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在江湖與廟堂之間

　　在北大，周其仁是曾被學生評選的“最受歡迎教授”之一。每逢上課，能容納三四百人的教室都被擠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要靠放座號來維護選了課的學生的“權利”。 

　　在中國經濟學人的圈內，他被認為是“學也學不來”的學界楷模。幾十年來，他奔走、扎根經濟調查研究的第一線，用腳力、頭腦和心來觀察、理解轉型期中國社會的問題和變革。 

　　上午9時，未名湖畔北側，一座朱門青磚的古典風格庭院在晨光中安靜矗立著，與清朝皇家風格的朗潤園渾然一體。精巧的朱門旁掛著兩塊白底黑字的牌子——“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簡稱“國發院”)。 

　　兩塊帶“國”字的招牌，光緒年間內閣、軍機處會議的舊址，一時令人聯想起古往今來多少讀書人“經世濟民”的人生情懷。 

　　在這庭院右翼的一個小間里，頭發銀灰色的周其仁已伏案忙碌許久。眼下，他正在完成旨在分析中國土地制度變革的著作——《城鄉中國》的下部。 

　　兩小時的采訪在一種充滿張力的“敘事”中急速地流淌而過——他邏輯縝密，又充滿細節，每回答一個問題，都會給出一個來自真實世界的生動故事，張弛有致地調動著聽者的情緒和思維。 

　　在北大，周其仁是曾被學生評選的“最受歡迎教授”之一。每逢上課，能容納三四百人的教室都被擠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要靠放座號來維護選了課的學生的“權利”。 

　　在中國經濟學人的圈內，他被認為是“學也學不來”的學界楷模。幾十年來，他奔走、扎根經濟調查研究的第一線，用腳力、頭腦和心來觀察、理解轉型期中國社會的問題和變革。 

　　自80年代之初，這位不折不扣的經驗主義者往來穿梭于“江湖”和“廟堂”之間，幾乎參與了中國改革的每一步，“為推動中國農村改革做出了尤其重要的貢獻。”(韋森語) 

　　“理性，激情，雄辯，治學仍不忘憂國。”在回復記者的短信中，財經傳媒集團總裁戴小京用12個字來概括這位80年代的老同事。 

　　一個經驗主義者的成長軌跡 

　　1978年早春，在北大荒農場的一只高音喇叭下，28歲的下鄉知青周其仁一邊聽著恢復高考的消息，一邊盤算著自己如何填寫志愿。因為年齡偏大，他不得不放棄了北大，在第一志愿上填了歷來招大齡學生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 

　　此時，他已在中俄邊界下鄉整整10年，其中在山中狩獵7年半。 

　　10年前，他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車，帶著相信偉大領袖提出的消滅“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與腦力勞動差別)的狂想，如愿來到黑龍江建設兵團農場。 

　　在這里，他學會了割草、鋤地、扛糧食等各種粗重的農活，不以為苦，反覺得“大有可為”。不過，這個上海來的中學生滿肚子“高見”，喜歡批評這個論斷那個。半年后，他沒能當上人人向往的拖拉機手，反被連隊領導發配到山上打獵。 

　　在完達山上，他跟著師傅每天巡查遍布深山老林里的幾十個“陷阱”，誘捕野鹿、圈養、然后割鹿茸。山上不用出操，也不用“天天讀”，且不受準軍事管理的束縛。很快，他喜歡上了這種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待就是七八年。閑暇時，就在窩棚里翻讀著父親從上海郵寄來的書刊，其中有郭大力和王亞南翻譯的《資本論》和《國富論》。 

　　在寂靜的大山里，他一邊從事著幾乎自給自足的狩獵和畜牧，一邊讀著從“驚人、龐大的商品堆積”后面被《資本論》作者發現的理論，以及亞當 斯密所說的“分工水平是理解經濟現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別的一個關鍵”——那是多么遠離眼前生活狀態的概念和圖景。 

　　源源不斷寄到山上的書包，也引起了農場工作人員的注意。有一天，周其仁接到通知，讓他下山到團部一趟。在團部辦公室，一個年輕人坐在乒乓桌上，開始考問他各種理論問題。后來他才得知，這是現役軍人領導的農場，為展開“批林批孔”、讀6本馬列原著招理論教員的面試。考官不是別人，正是后來在80年代的北京聞名天下的“四君子”之一、時任黑龍江建設兵團四師理論教官的朱嘉明。 

　　等他和朱嘉明再次相遇時，已是1978年的北京。 

　　當年的北京，百廢待興，社會的各個層面都熱氣騰騰。10年的農村生活經歷，讓他無法滿足于課堂上教授的那些經典。他和同學們傳閱各種書籍和有關國外現代化的報道。一次在西單墻，他不期而遇已考入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朱嘉明。 

