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鶴 改革派與實用主義者

   我們總結整理了劉鶴近二十年來的言論，以探究其關于經濟增長和改革創新的理念，提請充分重視此人對未來中國經濟政策的影響力。每個人的性格都可能是多面的，在講究中庸和辯證法的中國尤其如此，但為了讀者有個較清晰的認知，我們將劉鶴的理念做如下概括：

　　劉鶴是一個改革派，自90年代以來一直敦促執行市場化改革，在經濟理念上更偏向熊彼特，強調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強調對產權和投資的保護，關注新經濟、信息產業和現代服務業。

　　但同時，劉鶴也是一個實用主義者，近年來其思想越來越開放包容，他認為市場是使經濟有效運轉的重要機制，但他并不是這種機制的盲目信奉者，他深諳中國國情，懂得改革需要內外合力倒逼，高度重視轉型過程中可能引發的就業和社會問題，注重制度設計和安排，務實推動漸進式改革。

　　應對金融危機：利用危機倒逼改革，擴內需調結構，保持貿易開放和匯率穩定。應該樹立底線思維，做好長期準備，強調外部危機通過出口和資訊渠道對中國經濟兩大循環的沖擊。反對拉美式的民粹主義做法，重視財政紀律，注重將短期的政策和長期轉變發展方式的目標怎樣通過改革的舉措和制度性的安排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認識：由重視經濟增長轉向重視經濟發展，由更多強調改進供給效率轉向轉變總需求結構、轉變供給結構和轉變要素投入。

　　對改革的認識：從90年代起就敦促執行市場化改革，認為外部壓力和內部動力相統一是事物成功的關鍵，如果沒有壓力，中國的事情認識再好也做不成，內部本身的動力常常需要外部壓力來激活。因此，對改革既認識到需要倒逼，同時又認識到只能務實的漸進式改革，強調改革的頂層設計，強調經濟、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穩步協調推進。

　　本篇我們將詳述劉鶴對市場和改革的態度以及應對危機的政策選擇。要了解劉鶴對結構轉型、城市化、信息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態度，以及關于經濟增長和改革的主要理論思想淵源，請參考本系列“劉鶴：改革派與實用主義者”之(中)和(下)。

　　2013年，習近平主席接見外賓時這樣介紹身邊一位助手：這是劉鶴，他對我非常重要。

　　劉鶴何許人也？

　　劉鶴，1952年出生。60年代就讀于北京101中學，期間結識習近平。1969-1970年在吉林插隊。1970-1973年參加了中國王牌38軍。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先后獲得獲學士、管理碩士學位。1978-1987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任教。1987-1988年，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1992-1993年，在美國Seton Hall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畢業；1994-1995年，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獲MPA學位。2001年開始先后擔任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和國家信息中心常務副主任。2003年起先后擔任中財辦副主任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2012年起擔任十八屆中央委員，2013年3月起，任中財辦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習主席喜歡講“創新”，這是劉鶴所推崇的熊彼特理論最重要觀點；“頂層設計”這個名詞最早來自信息產業，是時任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副主任的劉鶴將其引入了“十二五”規劃綱要，“頂層設計”代表著改革已開始突破“摸著石頭過河”的舊模式……

　　在國家計委工作期間，劉鶴主持制定了11個國家產業政策，其中5個由國務院正式對外頒布。他參與了“八五”、“九五”和“十五”計劃，還參與“十二五”規劃編制，同時還是十六屆三中、五中、六中全會和十七大、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文件重要執筆人，當然，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重要執筆人。

　　隨著“黨對經濟的領導”逐漸加強，我們更需關注黨口智囊團對經濟政策的影響。作為中財辦主任、發改委副主任，劉鶴曾參與多項國家改革方略設計，被外界認為是中國經濟政策的核心智囊。鑒于其身份的敏感性，近年來劉鶴在各個場合很少表態發言，多是仔細傾聽不同的觀點，但一個人的理念或許不會輕易改變，我們整理了劉鶴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論文、演講和訪談，摘錄其思想要點，提醒投資者高度關注。

