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閱讀】：林毅夫：我和張維迎相反 認為絕大多數政策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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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7月5日上午，一場樸素的追思會在復旦大學附近一家酒店舉行。大屏幕上定格逝者照片：一個身形瘦削的中年男人，背著雙手站在一片開闊草坪上，溫和微笑。

　　他是楊小凱。盡管已去世10年，但直到今天，他仍被視為當代中國最有作為的經濟學家之一。

　　追思會當天，戲稱自己為“小凱粉絲”的張維迎早早就坐在臺下，著名華裔經濟學家黃有光專程從澳大利亞趕來參會，因故無法到場的張五常則通過視頻實時接入會場發言。

　　另一位備受矚目的出席者是世界銀行[微博]前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他穿一件白色格子襯衫，坐在第一排最中間的位置。

　　林的到來讓年輕學者張居衍感到“有些意外”。他是楊小凱去世前帶過的最后幾名博士生之一，而他的碩士導師則是林毅夫，“沒想到林老師也來了。”

　　這樣的反應讓人想起本世紀初的一場學術論戰。2001年年底，楊小凱到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做一場主題演講。那時候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微妙的關口：一方面，經濟增長在此前3年持續遇冷，另一方面，又在申奧與入世這兩件大事上獲得成功。

　　楊的演講針對當時學界中較為樂觀一方的判斷展開，即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對發達國家的技術模仿實現經濟快速發展，且不需要走其彎路，是為“后發優勢”。

　　楊小凱認為，恰恰是因為落后國家可以輕易利用技術模仿發展經濟，因此缺乏動力做有利于長久發展的制度變革，長此以往，這種發展路徑的選擇會付出極大代價，“后發優勢”將成為“后發劣勢”。

　　不久后，林毅夫撰寫了一篇題為《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與楊小凱教授商榷》的反駁文章。林認為，并不存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最優制度，相反，制度是內生的，且與其發展階段有重要關系。他的主張是，后發國家應該先利用“后發優勢”加速經濟發展，而制度的完善大可以與經濟發展同時進行。

　　這個話題被迅速放大為熱門的經濟學事件，學者們分別進入不同陣營展開論爭。時至今日，楊小凱與他的對手林毅夫，兩位杰出學者之間鮮明的立場差異，仍然是他們各自支持者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而這些論爭本身，也構成中國改革的思想光譜，成為這個轉型時代獨特的國家風景。

　　我與楊小凱和張維迎到底爭論什么

　　楊小凱追思會之后，林毅夫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的專訪。他特地帶來一份長達一萬兩千字的未發表文稿，題目叫《我與楊小凱和張維迎到底爭論什么》。5天后，他又發來一個修改后的版本。“我覺得現在媒體和學界，并沒有真正理解我和楊小凱在爭論什么。”他解釋道。

　　在此之前，楊小凱去世10周年當天，有財經媒體重發一篇題為《紀念楊小凱》的舊文，作者是林毅夫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同事周其仁。許多人將周的這篇文章視為“理解楊小凱的一把鑰匙”。

　　在文中，周其仁講述了自己與楊小凱相交的幾個片段。他1984年去蛇口考察時第一次遇到楊，然后是1987年，他接楊小凱回國做學術講座，在路上，楊批評了北京當時能夠參與決策研究的一些年輕學者知識不夠，但因為靠近權力中心，顯得自以為是。最后一次見面就是在天則所，聽楊講“后發劣勢”。

　　在那次演講里，楊小凱提到自己參觀浦東的加工出口區，結果發現85%的企業里國有公司都占了一半以上的股份，連一些高科技風險投資公司都是政府在辦。“這種后發劣勢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國營企業效率低，而是將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政府既當裁判，又當球員。”在楊小凱的理論框架里，以雙軌制為特征的經濟制度必然帶來大量壟斷，而這種制度環境將帶來嚴重的腐敗與收入分配上的巨大不公。

　　楊的講述讓周其仁覺得“有說服力”，“小凱當然看到中國經濟成長的成績，但他也認為，目前還沒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讓我們說，國家、私產、市場等這一套協調分工水平不斷提升的制度基礎已經很穩固了……我想說，小凱可能是很難安息的，因為他的工作、他探索的問題都不容易讓他安息。”