　　交游廣泛的朱嘉明，把他帶入了一些跨高校的讀書和問題討論小組。在一次聚會上，中國社科院的研究人員帶來了一個來自現場調查的重磅消息：由于大旱造成饑荒的威脅，安徽當地的農民偷偷地把集體土地分到了戶，結果，當年糧食獲得了大豐收，農民吃飽了肚子。 

　　這讓在農村生活過的青年們異常興奮——在貧困好像與生俱來的中國農村，原來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徑！可是，這樣的事為什么還得不到上層和社會的認可，要偷偷地搞，這是為什么呢？ 

　　此時的北京城，關于“方向”和“產量”之爭尚不見分曉，甚至被視作改革開放“序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一個農業文件，仍明確表示“不準包產到戶”。 

　　因為投稿的機緣，周其仁結識了在《未定稿》雜志當編輯的王小強。兩人合寫了一篇論證包產到戶的文章，到處投稿無門。一位前輩權威得知此事，對北京農科院院長秘書趙曉冬叮囑說，“可不能理這兩個家伙”。 

　　不久，周其仁遇到了對他一生影響至深的人——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 

　　此時，這位“中共內部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剛平反復出，出任國家農委副主任一職。從人大經濟系老師白若冰那里，他聽說有一幫年輕人在討論的一些話題，很感興趣，說要“見識見識這幫小年輕”。于是，熱血青年們被稀里糊涂地帶進了杜潤生家。 

　　“我們當時不知道他是誰，更不知道他是多大的官，大家七嘴八舌地在那里爭著說，他在一旁聽。這個老頭有磁性般的吸引力，他特別會問問題。其實，我們的看法還很幼稚，他也不直接批你不懂，而是通過跟你討論，把你引向深入。” 

　　杜潤生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假期到安徽農村調查“包產到戶”的機會。1981年夏天，二十多人組成的調查小組拿著國家農委開的介紹信，坐著火車硬座到了1977年后包產到戶的發源地安徽滁縣。兵分三路，王小強、周其仁被分在綜合組，他們跑遍了定遠、鳳陽、嘉山等地農村，白天走訪當地的干部和農民，晚上整理訪問紀錄，也看到了衣不遮體、一家人窮到只有一條褲子穿的可怕貧困。 

　　那份研究報告后來被送到了中央高層。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說，這份報告“把包產到戶后的農村問題講得一清二楚”。后來，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中央的經濟決策必須以系統的調查研究為基礎，要求中央國家機構從有下鄉經歷又讀過大學的年輕人中抽選500人來做政策研究工作。 

　　1981年底，中央發布了關于農村改革的第一個一號文件，給予農民創造的包產到戶以合法地位。 

　　1982年，還沒畢業，周其仁隨著同學陳錫文、杜鷹一起，被提前“分配”到杜潤生門下。編制設在中國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辦公地點在西直門內半壁街，調查研究工作則由杜潤生領導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簡稱農研室)直接領導。 

　　1985年年初，發展組“分流”，部分成員去了剛籌辦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陳錫文、鄧英淘、羅小鵬、杜鷹、白南生、高小蒙、謝陽、周其仁等繼續專注于農村研究。次年，農村發展組變更為國務院農研中心直屬的發展研究(簡稱發展所)，由杜潤生直接領導，王岐山是第一任所長。 

　　一年中的大半時間，他們在全國各地的農村做實地調研，常常一次出發幾十天在外。每人都背上一袋子書下鄉。戴小京回憶，他們倆有一次到安徽鳳陽調研一個多月，白天走訪，晚上整理記錄，“農民家里晚上沒有電，就點個油燈跟農民聊天、喝酒。” 

　　每次從農村調查回來，頭一件事就是向杜潤生做匯報。“匯報之前，我們那群年輕人最當個事，整宿熬夜地準備材料，因為知道在杜老面前不容易過堂。”在不知不覺中，他們的認識層次上去了。 

　　“哪些是你真把事情搞清楚了，哪些只是你猜的、想象的，杜老很容易看出來。他就聽，問你問題，從來不會批評你，就有很強的感召力讓你再去把事情搞清楚。如果真搞得比較清楚了，他就會很高興。那時候得到杜老的一點肯定，我們會非常開心。” 。 

　　周其仁說，在杜潤生身邊的日子，我們年輕人總有的毛病“像打鐵淬火一樣把雜質磨掉了。” 

　　“年輕時候都是一樣的，慷慨激昂，拔出一把刀說我要怎么殺，怎么去改造世界。后來才知道你腦子里想的很多治國救世方案，其實是因為對實際情況還根本不了解。等你真了解以后，還有很強烈的愿望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那就不容易了。” 