　　每個人的性格都可能是多面的，在講究中庸和辯證法的中國尤其如此，但為了讀者有個較清晰的認知，我們將劉鶴的理念做如下概括：

　　劉鶴是一個改革派，自90年代以來一直敦促執行市場化改革，在經濟理念上更偏向熊彼特，強調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強調對產權和投資的保護，關注新經濟、信息產業和現代服務業；

　　但同時，劉鶴也是一個實用主義者，近年來其思想越來越開放包容，他認為市場是使經濟有效運轉的重要機制，但他并不是這種機制的盲目信奉者，他深諳中國國情，懂得改革需要內外合力倒逼，高度重視轉型過程中可能引發的就業和社會問題，注重制度設計和安排，務實推動漸進式改革。

　　他是典型的市場派，重視企業家精神，注重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他也是堅定的改革者，認為中國的改革模式是利益倒逼的漸進式改革；對于城市化，他認為是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強調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是經濟發展的趨勢選擇，強調推動信息化發展，注重人力資本積累，提倡通過提高增長質量和擴大就業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

　　應對金融危機：應該樹立底線思維，做好長期準備，強調外部危機通過出口和資訊渠道對中國經濟兩大循環的沖擊。反對拉美式的民粹主義做法，重視財政紀律，注重將短期的政策和長期轉變發展方式的目標怎樣通過改革的舉措和制度性的安排更緊密地結合起來。

　　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認識：由重視經濟增長轉向重視經濟發展，由更多強調改進供給效率轉向轉變總需求結構、轉變供給結構和轉變要素投入。劉鶴注意區分過去強調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十七大后提出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劉鶴指出轉變增長方式就是提高效率，這涉及羅默(Paul Romer)的新增長理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增長的知識含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更多是改進供給效率。而十七大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包括三個內涵，第一要轉變總需求結構，要從出口、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轉向消費、出口、投資協調拉動增長。第二是轉變供給結構，從依靠第二產業拉動增長，轉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特別是服務業要發揮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轉變要素投入，從數量擴張轉向依靠知識、科技、管理等全面提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是經濟層面，如果消費不擴大，民生不改善，社會建設不跟進，整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不能落實。同時，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

　　對改革的認識：從90年代起就敦促執行市場化改革，但也認識到改革的客觀困難，認為外部壓力和內部動力相統一是事物成功的關鍵，如果沒有壓力，中國的事情認識再好也做不成，內部本身的動力常常需要外部壓力來激活。因此，對改革既認識到需要倒逼，同時又認識到只能務實的漸進式改革，強調改革的頂層設計，強調經濟、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穩步協調推進。

　　支持發展的方向？創新(熊彼特式創新)，新經濟，信息產業，現代服務業(與現代技術相結合的服務業，可能就包括B2B，也包括B2C，既包括生產型的服務業，也包括消費型的服務業。)

　　有兩點需要提請讀者注意：其一，我們相信劉鶴會繼續對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經濟改革的推進發揮重要作用，但黨終究是走集體決策程序，不應過分夸大單個人的作用，并且，劉鶴的影響可能僅限于財經層面，一些涉及到政治、法制、國家治理等其它層面的制度改革如國企改革等可能已超出劉鶴的影響范圍；其二，盡管我們力求原汁原味的總結展示劉鶴的觀點，受時間精力和能力所限，我們對劉鶴的解讀可能會不夠深入、客觀和全面，我們在每節前面均注明了所參考的資料，在文章最后還附錄了六篇劉鶴的原文，方便讀者按圖索驥直接品讀原文。

