā)改委人士感慨：“我們開始設計游戲規(guī)則，一些‘窮兄弟’卻改變心態(tài)，學會了玩地緣政治。”

　　大國弈棋，舉手投足都頗費思量。對于熱得發(fā)燙的走出去，眼下最缺的還是冷思考。

　　12月5日，《財經國家周刊》聯合中國政府網舉辦的“文津圓桌”就此進行研討。同時，《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了10多名國家發(fā)改委、商務部和央行[微博]官員，20多名央企、國企和金融機構高管、民營企業(yè)家，以及參與“十三五”規(guī)劃研究的數位學者，勾勒出新一輪走出去可能出現的問題征兆。

　　一位央企高管說，既然是不得不做，那就不僅僅是以外養(yǎng)內“賺快錢”，還要給全世界帶去最好的“中國式”走出去。

　　跛腳的爆發(fā)式增長

　　2011年前后，李昀凌任職廣東華堅集團副總裁，負責為這家3萬員工的大型制鞋廠尋找海外產業(yè)轉移之地。當時，東莞制鞋工人月均工資3000元，企業(yè)2%的年均毛利已無法支撐人力成本。深入調研后，他選定在埃塞俄比亞設廠招工，當地人工成本僅為東莞的1/10。

　　隨后的情況讓人驚喜。企業(yè)每年增加了8個點的利潤，再加上就地采購原料和銷往歐美，因此享有非盟生產地出口歐美免進口稅的特權，一下子又節(jié)省出3個點的利潤。并且，埃塞俄比亞政府規(guī)定，外資設廠前7年免征企業(yè)所得稅，利潤率又提高到13%左右。這對于年產值50億元的華堅來說，無異于從每年賺幾千萬元的微利企業(yè)，搖身一變，收益翻了10倍之多。

　　李昀凌說，近兩年產品貿易開始不好做，沿海地區(qū)外出設廠企業(yè)多了很多。離開華堅后，他創(chuàng)辦了一家服務于企業(yè)走進非洲的公司，最近剛為一個老板在埃塞俄比亞首都的非盟總部大廈旁買了地，做起了房地產。“很多企業(yè)還對非洲礦產感興趣，當地沒有大宗商品交易所，我打算申請一個，就地交易。”

　　像李昀凌這樣的人還有一大批，在新一輪走出去中尋找商機，每天忙碌奔走于全球各地。

　　商務部一位司級官員表示，隨著中國崛起和新常態(tài)到來，“走出去”表現出三大變化，一是國家從吸引外資轉為凈投資國，從量變到質變；二是走出去的產業(yè)，從中低端制造業(yè)轉為中高端裝備制造業(yè)，核電、水電、高鐵等成為中國名片；三就是民營企業(yè)悄然占據“半壁江山”，2013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投存量5434億美元中，民企占比已達44.8%。

　　聯合國[微博]《2014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3年全球外國直投流量1.41萬億美元中，中國的走出去呈爆發(fā)式增長，首破千億美元，于美、日之后排名全球第三。

　　商務部數據也表明，截至去年底，中國1.53萬家企業(yè)在境外設立對外直投企業(yè)2.54萬家，分布于全球184個國家和地區(qū)，資產總額近3萬億美元。其中，2013年非金融類和金融類直投就分別同比增長19.3%和50%，創(chuàng)歷史新高。

　　前述司級官員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透露，商務部正著手改善對外投資管理制度，將投資決定權歸還企業(yè)，以備案制替代審批核準制。屆時，99%的項目將采取備案形式，僅1%敏感產業(yè)需要核準，這將進一步釋放企業(yè)對外投資的潛能，“目前不過是剛剛起步”。

　　企業(yè)卻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協調與指導。中國長城工業(yè)集團有限公司總裁殷禮明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企業(yè)嚴重缺乏產業(yè)鏈配套統籌，制造業(yè)通常只擁有上游的零部件配套，缺乏下游運營商，尤其在國際市場上缺乏“豐富多彩”的運營商，產業(yè)布局落后。