　　2014年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它繼續保持著令世界矚目的增長速度。另一方面，腐敗與貧富差距也日益成為這個國家必須正視的病癥。

　　許多人將這些現象與楊小凱有關“國家機會主義”的論述聯系起來。張維迎認為，楊小凱在十幾年以前的說法和思想之所以到現在仍被討論，“或許就是因為他當年所擔心的問題如今表現得越來越明顯”。

　　周其仁在回復中國青年報記者的郵件中寫道，自己仍然保留著2004年《紀念楊小凱》一文中的判斷，沒有新的話要再說，“很多看法，要經受的檢驗期是很長的，多說也幫不了多少忙。”幾天后，他又回復了另一封郵件，“其實，2013年后重提深改(深化改革)，就是對你們關心問題的回答。”

　　顯然，林毅夫注意到了這些學者對楊小凱觀點的支持。采訪中，他專注地聽記者提問，身體前傾而不是靠在沙發背上。

　　“我不認為以現在出現的腐敗和貧富差距問題，就能論證小凱所主張觀點的正確性。”他以推行“休克療法”的前蘇聯以及東歐國家作為反例，“他們就是模仿了制度，但今天回頭去看，腐敗也好，貧富差距也好，我們存在的問題，他們都存在，而且更嚴重，但我們的快速發展他們沒有啊。”

　　他語氣溫和但態度堅定，“很多人說我只要發展經濟不提制度改革，這是又一個誤解。我從來沒有說過不改革，我只是強調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審時度勢地改革。因為改革政策的對和錯是要看時機的。”

　　這個回答很容易讓人想起周其仁的一次演講——周說中國的計劃經濟滿打滿算也就20年的時間，但是改革這個計劃經濟，“從1978年到現在卻已經30多年了”。

　　記者就此問林毅夫：“很多人認為改革往往是先改容易的，再改難的，如果一直拖下去，改革難道不會產生惰性嗎？會不會想改也改不動了呢？”

　　“你覺得，80年代的國企改革和現在的國企改革相比，哪一個更難？”他直接反問，“你不能說后面的改革就難，前面的就容易。1978年時從一機部到八機部有8個部長代表國有企業，改起來會比現在容易嗎？1978年的農村改革容易嗎？所有公社社長都是‘土皇帝’啊！所以，改革不是阻力大小問題，而是判斷利弊的問題，當改革利大于弊的時候不就改了嗎？”

　　“但是誰來衡量這個利弊？你怎么知道就一定能把握好改革的時機，而不是貽誤時機？”記者追問。

　　“首先，學者對時機的把握就一定正確嗎？其次，我們必須承認政府絕大多數政策是正確的，如果沒有絕大多數正確，怎么能持續35年9.8%的高速增長？瞎貓碰死耗子，也只能碰一次吧。”林毅夫的回答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中國的經濟奇跡，始終是他理論框架里最為重要的論據之一。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他與楊小凱最根本的分歧所在。

　　“小凱當然知道發展中經濟可以利用后發優勢，比如技術、資本、信息等方面，可以從先行發達的國家那里‘借光’，無須完全靠自己，所以經濟上有很多后起之秀，追的速度可以很快。小凱看到了這一點，但想到更深的一個層面，就是由于存在著后發優勢，所以對制度方面的改革掉以輕心，認為不改不是也很好嗎，甚至還認為自創了新的人類文明。由于問題被掩蓋，實質改革提不上日程，最后等到發作的時候，來不及了。”周其仁曾專門解釋過楊小凱的觀點。

　　接受采訪前，林毅夫正在參加一個閉門研討會，主題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化解。這一問題曾先后在日本、美國和現在的南歐國家爆發，如今它也是中國經濟必須面對的挑戰。

　　“相比于‘后發優勢’帶來的短期效果，楊小凱似乎更強調它的長期隱患乃至失敗風險。你如何能證明中國的經濟一定不會出現他所擔心的情況？”記者問。

　　“所以我沒有回答你提到的關于輸贏的問題。”林毅夫稍微停頓了一下，用一句話結束了這個話題，“起碼在過去的這些年，小凱擔心的事情還沒有出現。”

