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中南海座談會的專家如何看經濟形勢

　　中國經濟報告記者 吳思

　　長期調結構的目標并未改變，短期內也未放棄經濟增長底線。微刺激與改革并行，成為宏觀調控新常態

　　7月8日和7月1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分別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建議。

　　王戰、劉世錦、李揚、林毅夫、胡鞍鋼、樊綱參加了習近平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分別就國際經濟形勢、推動經濟發展、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強化金融工作、擴大對外開放、加強經濟治理等談了看法。

　　李稻葵[微博]、宋國青、趙晉平、劉勝軍[微博]、柴強、劉迎秋等參加了李克強主持召開的座談會，分別圍繞宏觀經濟、金融、外貿、體制改革、房地產、民營經濟談了看法。

　　按照往年規律，上半年宏觀經濟數據已于7月16日發布，此后即將召開中央政治局年中會議，研究上半年經濟形勢，并為下半年經濟工作“定調”。

　　是否觸及或穿破底線，是政府會否出臺刺激政策的一個重要判斷標準。目前判斷，整體經濟還沒有觸及底線

　　重申經濟增長合理區間

　　李克強在座談會上提到了今年的經濟發展目標，即保持經濟增速在7.5%左右，物價漲幅控制在3.5%左右，關注就業、收入等民生內容。他也重申經濟增長的“合理區間”，沒有水分、實實在在，增速比7.5%高一點或低一點，都是可以接受的。

　　實際上，早在去年經濟半年報發布前夕，李克強就提出了“合理區間”的含義，但經濟增長率的“下限”和物價漲幅的“上限”是多少并未明確。

　　參加兩個座談會的學者對“合理區間”表達過一些判斷。例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在2014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指出，中國經濟正處在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換期，在今后一兩年完成增長階段轉換之后會進入五年或更長時間的中高速穩定增長期，也就是說中高速增長的底已經探明，比如7%左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宋國青曾在一次研討會上指出，增長率下限不超過潛在增長率，否則通脹上限就會被突破，依據市場上普遍猜測的增長下限和通脹上限7%和3.5%來看，未來經濟可能會同時達到上下限。

　　從保增長與就業角度，上海社科院院長王戰提出經濟增速可以往下調一點，定在7.5%。王戰在座談會上表示，原來對于8%的經濟增長預期是基于一年需要創造1000萬就業得出的，但隨著服務業發展，去年7.7%的增速就實現了1300萬的新增崗位就業。

　　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則在多個場合表示，從2008年開始，中國仍會有20年左右的快速增長期。中國改革基金會會長樊綱近日也在華僑銀行(中國)春天論壇上表示，中國之前兩位數的增長并不正常，但還未走完高增長道路，今后幾年GDP會保持在7.5-8%。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李稻葵則在6月份的中國與世界經濟論壇上發布了其對2014年GDP全年增長7.6%的預測結論。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二季度GDP 增長7.5%，略好于第一季度和市場預期。這主要得益于出口需求好轉和政府加大基礎設施投資等穩增長政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外經部部長趙晉平在座談會上匯報了對天津、寧波、北海、昆明4個港口城市的560家外貿企業的問卷調查結果，即中國目前實際出口增長形勢正漸趨改善，外部有利因素有所增加，但外貿企業轉型壓力仍然很大。中國房地產估價師與房地產經紀人學會秘書長柴強談及房地產問題時表示，現在的房價形勢不是拐點，而是正常波動，但房價總體上不會大跌，也不會崩盤。新出爐的數據驗證了兩位的判斷。

　　盡管目前市場對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測集中在7.5%，但經濟學人智庫的研究報告維持了對今年GDP增速維持7.3%的預測，并預計2015年跌破7%達6.9%，到2018年降至5.9%。經濟學人智庫中國首席代表許思濤接受《中國經濟報告》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一預測結果并非對中國經濟持悲觀態度，相反還是比較樂觀的。如果中國還繼續維持原來那種高速增長，那才真正會讓人悲觀。經濟學人智庫“風險服務”高級經濟學家Robert Powell進一步解釋，一個基數是10萬億美元的經濟體以6%的速度增長，其增幅要比一個基數是5萬億美元的經濟體以8%速度增長還要大。盡管在經濟增速下降過程中會存在一些風險，如龐大的地方債、經濟泡沫破滅，但我們認為中國經濟不會出現硬著陸。

　　《中國經濟報告》2014年第6期推出的“年中經濟研判”系列報道中指出，是否觸及或穿破底線，是政府會否出臺刺激政策的一個重要判斷標準。目前判斷，整體經濟還沒有觸及底線。

　　宏觀調控新常態

　　近期穩增長政策的再度出臺也引發了市場和社會對改革與轉型的擔憂。可以發現，政府長期調結構的目標并未改變，短期內也未放棄經濟增長底線。微刺激與改革并行，成為宏觀調控新常態，在具體實施中體現為宏觀政策行政化和微觀化傾向。

　　習近平在座談會上表示，要根據條件變化，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調整經濟結構，加快全面深化改革步伐，推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在 2014中國企業競爭力夏季峰會上坦言，中國經濟面臨減速，不得不承認中國需要微刺激，而穩經濟需要投資。

