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管理新藍海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王麗娟 宋怡青

　　受制于國內相關制度設計的缺失，不少致力于家族財富管理業務的機構遭遇新的糾結。

　　北京西城，一個高端私人會所。擁有海歸背景、資產過億的鮑先生，正在聽某私人銀行的投資顧問介紹為其財富傳承的產品設計。在緩緩升起的煙霧中，鮑先生就資產內容、投資方向、風險等級、配置比例時不時提問。

　　最后，鮑先生以考慮考慮為由，送走了這位投資顧問。

　　“從去年開始，就家族財富管理問題，很多國內的機構找我了。”鮑先生微笑著說，“但是我始終覺得這些業務在國內都不成熟，甚至有潛在的風險，所以一直都在考慮。”

　　目前，經濟轉型正讓身處其境的所有人遭遇陣痛。在這個轉型過程中，中國的民營企業又正好出現了創業一代向二代傳承的問題，這個疊加導致了目前民營企業的財富傳承問題更加嚴峻和緊迫。

　　招行和貝恩公司發布的《2013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下稱《報告》)顯示，2013年中國高凈資產人群數量達84萬人，預測其持有的可投資資產規模達27萬億元人民幣。所以從去年開始，家族財富管理被視為中國財富管理行業的新一輪盛宴，私人銀行、信托、保險、理財機構甚至PE、律師事務所，都紛紛開展類似業務。

　　但是，受制于國內制度的缺失，不少致力于家族財富管理業務的機構遭遇新的糾結。

　　下一個藍海

　　吉林省一家龍頭企業的董事長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采訪時表示，“我用了30年的時間做到了財富過億，現在需要讓這些財富保值增值，在子孫后代中傳承下去。”

　　《報告》也顯示，現在“財富傳承”需求進一步顯現，約有1/3的高凈值人士，約1/2的超高凈值人士開始考慮財富傳承，其中部分人士已著手進行財富傳承的安排。

　　有需求的地方，就會有市場。家族財富管理理念與制度建設在中國出現抬頭之勢，引得不少金融機構紛紛試水家族財富管理業務。

　　處于轉型中的信托公司率先試水。家族信托這種業務模式成為發力的重點，這種財富傳承計劃是委托人生前通過將財富轉移至信托名下，實現財富的長遠規劃安排，具有很強的個性化、私密性。

　　2012年下半年，平安信托推出了被業內認為是首單真正意義上的家族財富傳承信托產品。中國信托業協會專家理事周小明指出，平安信托推出的國內首款家族信托，標志著家族財富管理信托在中國正式起航。

　　上海信托早在6年前即提出戰略規劃，兩年前就將業務重點聚焦在家族財富管理和家族傳承服務上，力求家族企業尋找適合的傳承模式和財富管理平臺。隨后，中信信托、紫金信托等多家公司也都在家族信托領域暗自備戰。

　　對此，東華長信財富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戰略官劉嘉城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指出，目前，國內金融機構普遍遭遇業務瓶頸，資金募集成問題，尤其是信托的剛性兌付問題越來越嚴重，成為各大金融機構轉向財富傳承的一大動力。

　　除信托公司外，銀行也不斷發力。2013年5月，招商銀行聯合外貿信托在家族信托業務實現了國內私人銀行第一單的突破。中國農業銀行從2013年就計劃涉足家族財富管理領域，籌備家族事務所，并派人多次去東南亞取經。

　　此外，多家商業銀行已經將自己的私人銀行業務的主攻方向調整為家族財富管理。

　　保險業也不甘落后。信誠人壽就與中信信托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進行信保深度合作。

　　除了傳統金融機構外，第三方理財公司也企盼從家族財富管理中分一杯羹。以諾亞財富為例，旗下歌斐資產管理公司目前服務的資產超過20億元的家族數量已有數家。與此同時，瑞銀等國外的諸多家族財富管理機構也開始“覬覦”中國家族財富管理市場。

　　“覬覦”中國家族財富管理市場的，除了一眾機構，還有看到其中蘊含著巨大機會的業內人士。擁有超過16年環球基金管理經驗的東華長信首席財富管家張俊文表示，中國家族財富管理市場容量巨大，而且“一切才剛剛開始”，這也是他選擇中國市場的原因。