　　從楊曦光到楊小凱，從林正誼到林毅夫

　　楊小凱與林毅夫之間關于中國改革道路選擇問題的論爭，曾經被這樣描述：“這個當年最著名的經濟學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很多人分析中國當代經濟的兩種范式。”

　　這場具有標本意義的辯論因改革前途的分歧而生，而兩人人生軌跡的交叉，則源自中國改革的起步。

　　1979年的長沙，在湖南新華印刷二廠做校對工的楊小凱正日夜加緊復習，準備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研究所的實習研究員。千里之外的臺灣，在金門當兵的林毅夫已經做好橫渡海峽的準備，他最終成功偷渡到大陸，并在不久后進入北京大學經濟系讀書。

　　在此之前，他們各自的人生經歷都堪稱傳奇。林毅夫年少時就崇拜修都江堰的李冰，有“將振興中華之責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的抱負。他后來成為被蔣經國稱為青年榜樣的明星軍官，心中宏愿并未消失，“日日看到大陸的山水，不游過來，我內心就不能平靜”。

　　年長林毅夫4歲的楊小凱也有著同樣的雄心。那時候他還叫楊曦光，少年老成，曾效仿毛澤東橫渡湘江，只身到湖南農村進行社會調查。他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并認為自己有義務向毛主席匯報這個國家前進過程中出現的錯誤。“文革”中，20歲的楊小凱寫下一篇題為《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他認為，當時的中國存在新的特權階級，要建成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體，必須再來一次新的暴力革命。

　　這張大字報給他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康生和江青震怒于這種完全擺脫官方意識形態的大膽觀點。他被以反革命罪判處入獄10年。

　　某種意義上，革命的無常與監獄10年重塑了楊小凱。“在經歷過革命的騷動，有過被剝奪社會地位的痛苦經歷，受盡侮辱和羞恥后，秩序和理性的恢復對我來說像是雨后的陽光。我像所有參加過革命的舊日貴族一樣，在秩序和理性恢復時，感到深深的歉疚——為我過去革命的狂熱。”他曾這樣回憶道。

　　他的朋友黃有光、朱學勤都認為，楊小凱經濟學思想中對于政府之手的懷疑和警惕，與他在“文革”期間的遭遇不無關系。

　　林毅夫到達百廢待興的大陸后，最早希望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卻因“背景復雜”被拒絕。后來北京大學經濟系副主任董文俊與他進行了一次深入的談話。“說話很有分寸、認真嚴謹，是個想搞事業的人，不像有什么特殊目的。”董后來這樣回憶當時對林的印象。

　　進入北大后，這位沒有經歷過“文革”與“上山下鄉”的臺灣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的碩士研究生，很快顯露出天賦，在同學中脫穎而出。

　　他將自己的名字林正誼改為林毅夫，取自《論語》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差不多同一時候，長沙的楊曦光也放棄了舊名，改用自己的乳名“小凱”。

　　公信力要用自己的職業來建立，用自己專業領域里的建樹來說服人，否則的話，這歷史有什么進步

　　追思會后的晚宴上，歷史學家朱學勤端起酒杯，講了一個發生在1997年的故事。那一年，他與正在澳大利亞教書的楊小凱同在哈佛訪學。偶然的機會，他們遇到一位在“文革”期間因寫大字報而入獄的風云人物。見到楊小凱后，此人說的第一句話是：“小凱啊，我喜歡你‘文革’當中的文章，我不喜歡你現在的文章，現在的文章是溫吞水，沒有戰斗力。”

　　楊小凱笑了笑，沒有反駁。他后來與朱學勤到查爾斯河邊散步，嘆了一口氣說：“‘文革’當中走出來我們這一代多少人，大多數都凍結在那個時代了，成了那個時代思想的化石，很少人能夠走出來。”

　　那個時候的楊小凱已經醉心學術，經常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個小時，連逛一次超級市場也被他視為一件“值得高興的事”。與學生見面打招呼時，他總是說，“模型怎么樣呀？模型乖不乖啊？”有一次，楊向朱學勤感慨自己在普林斯頓大學讀博士時之艱苦，“要比坐10年牢還難”。朱便問他，以他的經歷，為什么出國后不像其他一些人一樣，投身公共領域，成為一個政論家或者社會活動者。