　　在農口的10年，基本奠定了周其仁的學術風格和“氣味”——不折不扣的經驗主義研究路子，以及在各種現實得約束條件下尋找解決問題的路數。 

　　他說自己特別喜歡顧準在1972到1973年間寫的一本文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這反映了我們那一代人思想方式的轉變。” 

　　在灰暗絕望的個人境遇中，顧準這位少年時即投身革命運動的思想家仍對自身和國家進行反思，提出一個類似“娜拉出走”的問題——革命奪取政權以后怎么辦？他認為，最要緊的是“清醒地看到問題所在，知道我們已經解決了什么，哪些沒有解決，哪些是走過了頭，實事求是，而不是教條主義地對待客觀實際”。 

　　周其仁說，杜老后來和他們這些年輕人講：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義，你們有理想還得要跟經驗結合，跟你所處的時代、跟國家的實際情況結合。 

　　1990年，在風雨飄搖中，農研室被解散，兩百來號員工聽候發配。當時在英國訪問的周其仁折道去了美國，隨身只帶了一套西服。他先后在科羅拉多大學、芝加哥大學做訪問學者，1991年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攻讀經濟史的博士學位。 

　　在海外，牽動他的仍是中國問題。他對美國經濟學界盛行的“黑板經濟學”興趣寥寥。泡在大學圖書館的日子里，他讀科斯的交易費用學說，讀巴澤爾“關于主動資產”的分析，讀阿爾欽的產權理論，心目要解釋的現象，還是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以及制度變遷的路徑。 

　　發展組成員之一、清史學者王高凌曾撰文回憶，1993年他隨已退休的杜老去福建，老人在車上感慨：“要是這時候(宋)國青、(周)其仁、(高)小蒙都回來了，該有多好！” 

　　“這是他心里的幾員愛將。”王高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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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其仁(右一)在廣西調研 

　　發展所的學術協調人 

　　在80年代的改革史上，發展組及后來的發展所可謂赫赫有名。 

　　從1982年到1986年，在杜潤生的統帥下，后來先后任所長的王岐山和陳錫文，帶著一批年輕人一道參與了中央農村發展與改革政策的制定過程。 

　　有一年，中央“一號文件”通過程序后，杜潤生派王小強、周其仁去國務院印刷廠負責最后的校訂。他們知道責任重大，工作很仔細。等到文件付印時，周其仁才突然意識到，這份黨內文件印出后，自己是不可以過目的——文件只傳達到縣團級，而他連黨員都不是。 

　　在農研中心老同事趙樹凱、蔣中一、何道峰的記憶中，周其仁是發展所中的“領軍隊員”之一，“思想具有穿透力，邏輯性很強，對問題高度敏感，理論比較超前。”相比王岐山、陳錫文擅長組織、領導的干才，周其仁的角色更像是一位“學術協調人”。 

　　“其仁說話是很有煽動力的。”憶起當年開會討論的場景，如今是昆百大董事長的何道峰笑出聲來，“我后來和他開過玩笑，說他光做學術研究是可惜了，如果在別的地方，他或許可以成為一個鼓動家。” 

　　在這一幫老同事們看來，除了研究能力突出，好口才也助了周其仁一臂之力。 

　　當時在農研室聯絡室工作的蔣中一說，周其仁是最早提出了城鄉不平等問題的人之一。“大概是83、84年，當時農村包產到戶已經完成，大家在討論下一步改革該怎么走，內部討論得很熱烈，觀點很多。他們幾個人就提出為什么農民的身份和市民不同，認為戶籍制度把國民劃分為兩個不同的群體。” 

　　關于農村改革的“第二步”，研究小組提出的另一項更重大的議題是：改革已存在32年的糧食統購統銷體制。 

　　在被饑餓記憶纏繞著的共和國史上，糧食問題一直被視作危及國家安全的重大議題。蔣中一說，當時許多中央部委包括農業部、商業部、計委的一些司局長們都有抵觸，“情感上、政治上都有，非常堅定地認為糧食必須進行管制或半管制。但是，其仁他們問為什么非要政府管制？難道糧食這種東西沒有商品屬性么？” 

　　周其仁后來回憶，他們那個小組對這個問題下了很多功夫。最早提出全盤改革統購統銷制度的是宋國青，一起跟進的還包括羅小朋、高小蒙和向寧。為了驗證有關想法，糧食研究小組曾在江西、廣東等地做過系統的調查研究。在杜潤生的肯定下，還選了河北一個地方做試點。 

　　1984年9月，一幫中青年學者在莫干山召開了一次在中國改革思想史上具有標桿意義的會議。會上，除了著名的價格“雙軌制”外，白南生、周其仁所在的農村經濟小組討論了如何改革糧食購銷體制和改變農村產業結構的可行性辦法。 