　　局限

　　各路機構摩拳擦掌，一切看上去很美。但是，因為“一切才剛剛開始”，拓荒的機構們還需要跨越重重關山。

　　8月底，山西靠煤炭生意起家的夏老板專程來到北京與信托公司見面，商談設立家族信托事宜。面對家族信托合同20-50年的期限，夏老板開始猶豫。

　　中海信托的一位信托經理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在缺乏契約精神的國內，讓白手起家的“夏老板們”接受管理期在30年以上家族信托并不容易。所以雖然很多信托公司看好家族信托業務，但是目前在拓展客戶方面仍比較困難。

　　國內的私人銀行調研報告提及，一些家族由于傳統觀念等因素影響，很難將大量資產交給第三方金融機構打理，因此取得對方的信任成為家族財富管理業務首要難題。

　　瑞銀在家族財富管理方面有著上百年的經驗，瑞銀香港家族咨詢服務部董事汪玉琳表示，家族財富管理取得客戶的信任確實需要較長的時間。一般會先做家族財富規劃，然后從打理個人的小部分資產開始嘗試，再逐步擴展至其他的金融資產投資服務。“目前國內的家族財富管理還處于培植市場階段。”

　　前述信托人士透露，目前雖然很多機構都有家族財富傳承的部門，但是大多還沒有真正想好該怎樣開展工作。

　　《財經國家周刊》了解到，在國外，家族財富管理不再僅僅限于資產的配置，人們更多關心的是法人財富傳承、合理避稅、家族成員之間的關系治理，以及慈善公益行為。但中國的客戶大多還是單一的財富增值訴求。這也導致國內的家族財富管理停留在委托理財階段。

　　即便如此，受制于外匯、稅收政策，金融工具的匱乏，國內的家族財富管理機構也并不能做到根據家族客戶的需求進行資產配置。“有的客戶在國內外的資產有幾十億元，他們希望資產在全球資產配置中能夠自由流動，尋覓較好的投資機會和穩定的回報，實現保值增值。但是這點國內機構很難做到。”前述中海信托人士表示。

　　一位私人銀行的投資顧問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如是評價國內的家族財富管理機構：銀行、券商為代表的傳統金融機構礙于法律規定，偏重于避險產品，在產品創新領域突破不大，無法滿足家族財富追求高回報、靈活的要求。而信托和第三方理財機構均是中介機構，在盈利模式上嚴重依賴銷售傭金，目前尚難完成從產品推銷者到財富服務者的角色轉變。

　　另外，劉嘉城向記者表示，國內金融機構的財富管理，大部分配置的是國內的股票、基金、債券、期貨等產品，因為中國的金融市場管理還比較嚴格。目前，股市、債券、信托都可能受到系統性風險的影響，這樣的資產管理無法將投資風險分散。人才的缺乏也制約著國內家族財富管理機構的發展。國外服務家族財富管理的私人銀行家，一般都有著幾十年的金融領域工作經驗。以瑞銀為例，其家族的慈善業務方面，在全球有40多位專家。

　　前述中海信托人士認為，家族財富管理，不僅需要國際化的財富管理觀念，對于法律、稅務籌劃以及家族的各種問題都必須有豐富的經驗和深刻的認識。“沒有十幾年相關領域的歷練，很難上手。”他透露，不少所謂的家族財富管理的“專業人員”有可能出身銀行的客戶經理，產品銷售，僅做了幾個月的培訓，就“趕鴨子上架了”。

　　出海

　　“跟國內的機構相比，我更愿意選擇國外的機構做家族財富管理。”鮑先生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在他看來，中國的家族財富管理各方面都處于初始形態。

　　“就像某私人銀行派來跟我聯系的私人投資顧問，竟然是一個80后的小伙子。他上小學的時候，我已經跟著美國的金融大鱷在華爾街做PE了。你說我會選擇把家族財富交給他們管理嗎？”