　　正文：

　　一、應對金融危機：倒逼改革，擴內需調結構，保持貿易開放和匯率穩定。

　　本節參考資料：

　　劉鶴：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 2006年；

　　劉鶴：當前中國需要高度關注四個問題，《中國金融》2008年第8期；

　　劉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和中國的政策應對，《中國發展觀察》2009年4月；

　　劉鶴：沒有畫上句號的增長奇跡， 2011年；

　　劉鶴：中國發展成功的原因及未來發展的趨勢， 2012年；

　　劉鶴：對中國未來的三大政策思考，《比較》2012年10月；

　　劉鶴：中國發展成功的原因及未來發展的趨勢，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年會；

　　劉鶴：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中財辦課題，2013年；

　　首先我們關注的是經濟遭遇危機時劉鶴的態度是什么：

　　金融危機爆發后，劉鶴曾在多個場合就此表態，指出要重視外部經濟變化對國內的影響，但同時認為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不至于讓中國內部經濟政策做出巨大調整。

　　劉鶴2008年在《中國金融》發文指出，當前中國需要高度關注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由于美國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他的經濟體，包括亞洲的經濟體真正可以做到獨善其身嗎？第二個需要注意的問題就是我們該怎樣定義目前全球出現的通脹，如何認識中國通脹的問題，一個國家能夠單獨應對全球性的通脹嗎？第三個問題，我們總是說結構調整，希望中國降低儲蓄率，提高消費率，但在結構轉換的過程中，有可能出現新的失業的問題。我們的金融制度以及其他的制度究竟該怎樣安排？第四個問題，目前雖然全球金融市場面對暫時的流動性不足的問題，但是終究我們將面臨一次全球流動性的大量過剩，各個國家究竟該怎樣應對。

　　在財經2008年年會上劉鶴表示，由于中國市場和國際的同步性在逐步提高，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對國際經濟的變化做出反應，但他也認為，從總的格局來說，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不至于讓中國內部經濟政策做出巨大調整。

　　(一)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傳導渠道

　　劉鶴在談及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時講到，國際金融危機是通過股市的本能、中國經濟敏感部位的收縮傳導到整體經濟的。造成沿海經濟減速更直接的原因似乎有兩個，一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一直存在不可持續性的長期結構性原因，特別是原油價格沖頂使高度依賴進口石油的沿海經濟體的承受力到了極限。二是中國宏觀調控政策(勞動合同法實施，人民幣升值，貨幣政策收緊)碰頭減速了經濟增長步伐。

　　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兩個渠道傳導的。一是國際貿易渠道，近20 年中國經濟的繁榮和衰退都是從海運港口開始的；第二個渠道是資訊渠道，然后是信心崩潰，國際虛擬經濟危機很快傳導到實體經濟，美國的金融危機也很快席卷發達國家，并向全球擴散。出口和資訊兩個渠道擴散著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影響，使經濟長期賴以增長的兩個循環都受到很大阻礙。第一個循環是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順差到收益分配和國內就業及消費之間形成的循環，另一個循環是住房需求拉動的房地產開發產業鏈條和以地租分配為主要內容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及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循環。在兩個循環中，前者影響后者，因為住房終端需求受前者影響更大。兩個循環受阻，使經濟增長下滑、國內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下降、失業率上升，這反過來又使高度依賴股市的中等收入者們的財富性收入受到影響，從而引起消費增長速度趨平。中國經濟兩個基本循環圈受阻的情況表明，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本質上是對中國過度外向的經濟增長方式的全面沖擊，最嚴重的問題是失業，特別是近2000 萬在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就業的農民工的失業。(資料：《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政策應對》，2009年)

　　(二)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倒逼改革，擴內需調結構，保持貿易開放和匯率穩定。

　　1.中國：“三大政策思考”，長期判斷十分重要，重視需求與儲蓄的調整，按照價值導向和問題導向深化改革

　　1)“三大政策思考”：

　　首先，樹立底線思維方法，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

　　比較研究的結論和目前歐債危機的加速惡化形勢告訴我們，必須樹立底線思維的思想方法，對危機態勢做最壞的準備，同時努力爭取較好的結果，既要應對突發性外部沖擊和震動，又要做好應對危機結構性變化的長期準備，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立于不敗之地。