　　中國船舶工業(yè)集團公司總會計師周明春也深有同感。他說，中國造船業(yè)的短板就在研發(fā)、設計、品牌和人才，競爭基礎薄弱，早年的規(guī)模擴張使得企業(yè)自主科技含量低、經濟附加值低，“如果還是以量取勝，中國船企的國際空間將越來越小，甚至會退出國際舞臺”。

　　在中國企業(yè)投資的行業(yè)和領域分布上，也存在過于集中的情況。2013年中國對外投資總額中，有四個行業(yè)對外投資流量超百億美元，出現驚人的行業(yè)集中度。

　　采礦業(yè)、金融業(yè)、房地產、批發(fā)零售業(yè)四大行業(yè)的2013年累積投資額達816.2億美元，不但領跑全球行業(yè)增幅榜，還占據中國當年對外投資總額的75.4%。存量上，包括制造業(yè)在內的這五大行業(yè)，累計存量5486億美元，高達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83%。

　　也就是說，去年過千億美元的對外投資，八成以上投給了采礦、金融、房地產等少數幾個行業(yè)。其中，采礦業(yè)就接近七成。

　　一位央企高管直言不諱地說，外需下滑導致一般貿易增速有限，因而即便在北美，2/3的資金也流向采礦業(yè)。“別以為我們在美國會大力投資科技研發(fā)，采礦和房地產才是大頭”。

　　“偏頗”的走出去，對于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技術創(chuàng)新能帶來多少真實效用？

　　頂層設計難在哪

　　作為“走出去”橋梁的“一帶一路”，戰(zhàn)略上東接亞太經濟圈，西入歐洲經濟圈，將徹底改變沿線各國點狀、塊狀的發(fā)展格局，也將改變中國區(qū)域發(fā)展版圖。

　　國家發(fā)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經濟合作室主任張建平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一帶一路”不僅與上合組織、歐亞經濟聯盟、中國-東盟“10+1”等既有機制交織，還會為它們注入新的內涵與活力。

　　然而，即將出臺的“一帶一路”白皮書，卻被數位編寫者評價為“只把各部委項目捋了一遍而已”，缺乏有制度安排、架構搭建以及包含金融、法律等配套制度的頂層設計。

　　前述央企高管就提出，“一帶一路”將基礎設施“走出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一些欠發(fā)達國家最缺的是基礎能源建設而非高鐵，且高鐵的高成本讓其難以承受。換位思考，它們更需要構建綠色能源網絡，因而中國需要因地制宜，認清其階段性需求。

　　眼下，中國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和企業(yè)在區(qū)域合作定位及目標上也不一致，境外同一項目常出現多頭管理。“做菜”應該是企業(yè)，但“請客”卻是中國政府，“埋單”的則是國內金融機構，缺乏統籌規(guī)劃。

　　不少人士建議，頂層設計需要政府、金融機構和企業(yè)各司其職，要有長遠戰(zhàn)略考量，也要有細節(jié)成敗觀。

　　周明春認為，宏觀層面，各部委應避免“屬地之爭”，為企業(yè)考察境外政治、經濟、法律等現狀，建立靈活的長效評估機制，加大戰(zhàn)略新興產業(yè)和財稅、金融支持力度，簡化支持程序。“上層做好頂層設計、中層負責具體協調，基層落實工作，形成一整套促進走出去的操作體系。”

　　“法律法規(guī)亟待完善，外匯管制、資金和保險、稅收支持等政策也要落地。”在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李毅中看來，國家制定戰(zhàn)略規(guī)劃，應包括發(fā)展定位、產業(yè)和區(qū)位選擇、投資趨向、合作方式等，要對高鐵、石油等重要行業(yè)制定專項規(guī)劃。“‘一帶一路’開了個好頭，因而‘十三五’應區(qū)別于‘十二五’，從避免企業(yè)盲目和無序對外投資出發(fā)來制定政策”。

　　頂層設計沒有想象中的簡單。

　　“不太可能這么細節(jié)。”前述司級官員搖著頭，且不說各種配套需調動的人力、物力，僅其牽涉的各部委相關利益，就是大難題。發(fā)改委、財政部、商務部和央行各家難以協調，就連同一部委的不同部門，職能重疊也難免畫地為牢。