　　鮑先生在中國香港和英屬的根西島設有離岸的家族信托，在他看來，中國的金融機構在專業知識和理財經驗方面跟國外的機構有很大差距，這也是因為海外的金融機構有上百年的歷史積累，而中國還未超過20年。

　　國內機構的不成熟，導致一些中國富人在境外進行家族財富管理。譬如SOHO中國的潘石屹[微博]、玖龍紙業的張茵等多位中國富豪都在境外設立了家族信托。另有一些富豪青睞于通過國外的PE進行家族財富管理。

　　《2013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內地超過30%的全部高凈值人士、超過50%的超高凈值人士持有境外投資；在已持有境外投資的高凈值人群中，有近60%的受訪者稱未來會進一步增加境外投資比例；而目前沒有境外投資的高凈值人士中，超50%計劃境外投資。

　　香港特區成了不少富豪進行家族財富管理的首選。永隆私人銀行財富管理部主管譚劍偉曾經表示，“在香港設立家族信托的客戶有50%~70%的比例來自內地，內地企業家對財富傳承需求比較強烈。”

　　在香港的私人銀行開設賬戶，沒有外匯管制，更容易進行資產的全球配置規避風險，也吸引了不少客戶。

　　在國際上，人壽保險通常也被作為傳承財富的重要工具。根據《保險法》的規定，被保險人死亡后，人壽保險金歸受益人所有，不屬于被保險人的遺產，受益人無須清償被保險人生前所欠的稅款和債務。所以在境外購置大額保單也是內地高凈值人群進行家族財富傳承的方式之一。譚劍偉透露，香港保費高達100萬美元以上的大額保險有50%由內地客戶購買。

　　正是出于這種需求，才有了東華長信這一類財富管理機構，通過與國外著名的對沖基金、保險公司合作，將國內富裕家族的流動性資金轉移到海外進行投資，實現傳承。

　　財富傳承僅是一個方面，鮑先生認為，與國內的機構相比，無論是歐美還是香港地區，他們的機構做家族財富管理可以為客戶搭建一個永續傳承的架構，并且能幫助培養下一代的傳承人，而國內機構對這些還很陌生。

　　但是，出海也有風險。鑒于國內外適用法律和稅負的差異，所以高凈值人群海外進行家族財富管理，也面臨著政治風險、稅負風險、匯率風險和流動風險。

　　制度掣肘

　　在記者的采訪中，不少企業家表示之所以選擇境外進行家族財富管理，除了資產配置工具的差距之外，政策法律環境也是考量。

　　家族信托，在國外是家族財富傳承的主要工具，近年來逐漸受到國內客戶的追捧，但受制于制度的掣肘，家族信托在國內步履蹣跚。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國內《信托法》中對納入信托的財產尚未明確財產所有權變更問題，由信托持有，以及由信托轉移至信托受益人名下等方面還存在障礙，這也導致家族信托的主要功能難以發揮。

　　另外，從操作層面來講，一些國家有信托財產登記機制，在信托設立時對財產所有權進行公示。但國內信托財產登記比較欠缺，這也導致家族信托無法產生效力，成為家族信托業務發展的主要障礙。

　　通常高端客戶除了貨幣現金外，還有大量房產甚至企業股權等。在北京信托首席研究員劉向東看來，土地只有70年使用權，法律始終沒有明確規定附著于其上的商品房該何去何從；而股權更是至今作為信托財產登記，所以該類資產也暫被擱置在家族信托之外。由于境內的法律無法處理這些問題，所以很多高凈值人士紛紛出海。

　　鮑先生表示，國外的法律環境要比境內完善。僅以保護私人財產的相關法律條文為例，美國有3萬多條，而中國只有200多條。這也導致一些企業家缺乏“安全感”。他們通過內保外貸、投資不動產、并購企業等多種方式把資產向海外轉移，在境外進行家族財富管理。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家族企業課程主任高皓估計，富豪每年轉至境外的資產高達千億元級，這也導致了國內財富的外流。

　　“為了國內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國家更應該從制度層面上完善家族財富管理，讓資金資源留在國內。”高皓說。

　　“如果國內能進行家族財富管理，我也不愿意中轉兩次，坐20多個小時的飛機去英屬根西島。”鮑先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