　　目前有兩個場景必須預防：一是危機升溫而產生的巨大外部震蕩；二是危機迫使一些國家轉嫁災難而走向變換形態的戰爭。雖然這兩個場景在近期出現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須防患于未然。

　　其次，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比較研究的結論也可以告訴我們，我國所處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從經濟意義來說，在本次危機前，我國的戰略機遇主要表現為海外市場擴張和國際資本流入，我國抓住機遇一舉成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機發生后，全球進入了總需求不足和去杠桿化的漫長過程，我國的戰略機遇則主要表現為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蘇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并購機會及基礎設施投資機會。(注：想想現在的“走出去”戰略和向海外推銷高鐵)我們應牢牢把握這些實質性變化，認真分析我國與大國經濟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出現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確提出解決全球增長困境問題的方案，在外部條件明朗化后穩步加以實施。

　　最后，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

　　比較研究的結論還告訴我們，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是我們應對外部巨大沖擊、實現我國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們要借鑒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驗，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國際事件，切實集中力量、重點突出，扎扎實實地辦好自己的事。我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建議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出發，對一些需要集中力量辦好的事進一步務實研究，尤其需要增強全球視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2)利用外部危機倒逼改革，擴內需，調結構，保持開放貿易環境和穩定匯率。

　　對于金融危機的對策和態度，劉鶴認為，這場金融危機積累的破壞性能量很大，其發展態勢仍未見底，因此要做好最壞和延續時間較長的思想準備，力爭最好的結果。與此同時，認為短期亂局中的長期判斷十分重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沒有變化；金融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地位沒有變化，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沒有變化；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化；全球化進程雖然曲折，但其深入發展的趨勢不可逆。要充分利用危機形成的倒逼機制，在擴大內需的同時，加快結構性調整和改革。維持開放的貿易環境和相對穩定的大國匯率，繼續擴大進出口，提高制造業國際競爭力。著手制定和實施鋼鐵、汽車、紡織和裝備制造產業的調整振興規劃，既著眼于解決企業當前存在的困難，又致力于產業的長遠發展，通過提高產業集中度和資源配置效率，推進企業兼并重組，淘汰落后產能，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生產力。擴大內需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本舉措，增加投資和刺激消費結合起來，把克服當前困難和促進長遠發展結合起來，把拉動經濟增長和改善民生結合起來，對于應對危機將逐步起到關鍵性作用。

　　3)重視需求與儲蓄的調整，按照價值導向和問題導向深化改革

　　《沒有畫上句號的增長奇跡》(2011)中，國際市場狹小、初級產品價格上升、國內成本優勢變化、資源環境壓力加大，這些新的長期趨勢說明，傳統的粗放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要求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準確界定未來的動態比較優勢，更重視熊彼特增長模式和羅默增長模式的研究，充分發揮知識和人力資本作用，創造條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扮演新的合適角色。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來我們要做好兩件大事：(1)中國要加快調整儲蓄和消費的關系，逐步成為內生性的需求大國，為全球提供巨大市場。(2)要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加快技術進步和提高投資效率，提升服務業的比重，使產業結構和資源可獲得能力相匹配。在新的環境下，中國要反思趕超型的工業化路徑，努力走出一條主要依靠國內市場需求拉動、積累人力資本和形成創新能力的路徑，同時用和平方式與資源供給國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戰略分工。

　　2012年《中國發展成功的原因及未來發展的趨勢》中提到，在工業化、城市化和國際化繼續發展的過程中，市場化進程將繼續加快。未來的改革應當按照價值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的原則進行深化。所謂價值導向，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價值觀念，堅持產權保護，堅持鼓勵競爭，堅持公平和效率的統一，堅持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所謂問題導向，就是要有針對性地和有先后順序地解決一些突出的體制矛盾和問題，特別是財稅、價格、金融體制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在改革經濟體制的同時，也必須加快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努力創新社會治理方式；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有序擴大公民政治參與，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從而使經濟轉型順利推進。