　　更為關鍵的是，“一帶一路”白皮書的項目梳理，多少有一些是中國的“一廂情愿”。如此跨時空的宏大戰(zhàn)略和全新的游戲規(guī)則，能不能讓所有的國家在“雙贏”中順暢接受？

　　這便涉及到另一個問題，頂層設計不只需要摸清家底和他國底細，還要有策略和實施路徑，應先抓外貿外交。

　　“‘一帶一路’是全球性的，短期內很難具體規(guī)劃，寬泛一些也才能留足戰(zhàn)略空間。”前述司級官員指出，這不是狹隘的寫項目規(guī)劃、修路建橋，而是要著眼于中國對外的話語權和國際規(guī)則制定的參與權，需要國與國的共同合作。

　　例如，2010年10月就開始啟動的中老鐵路項目，曾是泛亞鐵路規(guī)劃的重點，但2011年一度傳聞項目被取消，2012年又傳出中國給予老撾政府70億美元貸款的消息。其實，兩國至今還未敲定融資方案。

　　“4年拿不出談判結果，并非個例。”知情者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合作設立霍爾果斯自貿區(qū)一事，1990年代就有意向，中國已著力推進了數年，至今未果。

　　“頂層設計何時能架構豐滿，大家都很期待。”商務部前述司級官員表示。

　　“金主”心態(tài)要不得

　　11月北京APEC峰會期間，《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先后與20多位參會外籍人士交談，發(fā)現他們中會有對中國當下一些對外政策表示觀望的，但對絲路基金和亞投行，無一例外地叫好。

　　“許多國家尤其亞非拉民眾，長期以來對中國就是‘金主’的印象。”一位政策性銀行國際業(yè)務高管說。

　　據透露，12月初南非總統雅各布·祖馬訪華，旗下團隊就與這位高管所在的政策性銀行深入溝通，期待中國能給出巨額的低息貸款。

　　“單邊援助的時代早該過去，中國金融機構不能再做賠本買賣。”他說，無論是金磚銀行、亞投行、絲路基金還是上合組織銀行，對外投資都至少應做到保本微利，要有合理的機制、體制來疏導資金。

　　這其中，將牽涉出兩個難題：其一，錢從哪兒來？如何協調出錢機構？其二，即便錢囊滿滿，如何花錢才能多方效益最大化，達到帕累托最優(yōu)？

　　關于資金來源，采訪中絕大多數人士提出“動用4萬億美元的過剩外匯儲備”。但實際上，外儲投資以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為基本原則，“一帶一路”中大多為投資回收期10?30年的基建項目，外儲投資的三項原則似乎無一符合。

　　一直以來，外儲投資合作相對固定，外管局與被投資國及其項目有著長期密切的合作關系，如突然從中抽調資金，勢必會動了許多人的奶酪。

　　“中非基金模式可以考慮，用財政來撬動社會資本。”一位外管局決策層人士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但當追問到如何進一步與中非基金合作時，該人士并未回答。

　　中非基金初擬籌資50億美元，而現有的30億美元全部來自國開行。直到最近，外儲才答應出資10億美元，剩下10億美元將以外儲借款給國開行的形式注資。成立7年來，國開行與外管局的無數次溝通才最終有了成果——讓外儲掏腰包，真的不容易。

　　至于第二個問題，則更難回答。

　　采訪中，一些人士對財政部和央行主導絲路基金、亞投行等資金安排存在不盡相同的看法，有的還擔心其管理人員缺乏銀行經驗，運營團隊缺乏海外經驗尤其基建項目評審、風控等專業(yè)經驗。

　　“缺乏專業(yè)性，更缺少項目庫。”一位政策性銀行人員說，金融屬于高風險領域，境外金融更考驗團隊水平。缺乏與銀行機構的充分合作，任憑什么資金安排都可能不良率高企，或者成為“拿財政錢吃飯的虛設機構”。

　　前述國家發(fā)改委人士坦言，國家之間、國內各部委之間，同樣是誰都想牽頭但誰又都不想擔風險。“當然，這么多形式的資金安排，總得有一個先做起來。”