　　楊小凱的回答讓朱學勤在多年后仍難以忘懷：“他說，我反對那種滅了所有的職業，只剩下自己一種職業的社會活動者。我們應該用能在社會里站住腳的經歷去建立公信力，再去爭取民主法治。怎么建立公信力？就是用自己的職業、自己的專業來建立，哪怕你是一個牙醫、一個記者，甚至是一個鞋匠，都要用你自己專業領域里面的建樹來說服人。否則的話，這歷史有什么進步？”

　　“可以說，小凱很早就有了對專業主義的認識，完成了革命者的轉型，這讓我覺得很了不起。在我們這一代人里，我沒有看到其他任何一個人可以走得這么遠。”朱學勤說。

　　但另一方面，如學者汪丁丁所指出的，楊小凱還始終保有中國“第六代”知識分子的集體特征——其心理結構的塑型期，恰與共和國歷史上最動蕩的時期重合。他們習慣于“反潮流”，但對腳下這片土地情深意切。

　　與楊在美國共同學習過的一位老友曾經以為，楊小凱已經決定遠離中國政治，潛心研究學問，“后來我發現最初的感覺是錯的，小凱仍然十分關心‘中國向何處去’。”

　　楊的學生張永生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他的辦公桌上如今仍擺放著和楊小凱的黑白合影。張永生說，每一次和老師談話，“他都會提到中國”。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楊小凱專門請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做學生的院外導師，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布坎南的學說致力于解釋“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之間的關系，而楊認為這對于解釋中國問題頗具參考價值。

　　重病入院前，他曾發信向系主任請假，并在郵件中請教了有關英國光榮革命和圈地運動的兩個相關法案——在生命的最后幾年，楊小凱又試圖將中國土地問題納入經濟史的框架去研究和解釋。

　　“在他身體最糟糕的時候，還在想著中國未來的出路。”張永生說。

　　或許正因如此，楊小凱多年來總是試圖在專業主義與公共關懷之間尋找到某種平衡。1985年，他與當時同在美國讀書的錢穎一等人籌辦了一場關于中國經濟的研討會，并發起成立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正是在那次會議上，楊小凱結識了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攻讀博士的林毅夫。

　　后來被視為“論敵”的兩人，其實相當欣賞對方的學術造詣與過人天資。1990年，后來成為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的韋森赴澳讀博時曾到楊小凱辦公室做客。他清楚地記得，楊小凱專門從書架上抽出一本裝訂好的博士論文，作者正是林毅夫，“這部論文做得很有水平，毅夫的經濟學功底甚是了得，做得很規范。你可以好好參考。”事實上，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的林毅夫也曾在公開場合將楊小凱稱為自己“效法和學習的榜樣”。

　　追思會現場的一位工作人員回憶，在持續一天半的會議里，林是少數幾位從頭到尾完整參加而沒有提前離開的學者之一。

　　這兩人曾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到中國改革的具體進程中。出國前夕，楊小凱加入過“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并曾直接給中央領導寫信，建議他們會見鄒至莊等見證臺灣經濟起飛的經濟學家。林毅夫的起點同樣是農村改革。他1987年歸國，進入中國改革史上頗具傳奇色彩的西黃城根南街9號院，成為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的一名副所長。

　　眾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楊小凱2001年在天則經濟研究所的演講，后來屢屢被人提及。當時在現場的財經作家蘇小和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還有一個叫做楊小凱的經濟學家，“瘦弱，有些蒼白，在那個所有人都在談論‘后發優勢’的時代，為我們慢慢講述著‘后發劣勢’的課題。”

　　“模仿制度比較困難，因為要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國家會傾向于技術模仿。但是這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有可能失敗。”在那個寒冷的冬天，楊小凱引用了經濟學家沃森提出的一個概念，“Curse To The Late Comer”，翻譯成中文的意思是“對后來者的詛咒”。

　　“后發優勢”最著名的信奉者當然是林毅夫。在1994年出版的《中國的奇跡》中，他作出了中國經濟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有可能在2015年趕上美國的判斷。