　　2.拉美教訓：克服危機應避免民粹主義；阿根廷、智利的模式可以學習

　　在對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中，劉鶴指出，危機爆發后，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

　　劉鶴說，“在面對嚴重危機的時候，世界主要國家在應對政策上總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應當采取行動的時候總會錯過時機，應當采取宏觀擴張政策的時候，則采取緊縮政策，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采取保護主義政策，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步履艱難甚至反復和倒退。”可以看出，劉鶴主張對危機采取及時的逆周期宏觀擴張政策調節，主張貿易開放和利用危機倒逼推動結構改革。

　　劉鶴反對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在對于拉美問題的研究中，劉鶴總結，拉美經濟大起大落，最根本的是政治原因，貧困增加和兩極分化只是拉美教訓的表面現象，“拉美教訓”的實質是，在過度民主化過程中，政客們的民粹主義立場和態度引起經濟大起大落。為吸取教訓，阿根廷和智利的中央政府普遍拋棄了以往民粹主義的做法，力爭使政治承諾與政府實力相對應，把反通貨膨脹作為政府的首要責任，開始實施嚴格的預算標準，努力實現財政經常項目的盈余，從實際出發解決社會問題。

　　同時，劉鶴認為阿根廷和智利經濟發展出現好轉的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放棄貨幣局制度，建立和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形成機制，使匯率反映市場供求的實際變化；

　　第二，嚴肅財政紀律，力爭使財政經常項目的盈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1.3%的水平，政府擴大財政赤字的要求將受到各方面制度的有力制約；

　　第三，進一步強化對產權和投資的保護，鼓勵企業家的投資和創新。

　　(三)需要重視的問題

　　在《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政策應對》(2009)中，劉鶴認為，金融危機有兩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第一，雖然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但是恢復市場的信心尚需時間；第二，短期的政策和長期轉變發展方式的目標怎樣通過改革的舉措和制度性的安排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怎樣調整，國家福利制度怎樣安排，城市化進程怎樣推進，中等收入者階層怎樣擴大，產權和勞動者的權益怎樣得到保護，金融制度怎樣進行創新等一系列重大制度性設計。需要注意的三個同時存在的現象：一是銀行從惜貸到超量放貸現象，擴張的信貸注入大企業和政府性大項目，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局面尚未緩解；二是財政惜稅現象。由于稅收急劇減少，支出的壓力全面加大，政府赤字的規模占GDP 的比重也有所提高。面對各方面要求減稅的壓力，財政和稅務部門出現了明顯的惜稅心態。在房地產界，普遍的呼吁是售房抵扣個人所得稅將有可能挽救房地產市場。在汽車和股市上，也有抵扣的強烈要求，對這些財稅部門采取了比較慎重的態度。三是消費者的“惜現”現象有一定顯現，特別是對耐用消費品的消費支出明顯減少。在出現這三種行為的同時，社會各界特別是投資界還出現了“持幣待政”現象。由于諸多政策快速出臺，人們都在等待下一個政策，因此推遲了投資決策的時間。

　　劉鶴還提示宏觀經濟可能出現的波動，滯脹并存的局面很可能出現在經濟剛出現復蘇的拐點，在全球網絡交易和大宗商品金融化的時代，從初級產品通縮到價格飛漲可能僅在瞬間。這場金融危機存在出現一波三折的潛在風險，一旦如此，金融危機經歷的時間會比想象的還要長久，對此亦高度警覺和防范。