　　在創新宏觀調控方式方面，李克強在座談會上強調，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注重實施定向調控，在調控上不搞“大水漫灌”，而是有針對性地實施“噴灌”、“滴灌”。定向調控的三大方向為：簡政放權營造公平市場環境、有效增加公共產品供給、大力支持實體經濟。

　　劉世錦在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的上半年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座談會上建議，宏觀調控與深化改革應有機結合，實施“改革式刺激”。“改革式刺激”指的是，符合經濟潛在增長率、在短期下滑過快時“托底”而非“推高”、發掘因體制機制障礙而被壓抑的增長潛力。

　　央行[微博]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告訴《中國經濟報告》記者，如果增長潛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將增長提升到9%以上，雖然可以實現短期繁榮，但會導致資產泡沫、通脹、壞帳和經濟大起大落。

　　對于貨幣政策，馬駿認為，要防止杠桿率的加速上升，引導結構性去杠桿。目前來看，地方政府、國有企業等部門杠桿過高，但民營企業和居民部門杠桿率并不高，甚至還有加杠桿的空間。此外要關注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問題，一個原因是企業融資成本過高導致投資意愿低，第二個原因是存在大量經營難以為繼但又不能破產的僵尸企業，尤其是一些地方國企占據了資金。如果貨幣流通速度提高，就可以用更小的貨幣增量來支持一定的經濟增長。

　　宋國青則在座談會上指出，擴大股權融資比例是緩解杠桿率上升的唯一辦法。他在此前接受《中國經濟報告》記者采訪時，曾闡述過上述觀點，杠桿率是負債總額與GDP的比值，從表面上看，如果把債務壓低就可以降低杠桿率。但實際上過去兩年也一直在提去杠桿化，而杠桿率的上升速度在過去十幾年里是最快的，也就是說債務即使減少杠桿率也可能進一步上升。一個解釋就是債務壓低后貨幣增速隨之降低，導致通貨緊縮，通縮對經濟也是有負面影響的，最終GDP下降幅度要大于負債下降幅度。問題就在于目前社會融資總額基本上是債務融資，股權融資比例極小。

　　財政政策方面，馬駿建議，為化解地方債風險，應建立一個以市政債為基礎的地方債務融資體制來取代地方融資平臺。并推動地方發債的配套改革，如發債的地方政府編制并公布全口徑地方資產負債表，以提高財政透明度和預算約束。

　　在創新宏觀調控方式方面，李克強在座談會上強調，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注重實施定向調控，在調控上不搞“大水漫灌”，而是有針對性地實施“噴灌”、“滴灌”

　　長期看改革

　　在7月8日的座談會上，習近平強調，要準確把握近期目標和長期發展的平衡點，在轉方式、調結構、保民生、推動可持續發展方面不斷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李克強在7月15日的座談會上強調，體制機制也是重要的“資本”和紅利，通過深化改革搞活體制機制，將產生巨大能量。

　　兩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均強調了中長期發展戰略——轉方式、調結構，幾位與會學者也都對中國經濟轉型和深化改革有著自己的認識。

　　李稻葵在6月份的中國與世界經濟論壇上指出，穩增長政策只能在短期發揮效應，有關中國經濟諸多深層次問題的改革方略尚未完全落實。不僅國有企業改革、混合所有制、打破壟斷、簡政放權等改革項目尚未完全落實，許多各級政府官員應該主動去創新試驗的改革項目也并沒有推行。

　　據媒體報道，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王戰在上海小組討論會上就曾向習近平匯報有關深化改革的研究成果。王戰根據上海社科院春節前對139位國內外專家所做的問卷調查，得出以下結論：對過去3個月國家出臺的12項改革中有7項評價良好，包括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黨風廉政建設、單獨兩孩、廢除勞教、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改革工商登記制度、成立上海自貿區；也有反應落實不佳的，比如新股發行制度改革。

　　關于改革時間表問題，對于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336個改革項目，王戰認為，一下子推出會造成“交通擁堵”，要按照先易后難原則、最大公約數原則、瓶頸原則安排改革事項，分階段推進。

　　涉及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價格體制、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打破壟斷、簡政放權等改革內容則是這些學者關注的重點。

　　一方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6月21日在《人民日報》發文稱，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是統一互補的，且“兩只手”優于“一只手”。正確處理政府市場關系不是簡單地讓市場作用多一些、政府的作用少一些。林毅夫近期在紀念經濟學家楊小凱逝世十周年座談上也表示，市場沒有政府協調更失敗。中國過去35年經濟高速增長，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這說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確的。

　　另一方面，正如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在《中國經濟報告》2014年第4期對本刊記者所說，政府減少對市場的干預，這是一場自我革命。官員愿意放棄自己的權力嗎？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改革可能像過去那樣再次流于形式。

　　在民營企業發展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在座談會上建議政府要改革財政收支方式，把更多自主權讓給企業，從而提高資金利用效率。劉勝軍則提出，要進一步破除行政壟斷，放開民間資本進入一些領域的行政壁壘，給市場資金更多出路。

　　關于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劉勝軍在座談會上說，民企對混合所有制還存有顧慮，一是政府拿出什么東西來混合？二是民資能占多大比例？三是“聯姻”后會不會受到行政干預？政府要明確自己在市場中的“中性化”身份，要不斷進行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