　　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雙雙派出秘書上山聽會。會后，各小組派代表下山，向正在浙江考察的張勁夫匯報。周其仁代表農村經濟組參加了匯報。 

　　回京后的一天，周其仁接到突然通知，讓他到中南海西門跟中央領導出差。等被中央警衛局的車子送上專列，他才知道中央領導是當時的國務院總理。一開車，總理就召集開會，談著談著，他讓“農口”來的小周談談“你們那個改糧食體制的想法”。 

　　是年年底，國務院總理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講話，宣布實行糧食合同訂購政策，正式開啟了改革糧食統購統銷的第一波沖擊。 

　　1985年，統購統銷改革的第一年就出現了糧食減產的現象，產銷區兩頭“擺不平”。加之貨幣超發引起的通貨膨脹，糧價較大幅度上漲，市面上出現恐慌搶購，甚至發生了激烈的干群沖突。中央內部和社會各方詰難四起，令杜潤生和方案小組都受到了壓力。 

　　最終，中國的糧食市場化走了“很漫長、很艱難”的二十多年，終于終結了統購統銷體制。 

　　“能說的，不如會聽的。”離開“農村改革的參謀總部”后，周其仁如此理解“建言”，“聽的人最難，他要在各種約束條件下做選擇，職位越高，受到的約束越多。而且，對這些約束條件，建言者往往并不知道。聽者會聽，才下得了決心決策。” 

　　“當年，我們有幸接觸的到那些很會聽的領導人。” 

　　回顧過往，戴小京說：現在當作一般常識來看的東西，在二三十年前是看不明白的，當時有各種各樣的觀點，一路都有爭議，“也許其仁那時候就預測到了。” 

　　他和周其仁在1986年合作執筆完成的研究報告《農民、市場和制度創新》，記錄他們那時對農村產權改革的認識：農戶的土地經營權需要有相應的“法律表現”，否者“倒退也就難以制止”，一旦重建這種權利，整個國民經濟體制將需要全盤變革。 

　　歸國10年后，周其仁從2007年起又一頭扎進老本行——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實地調查研究，試圖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找到一條變革現行土地制度的可行路徑。 

　　有人說，“幾乎每一幢新大樓下都埋著故事。”在中國近十年轟轟烈烈的城市化過程中，由于國家征地、拆遷而使地方政府和農民、市民之間的沖突、暴力事件頻頻發生，已成為當下中國最尖銳的社會矛盾之一。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出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議，其中，對農村土地體制改革有了突破性的表述，對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宅基地的流轉、入市開了一道有條件的“口子”。 

　　我問周其仁：如何看待當年的“戰友”、如今身為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陳錫文此后頻頻在公開場合發表的堅守“四個不能”等“后退性”言論？ 

　　“幸虧有個陳錫文！”他很干脆地回答。聽者一臉愕然，他又補充：“我是在邏輯上有點不同意見，其中也包括錫文的。但是，從推進改革來說，幸虧有個陳錫文。” 

　　“中國的改革怎么可能喊個口號就一路春風呢？都是一波三折的。改革的需要從來先在某些局部出現，與全局的普遍狀況有不小的距離。局部先行的改革還不能與‘大部隊’脫得太遠，更不能對立。錫文現在是負責中央農村政策的大官，他當然要著眼于全局。中央就要站得比較‘中央’，不能沖到最前面。老話說守正出奇。中央守正，一些地方才能出奇。出奇能致勝當然好，逐步推進就是了。萬一受挫，也無礙大局。因此，千萬別以為‘保守言論’一定有害于改革。很多時候，‘保守’恰恰有助于改革，因為這樣才能讓改革不翻車，它拉著你、扯著你，提醒局部先行的改革舉措顧及各種復雜的力量和訴求，要求改革的操作非常仔細。當年農村改革都這么來著。一路狂沖下的‘改革’，容易翻車。最后，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在改革的頭上，讓改革背黑鍋，欲速則不達。” 

　　周其仁說他很欣賞這么一句話：“天下的江河很少有直直的，都是拐來拐去的。為什么？水要跟大地妥協。當然最后水還是往東流了。那是擋不住的。” 

　　縫出一幅“真實世界”的圖景 

　　一年中很多時間，周其仁喜歡跑在各地做實地調研，農村，企業，城市。凡是真實的現象，他似乎都有興趣。 

　　2004年，他一腳踏進江蘇常州人民看守所。隔著鐵窗，和鐵本案的“主角”、民營企業家、剛剛入獄的戴國芳進行長達4個小時的交談。 

　　這是他的調研“軍規”之一：“風口浪尖時，不能躲，要盡可能到現場去，這是獲得真實知識絕好的機會。” 