　　二、市場派：重視價格機制的資源配置作用、重視創新和企業家精神

　　本節參考資料：

　　劉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源何在，1998年；

　　劉鶴：新經濟與資本市場和風險投資，2000年；

　　劉鶴：努力走出有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的道路，2006年；

　　劉鶴：中國大企業應該要成為自主創新的主力軍，2006年；

　　劉鶴：關于改革頂層設計總體規劃和重點內容，2011年；

　　劉鶴：以創新求發展以改革促穩定，中國經濟時報專訪，2012年；

　　劉鶴：加快服務業發展要分清政府和市場關系，2012年；

　　劉鶴是個典型的市場派的學者，在其早期的觀點中，已經表露的非常明顯，例如，1998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源何在》一文中指出，價格機制對資源配置已經起到了基礎性作用。在強調市場經濟的同時，他還多次提及企業家精神，重視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

　　(一)推進市場經濟改革

　　劉鶴認為中國經濟崛起應歸功于充分汲取“文革”教訓，堅持推進市場經濟的改革，堅持推行對外開放，正確發揮政府應有作用、堅持中國特色的改革路徑。“有些學者根據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做法，把中國經濟成功歸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模式的成功，我個人認為，這種看法可能不太符合實際，也容易產生誤導。”

　　在談到網絡經濟、信息產業發展時，劉鶴提到，“真正的驅動力量是私人企業家和市場機制”。“雖然我們在改革初期對計劃和市場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辯論，但實際上改革的成功試點恰恰遵循了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規律。這在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國有企業改革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主要包括界定和保護相對的產權、承認和激勵人的物質利益動機、由市場主體根據價格信號決定生產什么和生產多少。在越來越多的產業推動公平競爭，實現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

　　(二)創新和企業家精神

　　在強調市場經濟的同時，他還多次提及企業家精神，曾在2000年的在中國資本市場發育十周年上海會議的講演中提到，風險投資家具有識別功能、融資功能，同時能夠構造股權結構和進行好的制度安排，把關聯的戰略合作者有機地組織起來，以實現利益共享、共做貢獻、規避風險，防止出現公司治理結構經常出現的CEO道德風險和CEO的認知風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就是大經濟學家熊彼特含義上的企業家”。劉鶴在《關于改革頂層設計總體規劃和重點內容》中指出，“中國正發生著巨大的結構性市場需求變化，只有企業家才能發現和捕捉真正的市場機會，通過產學研一體化的創新機制使技術成果產業化”(注：科研體制改革的方向)。

　　劉鶴在2006年時曾指出，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經濟規模擴大，人們明顯感覺到來自資源、環境、人口、生態等各個方面的壓力，特別是土地、淡水、石油資源的緊缺越來越成為發展的制約。在這個背景下，要求全面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特別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通過這些創新使生產活動和資源條件更好地適應。

　　劉鶴認為，目前中國需要完善的是鼓勵企業家進行生產型創新，而不是尋租型創新的制度環境。國家需要通過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以保護知識產權，這樣才能使研發的活動得到激勵。在研發初期，國家公共政策要發揮應有的作用，以降低企業的研發成本和風險。

　　(三)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在看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劉鶴認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互補的。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水平和商業周期的不同階段，兩者的互補形勢有很大的區別。”“至于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的事情，就不應該再由政府下硬性的指標。”“我個人認為不應該把計劃與市場對立起來，不應該把政府行為和市場機制對立起來，兩者在現代經濟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市場主體的自發性沖動和政府對改革自覺性引導相結合，是以往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

　　尤其是在新經濟形態出現時，更應該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在2000年《新經濟與資本市場和風險投資》一文中，劉鶴曾指出，新經濟的發展與傳統產業有不同的路徑，最核心的特點是，這種經濟以人為本，以人的創造性和對市場的追求為源動力。在這種情況下，作為驅動新經濟擴張的催化劑，風險投資則具有最為關鍵的作用。因為，發展新經濟就要理解人的制高點作用，而不是機構的作用。而發揮人的作用離不開風險投資。明顯可以看出劉鶴對于新經濟的發展更看重市場的力量，他認為，風險投資者具有政府主導發展不具備的功能和優勢：