　　此外，商務部一位司級官員私下透露，一些央企拿著國家貸款對外承諾項目，工期截止卻拿不出成果，嚴重影響國家外交，有些甚至驚動了兩國元首。

　　“時代變了，光給錢不再能解決所有問題。”前述商務部司級官員表示。在外，各國都有自我保護意識，會為中國的每筆援助款意在何為而反復思量；在內，一些企業(yè)卻仍舊臆想“小馬拉大車”甚至“空手套白狼”，花著國家的錢，躺在國家的優(yōu)惠政策上獲利。

　　如何升級多年來的單邊援助和雙優(yōu)貸款機制，健全市場環(huán)境，成為新一輪走出去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大國責任怎么擔

　　“幾個月的工期，給青蛙搬了兩次家。”某央企項目經理回憶在波蘭修建高速公路時感觸良多。為此，還專門雇傭機構來關注青蛙的“水土不服”，每兩天匯報一次情況，“因為之前另一家中國央企就折戟于青蛙問題”。

　　為小動物留下安全通道或助其搬家，這在歐洲競標基建項目是“標配”，但卻讓中國企業(yè)瞠目結舌。

　　因而，走出去不能再是賺快錢，國際規(guī)則和大國責任擺在眼前。

　　在采訪中，中國的一些行業(yè)標準無法與國際主流標準接軌成為眾矢之的，也是推高企業(yè)走出去成本的重要因素。例如，國內一家插座生產商出口產品至歐洲，發(fā)現要符合歐盟標準需付出現有成本的數倍。“還包括環(huán)境關注、技術水平和勞工保護等，中國標準還有一段漫長的道路。”央企一位負責人說。

　　一些發(fā)展中經濟體的硬件相對落后，是中國基礎設施建設走出去的標的國，但其行業(yè)標準、法制環(huán)境等卻是看齊發(fā)達國家的，波蘭就是典型一例。

　　“之前修建波蘭埃爾公路的那家中國央企，至今還在因環(huán)保問題打官司。”上述項目經理說，一些企業(yè)是靠著中國對他國的雙優(yōu)貸款，在定向招標中拔得頭籌，否則并沒有很突出的競爭力優(yōu)勢。

　　張建平在柬埔寨調研也發(fā)現，當地民眾對中國投資者的評分不高，暴露出中國企業(yè)擅長走“上層路線”甚至暗箱操作的現實。一些非洲民眾也向他抱怨說，個別中國企業(yè)在當地攫取資源，忽視民生和環(huán)境。

　　“企業(yè)都不為自己投入出口信用保險，怎可能為非洲員工提供保護？”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一位負責人反問道。投保率非常低，一方面源于保費較高，另一方面也是企業(yè)投保意識薄弱造成。譬如，利比亞戰(zhàn)爭爆發(fā)初期撤資的中國企業(yè)，竟然99%沒有出口信用保險。

　　當然，一些企業(yè)尤其是央企，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監(jiān)管考核體系的不合理。

　　前述商務部司級官員就談到，央企高管大多不重視長遠利益，因為國資委[微博]對企業(yè)和個人的業(yè)績評價體系中，即期考核相對中期考核、遠期考核的權重更高，花上一大筆資金做10年、20年才見效的長遠投資，會讓企業(yè)當期業(yè)績很難看，高管個人的經營能力就會到受詬病。

　　其實這是一把雙刃劍。比如中糧集團去年以來先后收購了荷蘭糧食貿易商Nidera和新加坡來寶集團的多數股權，增強自身農產品原產力的同時，也將這些第三方貿易商擠出了利潤豐厚、快速增長的中國市場，以大手筆支出，降低了中國農產品對任何一個供應國的依賴度。

　　“服務了國家戰(zhàn)略，中糧的當期業(yè)績會大受影響。”該官員說，當下的國企改革應該從考核制度入手，對契合國家戰(zhàn)略、擔負社會責任的企業(yè)，應鼓勵其與國家形成走出去的配合勢能，并助力國家擔負起大國責任。

　　在前述央企高管看來，中國既然已躍居全球第二的經濟體量，就應拿出樣子來，不論對內對外都應有大國風范，給予自己和全世界更好的“中國式”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