　　一說起和周其仁調研的經歷，自稱外行的北大學者薛兆豐會頻頻使用一個詞——“厲害”。 

　　一下飛機，沖在隊伍第一個的一定是他。他已經和接飛機的人聊上了，開始問問題了。途中，車在不同的地點之間奔波，二十多人的中巴上，大家都一個接著一個累得睡著了。耳朵里只聽他的聲音，他還在不斷地聊，問問題，最后被他問的人也累得睡著了，他還在那里東張西望，看田野，在思考什么。 

　　沒有人能趕得上他，他的精力太旺盛了。原因之一是問題本身會激發他無窮的精力，他只會關注激起他興趣的，然后就拋開一切，抓住問題的本質。 

　　2009年，我曾和其仁一起到內蒙古做一個和食品安全相關的課題調研。白天，我們跑到養牛農戶那里做調查，當時室外是零下二十多度，養牛棚里也有零下十多度。我們都想的是問幾個問題就趕緊回車里。結果，他拉住農戶，在養牛棚里不停地和他聊，不停地問。 

　　這里也有他的語言天賦，他好像什么方言都聽得懂。還有鋼鐵一樣的腸胃，什么都能吃得津津有味。白天的調研結束后，晚上回到住處。他先召集同學們坐下來開會。等會結束，差不多已經快晚上11點了。他還有一個客人來訪，等到來訪已是凌晨1點，他們還在那里聊。我們都累了，同學們也累了，只有他一個人還是兩眼放光。 

　　他每天見很多人，名字，官職，來自的組織和部門，很多信息的碎片。你會很驚訝地發現：他在任何時候都能把這些碎片縫起來，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這個調研能力不是一兩天能夠做得到的。 

　　在北大國發院，愿意跟著周其仁出差做調研的老師和學生可以排上一個長隊。薛兆豐形容：“只要他愿意帶，一招手，學生們都會樂意放下手頭所有的事，跟著他跑，去給他當助手。” 

　　國發院一些學生畢業后留學國外，就讀于斯坦福大學、芝加哥大學這樣的名校。每年12月，北美那邊一放圣誕假，第二天他們就出現在成都附近的縣城里跟著周其仁做調研，一直待到假期結束前一兩天才請假離開。 

　　“我跟他們說：你們都已經在走不同的路(美國主流經濟學的路)了，在美國用數學公式寫論文，有導師，還跑回來跟周老師做農村調研干什么呢？他們說：因為這樣跑跑很有啟發。” 

　　關于如何做社會調查，周其仁可以給新聞記者和社會學專業的學生們上幾天幾夜的精彩課程，關于他的調查法則，他遭遇的故事和人…… 

　　我是不會喝酒的。但喝酒這個問題，我已過關了。最早時候在安徽做調查，農口喝酒的風氣很重。因為一到基層，你不跟他喝酒，他就不好好跟你聊天。我是真不會喝酒，同時我也不喜歡，耽誤時間。他們中午喝酒，喝了后下午就沒法好好跟你談了；而且那個氛圍，你要不喝酒，你很難跟他們混在一起，這曾是我的很大問題。 

　　后來，我找到一個法子。當時我們所里有一個計算機，上頭連著一臺小打印機。我就打了一個圖，放在衣服口袋里。一到喝酒的時候，我掏出來，說你看，這是我的心電圖。在場的人一看這個，算了。等時間長了，大家就會知道這個人是真不會喝酒。 

　　你如果有問題意識，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開門鑰匙。你跟他討論，利用那套發問的辦法。很多人覺得他雖然在這地方待著，有些事情他也不了解，你把他問倒了，他就很有興趣給你聊下去。 

　　我后來發現，你探察世界的這種好奇心本身也會感動一些人的。其實，人多多少少都對這個世界到底怎么樣有一點好奇心，也有興趣想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你就發現，所謂的調查研究實際上就是一個探索過程，大家一起來“縫”，東補一塊，西補一塊，我們一起把這個圖像給縫全了。 

　　很多人說，你怎么那么會跟人聊，怎么到哪都能問出問題來，人為什么愿意回答你的問題。我自己心知肚明，不是我們有什么特異功能，就像駕駛員一樣，你是飛過一萬小時的人就多少不一樣，你再聰明，再偉大，再天才，續航時間不夠就差點勁。 

　　這首先是一個態度，你如果真想弄清楚事情，沒有什么搞不清楚的。當時在杜潤生那里，我們小組里就這么一句話：不是什么能力和智商高低的問題，你就是續航時間不夠長。在農口當年，我們每年多少趟出差得出去跑，這個沒什么竅門的。 