　　第一，識別功能。他們能夠敏感地發現新技術的潛在價值，準確嗅覺市場機會所在，把技術信號轉化為經濟信號。

　　第二，融資功能。對于風險投資人來說，重要性并不在于提供資金，而在于進行風險融資。

　　第三，構造股權結構和進行好的制度安排，把關聯的戰略合作者有機地組織起來，以實現利益共享、共做貢獻、規避風險，防止出現公司治理結構經常出現的CEO道德風險和CEO的認知風險。

　　對于風險投資，劉鶴有自己獨特的見解：首先，風險投資無風險。因為風險投資家在投資以前，已經對市場風險、技術的實現以及股東的合作進行了充分論證，在他真正進行投資時，風險已經很小，這個領域需要知曉市場；其次，具有組織能力和專業人才的人，這些人就是風險投資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就是大經濟學家熊彼特含義上的企業家；第三，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機構是誰、有多大名聲，而在于誰在做。因此，在這個領域，好的名聲是永遠找不開的鈔票，壞的信用是永遠掙不脫的枷鎖。

　　在理解新經濟、資本市場和公共政策的之間的關系時，劉鶴指出，新經濟的發展應該以資本市場為依托，新經濟的發展有賴于風險投資，而風險投資必須以資本市場為出口，目前的資本市場期望產生高質量的新經濟類的公司，因為資本市場的質量本質上取決于公司的質量，而公司的質量又取決于公共政策對上市公司的約束。因此，三者之間有非常緊密的、相互依托的、相互關聯的關系。(《新經濟與資本市場和風險投資》，2000年)

　　在2012年“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海)研討會”上關于發展現代服務業的講話中，劉鶴也論及，我們認為要創造環境，自主發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現代服務業像候鳥，將隨著經濟環境、社會環境的變化而遷移。因此在未來一個階段，加快服務業的發展，首先是要分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應該創造比較好的法制環境，競爭環境和市場環境，健全服務業發展要素保障條件，探索有利于服務業發展的金融、稅收、價格制度和統計體系，充分發揮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與此同時，作為服務業發展的市場主體，則應根據需求變化，按照法制要求，遵循市場規律，積極理性的參與競爭。

　　三、改革：利益倒逼的漸進式改革

　　本節參考資料：

　　劉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源何在，1998年；

　　劉鶴：關于改革頂層設計總體規劃和重點內容，2011年；

　　劉鶴是個堅定務實的改革者，兼具改革派的突破思維和實用主義者的務實圓融。

　　關于改革問題，劉鶴曾直言“中國的改革從來都是由現實發展問題提出的，歷次改革都有非常鮮明的問題導向性質。”對中國歷年改革的認知上，相比原來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劉鶴主張統籌協調多方面改革，實行“改革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進行“漸進式改革”。

　　劉鶴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推動著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經濟社會結構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又對上層建筑特別是政府職能轉變和政治參與方式的變革提出迫切要求。國際社會稱之為“中國的漸進改革模式”實際上是一個“從局部到全局、從微觀到宏觀、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到政治”的“利益倒逼改革路徑”。市場主體的自發性沖動和政府對改革自覺性引導相結合，是以往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

　　劉鶴所主筆的中國“十二五”規劃《建議》指出，中國改革處于攻堅階段，不加快改革就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在改革內容上則突出強調了兩點：第一，改革的路徑要進行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第二，要圍繞轉變發展方式的難題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性進展。