　　留學歸國后的體制內經驗，讓林毅夫成為一個務實的政策研究者，他不再毫無保留地信奉他曾投身的芝加哥經濟學派——這一學派以相信自由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的自我調節力量聞名于世。

　　1988年是他學術立場發生根本轉變的關鍵一年。那一年，他參與討論治理通貨膨脹，“當時直接用了停項目、砍投資的行政手段，而不是按照西方教科書里寫的那樣提高利率、增加投資成本。一開始我也不理解，但后來想通了，面對的現實條件不一樣，最優選擇也就不一樣。如果照搬從美國學的方法，大量資不抵債的國有企業破產怎么辦，國防安全又怎么辦？”

　　林毅夫稱這種學術思維轉變為“頓悟”。“有多少人親自參與過改革決策的討論，又有多少人真正去面對過這個過程？”他強調，自己也是“去西天取過經的人”，“但我和其他人不一樣，他們總以為發達國家有一本‘真經’，但我終于發現，這樣的‘真經’并不存在。”

　　因此，林毅夫對楊小凱演講觀點的反駁絲毫不令人奇怪。他不認為一個后發國家只有完成英美式的制度變革才能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他以推行“休克療法”并發生經濟動蕩的前蘇聯與東歐為例解釋雙軌制存在的合理性，“保留計劃軌會滋生腐敗，在政治上的代價很高，當市場的那一軌相當強大以后，放棄的經濟代價變小，實現市場單軌的時機也就成熟了。所以，雙軌制是給進一步改革創造了條件，而不是像楊文所認為的，強化了國家機會主義”。

　　林毅夫專門將反駁文章寄給楊小凱，并收到了回應文章。楊小凱寫下一些相當嚴厲的批評：“林文強調漸進改革的好處，我們認為一個獨立的學者要研究漸進改革中的兩難沖突。”

　　2002年，兩人的文章同時刊登在當年春季的《經濟學(季刊)》上。這本學術期刊由當時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辦，林毅夫是該中心主任。

　　這場論辯發生后不久，楊小凱被確診為癌癥晚期。

　　2004年7月，楊小凱去世后，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舉行悼念座談會，主辦者和主持人都是林毅夫。他在發言中說道：“公開的學術爭論，言辭難免尖刻……眾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到底什么才是一個良序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構架，中國的經濟學為之該向何處去

　　在楊小凱去世后的10年里，林毅夫獲得了更大的聲望，也承受了更多的非議。

　　他常被稱為“最被主流接受的經濟學家”。這一評價既是他所擁有影響力的證明，也成為他遭遇批評的原因。“缺少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是批評者們持有質疑態度的關鍵所在。

　　“人的經歷對他的專業思想和公共關懷有太大影響了。林毅夫偷渡過來投奔大陸的時候，楊小凱剛剛結束10年牢獄之災，他們的觀點怎么可能沒有分歧，怎么可能取得一致看法呢？”朱學勤如此評價楊林之爭。

　　“他的學術觀點頻遭白眼，他關于中國經濟可以高速發展30年的樂觀甚至在一般的社會公眾那里都難以引起共鳴。”一篇題為《林毅夫緣何孤獨》的評論文章這樣寫道。

　　今年的楊小凱追思會后，林毅夫的發言全文被財經類網站轉載，結果評論中出現大量激烈意見，他對于“有為政府”的強調以及他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判斷再一次讓他成為許多人眼里的“官方經濟學家”。

　　當中國青年報記者將這些觀點轉達給林毅夫，并告訴他有人稱其為“屁股決定腦袋”時，林看上去并不吃驚。

　　“我知道有些人給我貼上了‘政府派’的標簽，國內的學術討論很多是在用立場分人，用一派的立場去批判另一派的立場，而不看觀點背后的邏輯是什么，這個邏輯又是不是嚴謹。我的看法的確有很多是和國家政策不謀而合的，但是你要看，是我先說的，還是政府先做了我才說的？我是不是從1988年以后的思路都很一貫？別人的評價我管不了，但我知道我是按我對問題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獨立學者。”他仍然保持著一貫溫和的語氣，但顯然，他并不認同那樣的指控，“而且說我不批評政府，這也不對吧？”