　　一旦你對中國社會真正深入進去以后，它的方方面面都會展現在你面前。如果你像一個挺純真的青年，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一看和紙面上不一致就一驚一乍。人家不敢給你講了。真實的社會就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如果一個事情不是個別的，就是系統里頭有問題。 

　　總的說來，我對哪類事情比較有興趣呢？就對“事與愿違”的事情比較感興趣。你說搞人民公社的出發點不好么？毛主席當年就是想把農民窮成這樣？我不那樣認為，他領導這個國家，怎么會要那樣的結果？問題是經濟規律。 

　　等你把這個道理揭示出來以后，實際上所有的當事人在某種程度獲得一種解脫、解放。這就是體制改革，否則就變成對人的改造。人是很難被改造，所以我們說“文革”是個狂妄的年代，以為可以改造人。等游戲規則改變以后，人的行為就不同。 

　　經濟學家汪丁丁曾和本刊記者講起一樁往事。2000年左右，有關方面組織了幾位如今都頗具知名度的經濟學家去橫店做調研。汪丁丁是調查報告的審閱人之一，那時他還不認識周其仁，閱讀中，他被一份深入透徹的報告所吸引，大呼精彩。后來得知：有幾位學者轉了一天就回北京了，只有周其仁在那里蹲點了足足10天，訪問所有重要當事人，還泡在檔案室里一份份讀院士記錄。 

　　提到這些年國家機關盛行的調研風氣，周其仁忍不住批評了起來，“離當年農研室差個十萬八千里”，“哪是在調研，他們是巡視，對事情到底是怎么樣沒興趣，感興趣是到底摸準上面的心思沒有，看能不能迎合。” 

　　他也小心翼翼地維護著自己的調研“口碑”，恪守保密原則，遠離聚光燈。網上流傳他的照片，大多是他在各種研討會現場的抓拍照。他喜歡人家不認得他，交談起來才自然。 

　　走另一條制度經濟學研究路徑的汪丁丁一直鼓勵北大學生去跟周其仁學習做社會調研，希望看到有誰能模仿到他。“遺憾的是，目前沒有一個學成的。” 

　　汪丁丁對周其仁在社會調查方面的成就評價很高。他甚至認為，周其仁已超越了享有世界級聲譽的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因為費老的‘鄉土社會’基本是穩定不變的，而其仁后半輩子調查的是急速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轉型期，多么困難！” 

　　大約2003年前后，兩人在西湖邊有一次對話。“我讓他注意身體。他回答我說：丁丁，大多數省份和企業是我以前就拜訪過，可能拜訪過多次。但是變化太快了，幾年不去就要再拜訪一次才跟得上變化。” 

　　汪丁丁視周其仁為兄長。除私誼外，他說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從其仁的感受中感受了中國社會的重要問題”。 

　　“其仁的感受，總是比任何人都更貼近中國社會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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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6月24日，周其仁(左)與林毅夫(右)在國發院畢業典禮 

　　“微妙”的邏輯與藝術 

　　在和廟堂咫尺之遙的中國經濟學術圈里，周其仁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存在”。 

　　譬如，他是一個較少挨公眾罵的市場派經濟學家；譬如，他多年來一以貫之地反對政府干預市場，卻依然是被中央到地方很多政府部門所倚重的學者，陸續擔任過央行[微博]貨幣委員會委員、證監會[微博]發申委委員等“顯赫”要職；譬如，他和權力一直保持著不遠不近的距離，盡管人們都認為他和新一代的“他們”之間有某種歷史淵源 。 

　　人們習慣拿他和動則犯“眾怒”的自由派學者張維迎、茅于軾[微博]、許小年[微博]等相比。他和這幾位都是好朋友，只是講起話來有所不同。而與一些曾為政府政策“背書”的“高參”學者相比，他又以自己的獨立而贏得了認可。 

　　財經作家蘇小和曾用《圣經》“靈巧像蛇，馴良如鴿子”來形容他的分寸感。比喻出自《馬太福音》，耶穌在打發門徒外出傳道、治病趕鬼前，勉勵他們要像鴿子一樣良善溫柔，又要像蛇一樣講究策略。 

　　聽過周其仁講座的人，多少領略到其話鋒的犀利。他也承認，自己的文字表達與口頭表達差別很大，“經常自己的一篇講話稿也會改上一整天，可能這也是個壞毛病。” 

　　在他不溫不火的文字中，你也清楚地明白，那些“商榷”針對的是哪一類觀點、哪一些人。 

　　周其仁說，自己只追求“把話說準”。 

　　“什么叫分寸感好？”他略有幾分抵觸，“所謂分寸感好，一個是說你政治上的謹慎，一個是把話說準確。現在很多人認為不把意見講過頭，就不會引起注意，我認為這有點偏頗的。問題是你說話到底準不準？” 