　　劉鶴認為，從經濟總需求結構調整的角度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增強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提高投資效率，減少凈出口；從社會結構轉型的角度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提高城市人口比重，提高中等收入者比例和人力資本質量，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轉向更多依靠內需驅動、創新驅動軌道。《建議》從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特別是改革壟斷行業和發展非公經濟)、轉變政府職能(特別是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深化財稅改革(特別是建立事權與財權相統一的財政體制和推進資源稅、增值稅擴大范圍，所得稅等改革)、深化金融改革(特別是發展中小金融、資本市場深化、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匯率改革)、健全市場體系、加快要素價格改革(特別是保護知識產權、建立信用體制和煤、電、油、氣、水等價格改革)以及加快社會領域改革(社保、教育、醫療、住房等)等幾方面提出了明確的改革任務，同時提出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增加透明度、擴大公共參與和維護法治權威等)的要求。

　　對于中國“十二五”《建議》中提出的頂層設計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他圍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了的幾個重點任務：

　　(1)圍繞擴大就業和完善創業環境所要推動的改革(民營經濟、產業結構調整相關)。以立法形式放寬市場準入，完善發展環境，使其與國有經濟享受同等的公平待遇。要建立正式的融資渠道，加快中小商業銀行的發展，特別是采用股份制方式對農村信用社進行全面改造，使之成為縣域商業貸款的主體，發揮其配置儲蓄資源的重要作用。要繼續深化資本市場特別是創業板風險投資市場的改革，使小型企業的創新行為獲得金融資源支持。要加大政府在財政、稅收方面的支持力度，完善市場競爭環境，加強權益保護，加快信用評價機構的發展和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創造有利于小企業發展的政策環境。與此相對應，要清醒認識到深化國企改革的重要性，準確界定國有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應當發揮的作用，進一步鼓勵競爭，反對壟斷，使不同規模企業和不同所有制企業平等獲得發展機會。

　　(2)圍繞城市化和人口轉移所推進的改革(基建、保障房、社會保障體系)。明確政府與市場及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分工。中央政府將更注重基本政策和制度建設，地方政府更多承擔廉租房建設和公租房建設的責任。要努力滿足轉移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和中低收入者的居住需求，但不盲目追求提高產權房比重。第二，規范土地使用、住房消費信貸條件，引導形成滿足多元化需求的商品房供給體系。第三，開展試點，在建立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征收對象和標準、稅收歸屬和使用等方面積累經驗，研究開征房地產稅，以此減少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并獲得擴大公共服務的稅源。第四，控制貨幣供應總量，引導社會預期，嚴格管理投機需求，避免資產價格大幅波動。

　　(3)圍繞加快服務業發展、提升制造業水平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而推進的改革(產業結構調整)。對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強調了兩點：第一，堅持市場需求的導向作用，強化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第二，保護知識產權。(附錄二：《關于改革的總體規劃、頂層設計和重點內容》，2011年)

　　在看待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上，1998年其提出“三個趨勢即城市化、市場化和國際化所創造的客觀需求和供給潛力，無疑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基本動力源。”劉鶴認為，城市化、市場化和國際化這三大趨勢，為中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提供機會，積聚著潛能。城市化提供著高速增長的空間，市場化使填補這一空間的效率更高，而國際化則使上述兩個過程按現代標準運作。機會和潛能主要在于：第一，需求體系的結構性變動，包括基礎結構充實的巨大需求，新支柱產業特別是住宅業發展帶動的需求；專業化操作和國際化分工而引起的結構調整需求；新興產業崛起特別是金融、保險及其它市場服務業發展引起的需求及隨人均收入正常提高而產生的其它結構性需求變化；第二，供給體系的新組合，由于產權受到保護，個人財產要保值增值，億萬人將成為直接投資者。市場取向的改革，則使居民進一步提高儲蓄傾向，使投資獲得充實的供給來源；第三，新的激勵機制的形成，促成了資源要素的更有效率的配置，從而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和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源何在》，1998年)

　　2008年經濟危機發生后，世界經濟格局發生巨大變化。2010年劉鶴在中國經濟年會上指出，擴大內需是中國經濟發展長期的支點，應穩步推進城市化。

　　文：宏源證券 孫海琳 朱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