　　他所舉出的反例之一發生在2012年。當時，無論是決策部門還是學術界，都在談論“如何將以投資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以消費為主”，而剛從世界銀行歸來的林毅夫卻認為，中國仍需以投資拉動為主，“我幾乎是唯一堅持的人了，如果是‘親政府’，我不該這樣子啊，不該頂牛的。”

　　“我相信他本質上是一個學者，而不是一個政客。從他寫的東西來看，我認為是那些東西本身使他相信，而不是他為了迎合什么人說什么話。”經濟學家華生[微博]給出了這樣的判斷。他是為數不多表示“在承認后發優勢占據主導這個問題上，我跟林毅夫更靠近”的學者。

　　“我也被人罵過‘投機’，用不著辯解，這太正常了。因為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輿論傾向，你在中國離開官方語境說話可能是更有市場的，但在印度你這么說話也許就沒有市場。你堅持自己的觀點，跟時髦的說法不太一樣，難免會有被冷落，被排擠，被抨擊的時候。關鍵在于你的觀點能否在學術上立住腳，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華生說。

　　幾天前，華生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怎樣紀念楊小凱》的長文。他的觀察角度頗為獨特：“后發劣勢并非小凱的什么重要研究成果，甚至也不是他的原創，現在卻好像成了小凱的主要成果和遺產……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他將此現象視為中國知識界對于改革問題的一種投射，“為什么都熱心談這個問題，是因為大家頭腦里早就先入為主有了一個觀點，借這個機會來表達自己的認識。”

　　不久之前，經濟學家韋森出版了自己的新書《重讀哈耶克》。在書中，他用大量篇幅描寫哈耶克與凱恩斯有關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論戰。“這很契合中國當下的社會現實。”韋森說，他自己也曾寫過一篇兩萬多字的文章反駁好友林毅夫，里面不乏“非常尖銳的批評”。

　　“無論各位同仁觀點多么不同，至少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觀念的變遷在社會制度變遷中起著根本性作用。”作為追思會的主辦者，韋森在現場這樣總結道，“在21世紀，我們要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市場經濟國家，到底什么才是一個良序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構架，中國的經濟學為之該向何處去，這才是我們今天所要進一步思考的。”

　　現在強調小凱所說的“后發劣勢”不是說我們沒希望，而恰恰是希望通過警惕來擺脫它

　　上海的追思會結束后，網絡上出現了不少以“論戰”為主題的報道。只不過，林毅夫這一次的對手，從楊小凱變成了張維迎。

　　一段19分鐘的視頻記錄了追思會上這場辯論的全過程。張維迎、黃有光、林毅夫三人從左至右并排坐在長桌前依次發言。這種左中右的排序，恰巧與他們在思想光譜上被公認的立場相反。

　　這并不是一次預先安排的交鋒，更準確的事實是，在政府到底該在市場經濟領域里如何作為這一話題上，張維迎與林毅夫的發言內容天然形成了某種對抗。

　　“除了和平、輕賦稅和寬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個最貧困的國家變成最繁榮的國家，就不再需要別的什么了。”張維迎用亞當·斯密的話表達自己對于政府的認識。林毅夫則相信，真正需要討論的問題“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預，而是哪一種干預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發展，哪一種干預會失敗”。

　　會后，關于這場辯論的評價走向兩個不同的極端。一位在場的中生代學者表達了失望之情，他認為其中的含金量并不令人滿意，“在學術上沒有深入進去，就像是給哈耶克和凱恩斯的論辯貼上了一個中國標簽”。

　　但另一些人則從中讀出了意味。“本世紀初的中國還處于悶聲發大財的階段，因此楊林之爭的實質還是學術層面的專業討論。”作為中國改革的長期觀察者，記者盧躍剛發現，“當中國的GDP排到世界第二之后，經濟、政治、文化甚至在人們的心理上都出現了很明顯的結構性分化。自負的情緒和迷茫的情緒都有，整個社會在進行話語爭奪。十幾年后，我們恐怕要在更大的背景下去理解林張之辯。”

　　在北京一家咖啡廳里，中國青年報記者向張維迎轉達了這些評價。“我同意盧躍剛所說的。”這位以發言直率著稱的經濟學家抬起頭，他剛剛旅行歸來，皮膚曬得黝黑，而標志性的白發也愈發明顯。