　　和周其仁共事4年的學者薛兆豐用“subtle”(義為“微妙”)來形容他的語言風格。“為什么各方面都會買他的賬呢。一是因為他的觀點都是以事實和經驗為依據的，這是最強大的。第二個，就是他的微妙。” 

　　“他不是好好先生，他不中庸，他只是subtle(微妙)。”薛兆豐笑著分析，“他知道自己的方向，但他要‘說得通’。而且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國家，這么多方的力量在博弈，這些你都不能忽略，你怎么去說服他們，所以，他會表達得很微妙。” 

　　這樣的微妙，自然不會讓媒體覺得“過癮”，因為“不夠刺激、不夠非黑即白”。 

　　如果把這種“微妙”，僅僅理解為一種語言層面的修辭，那可能是對周其仁的一種誤讀。 

　　一位要求隱去姓名的自由派學者告訴記者，周的特點是不說“正確而無用的話”。“就是沒有現實操作性的。大家都知道正確的方向該是什么，問題是怎么去做到？” 

　　“譬如談土地私有制問題。幾十年過去了，公有制或者集體所有制已經這么久了，把已經公有化的土地再長期承包給個人或家庭。這中間的過程太復雜了，涉及到千絲萬縷、盤根錯節的關系。” 

　　“很多學者，包括我，都沒有這個耐心，什么增減掛鉤等等，光這些名詞已多得讓人頭暈，算了，我就登高一呼：就是要搞私有化或者私有制。反正，方向是對的。”這位學者說：“只有周其仁有這個耐心，具體地去看怎么解決問題，一步一步地去做。” 

　　2010年，周其仁帶領的國發院綜合課題組總結成都城鄉統籌改革經驗，出版了《還權賦能》研究報告，隨后引發了他和湖北“三農”問題學者賀雪峰關于土地私有的持續論爭。爭論中，賀批他以給農民“確權”(確定土地的承包經營權、房屋產權)的含蓄說法，實質是主張“土地私有化”，是“假不懂”的深謀遠慮。 

　　“我哪里會有話不全說出來？”周其仁辯解說，“我當然知道清晰到家庭的土地產權的含義，但我從來不認為可以經由‘私有化’來實現清晰的土地產權。” 

　　19年前，周其仁就撰寫了論文《農村改革：國家與土地所有權關系的變化》，對自1950年以來中國的地權變化進行了研究。 

　　1950年出臺的《土地改革法》明確保護土地私有。1953年的“土改”，把土地分給農民家庭。時隔3年，集體化運動以及后來的《人民公社60條》，把已歸農民私有的土地甚至連宅基地都一并收歸集體所有。 

　　為了搞清楚當年這“一放一收”是如何完成的，他曾查找到歷史檔案。當時，集體化工作隊動員的時候說：這個地是毛主席領導我們分的，現在毛主席又要求集體化，你不擁護，就把你的土地收回。 

　　“所以，他的觀點是：產權制度，是一個社會絕大多數人共同維護的一種權利。如果缺乏植根于人們心目中的自由，沒有長期的演練成為普遍的行為習慣，僅僅通過一場政治運動來賦予的‘產權’，它注定是非常不穩固的。”薛兆豐分析說。 

　　如今致力于農村扶貧公益事業的何道峰說，農村目前的貧困化和現有的土地制度有很大關系，尤其是近十年。“我同意周其仁主張的土地確權和私有制。但再往下走，建立一個怎么樣的制度，我們倆的意見也不盡相同。”他認為，只有通過立法才能根本解決土地問題，當然，這會涉及一整套有關城市規劃、行政、稅收的法律制度。 

　　相比較，周其仁的觀點似乎要更保守一些。“不要那么急急忙忙發一個文件或者做一套新的產權制度。因為‘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今天來一個開明婆婆，往這個方向改；明天再來一個保守婆婆，往那個方向改。”這樣變來變去，人們的預期更不穩定，行為也將更變異。 

　　“讓一套產權制度在社會當中慢慢地磨，通過多方面力量的博弈，慢慢地成型，成為習俗，變成所有人的習慣，然后用好的法律把已成事實加固下來，而不是重新去打造一個新世界。” 

　　什么是他主張的“漸進”路線呢？ 

　　三十多年前的“包產到戶”，是把耕作權給農民；接著，是把經營權、賣糧食的權利還給農民；然后再是土地承包的轉讓權。最后，一套日漸完整的土地權利就還權賦能了。“眼下這一環節是解決集體建設用地的權利問題。慢慢來，不要著急。” 

　　采訪中，汪丁丁說自己更愿意用“判斷力”來定義這種“分寸感”，“就是康德反復強調的判斷力。” 