　　張維迎說，這些年來，他很擔心那種自負的論調，“以前要改革的東西，現在是不是能變成別人學習的模式了？”他記得，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前，許多官員“還比較謙虛，總抱著學習的態度”，結果2009年過去后，“不一樣了，有些人變得很傲慢，以前是學生，現在卻開始想當老師”。

　　他表示，這種情況下必須要有人替代楊小凱的角色，而他愿意成為那個人。“現在強調小凱所說的‘后發劣勢’不是說我們沒希望，而恰恰是希望通過警惕來擺脫它。我們真的不能說改革已經成功了。如果小凱所說的那些制度扭曲不解決，我們這個大廈永遠都是在沙灘上。”

　　或許，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都會記得他與林毅夫在楊小凱追思會上相互傳遞話筒針鋒相對的時刻——就像他們在1995年爭論國企改革是否需要產權明晰，在2009年爭論4萬億財政刺激政策是否需要反思，這些爭論都引發了學界的大討論。但讓張維迎感到失落的是，盡管看起來他的觀點總能在知識界獲得更多支持，卻很難贏得官方政策的回應，“許多官員退休了才開始認同我的觀點”。

　　張維迎舉起茶杯，慢慢地抿了一口茶。他想起一個比喻，“所以我才覺得小凱的觀點更重要，這就像一個人在富裕起來以后，真正擔心的是營養過剩，而不是營養不良”。

　　這是一個相當有感染力的觀點。這意味著，作為楊小凱和張維迎的對手，林毅夫必須面對一個額外的挑戰——他所堅持的學術觀點，有沒有可能為不愿意推動政府改革的保守派官員提供理論基礎？不久前，一篇持有這一觀點的評論文章在網絡上被廣泛傳播，題目叫《危險的林毅夫》。

　　面對這些反對觀點，林毅夫用“雖千萬人吾往矣”表達自己的堅持：“學者不是政治家，不能因為‘可能’需要過正才能矯枉而去提出一個不正確的理論。要不然等這些觀點變成社會思潮時，社會的變革將會為之付出巨大的代價。前蘇聯、東歐、北非的例子不就是最好的說明嗎？……學者該做的是明辨是非，而不是其他的。這也是我當初和小凱、維迎辯論的動因。”

　　“從績效來看，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真正實現國家社會現代化的，非常少。原因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們太相信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他又一次談起自己的這一學術判斷，像是沉浸在某種不動聲色的熱情里，“我不能說我說的就對，對于中國問題，我和小凱都是瞎子摸象，但是如果我摸到的和他不一樣，當然不能完全贊成他。”

　　2014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幾個月前，林毅夫受邀參加了一場以“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為主題的學術報告會。他演講的主題圍繞“后發優勢”與國家現代化展開。

　　2001年的那個冬天，在北京的天則經濟研究所，楊小凱闡釋中國“后發劣勢”的起點，正是從“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清末洋務運動開始。

　　林毅夫的辦公室位于北大東北角的朗潤園，那里曾經的主人是洋務派的主要領導者之一、提倡“自強”的道光皇帝第六子奕。

　　“林毅夫算是洋務派精神的傳人。楊小凱的后發劣勢觀也是危機感的體現，近于康梁，要求進行變法。”一篇紀念楊小凱的文章這樣寫道。

　　楊小凱的學生、澳門大學教授孫廣振也在回復中國青年報記者的郵件中談道：“這個‘技術與制度’之間魚和熊掌如何取舍，以及取舍時機問題的說法，對于理解過去一百年來的某些重大論戰，頗有幫助。”

　　某種意義上，楊小凱與林毅夫這樣的當代經濟學家，正像他們的前輩一樣，致力于運用自己的知識與思想為國家效力。中國的未來也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在改革路徑選擇的思想交鋒中，究竟哪種闡釋更占上風。

　　今年，林毅夫《中國的奇跡》一書即將再版，楊小凱的經濟學全集也馬上就要問世。不久之后，人們將會再次打量他們各自的思想火花。在“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命題上，楊小凱與他的對手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