　　“其仁對中國政治有極好的判斷力。在康德-阿倫特的政治哲學傳統里，可稱為實踐智慧。既不是單純的實踐能力，也不是單純的思辨能力，而是兩者的適度結合。其仁在人民大學讀書期間已表現出這方面的特質。” 

　　在汪丁丁眼中，周其仁是他認為具有出色“實踐智慧”的兩位友人之一——另一位則是新聞界的胡舒立女士。 

　　獵人的槍聲 

　　不溫不火的周其仁也有擦槍走火的時候——那是10年前引發巨大輿論風暴的“顧郎之爭”。 

　　當時，媒體以“國內主流經濟學家集體失語”之說法極力渲染、推動這場風波。 

　　在《經濟觀察報》上，一向以“不愛趕熱鬧”婉拒媒體的周其仁以《我為什么要回應郎咸平[微博]》為題，用自己從1996年起對三十多家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調查為經驗依據，對郎質疑幾家上市公司國有資產流失的研究方法、數據、邏輯等等漏洞進行了全面的批駁。言辭之尖銳犀利，令許多熟悉他的風格的人大感意外。 

　　“太精彩！其仁那篇是那場論戰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韋森說：“大概是他這輩子火氣最大的一篇。” 

　　一位接近主流經濟學圈的人士告訴記者：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學者們噤若寒蟬，因為“誰敢批郎咸平一句，不管你說什么，都會被網上的憤青們罵臭、罵死。張維迎素來是這樣的脾氣，周其仁火氣這么大，倒有點意料之中的意外。” 

　　周其仁后來幾次反省，說自己那回寫得太沖了，“沒控制好”，“情商有問題。” 

　　一位熟悉他的北大學生說，看似溫和的周老師“骨子里是一個很孤高的人”，對自己認定的理念相當堅持，其實從來不怕得罪人。 

　　據一位親歷者回憶：90年代一次級別頗高的場合，周其仁提出的觀點惹得當時一位領導不悅，傳出來的譏諷說：你們無非就是杜潤生的徒子徒孫罷了。周其仁知道了當即回應——“怎么著？我不相信這輩子還有比‘杜潤生的徒子徒孫’更讓自己感覺高傲的稱號。” 

　　此事在農研室的老同事圈中迅速傳開，令一干親歷過政治動蕩和世態炎涼的當事人頗引以為傲。一位農研室的舊人告訴記者，“雖然現在不常和其仁見面，但知道彼此是可以信任、價值觀是相同的。” 

　　2005年，一位晚年居住在富強胡同6號的前國家領導人去世。周其仁聞訊后當即趕往杜潤生家，正好老人家要趕去吊唁，臨行叮囑他得寫點東西紀念首長。在前領導人去世一周年，周其仁以當年直接的接觸為據，撰寫了一篇真摯感人的回憶文章。此文后在網上廣為轉載，令許多人為之動容。 

　　“公道自在人心。我當時就是一個平頭百姓，剛離開大學校門不久，連黨員都不是，是改革的浪潮讓我有這個機緣。所以，我應該作為一個歷史見證人，把當時的東西寫下來。沒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回去打獵。” 

　　光陰苒冉。90年代后，當年的小伙伴們或步入政界或下海經商，其中有不少如今活躍在舞臺的中央。僅周其仁所在的研究小組，就走出了多位如今在政壇上炙手可熱的高官，其中有發改委副主任杜鷹、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以及中紀委書記王岐山。 

　　“我從來沒發現其仁有任何拉幫結伙的跡象，他也從不加盟他們中的任何派系。”汪丁丁說，“朋友們議論過其仁不像上海人。這是褒意的評價。據我觀察，其仁在待人接物上始終是清清爽爽(滬語，意為干干凈凈) 的。” 

　　在兩種力量之間 

　　2008年7月，98歲高齡的新制度經濟學家科斯在芝加哥大學發起并主持了“中國改革30年討論會”。會前，他讓助手寫信邀請周其仁寫一篇關于鄧小平的論文，緣由是——“你可能是提供這樣一篇論文最合適的人選”。 

　　在這篇后來影響廣泛的《鄧小平做對了什么？》中，周其仁提到產權理論在中國情景中的應用——“廣義的交易費用決定著制度的存在及其變遷。” 

　　盡管科斯的理論在1959年說，清楚界定的權利才是市場交易的關鍵前提。周其仁說：“中國的經驗表明，農民和基層自發的產權界定，加上地方和中央給予的合法化承認，共同成就了產權的重新界定。” 

　　“這個經驗非常有意義，我甚至認為對整個人類都有意義，因為將來再走錯也不怕，中國的改革已經預備下一貼可用的解藥。” 

　　歷史的機遇，讓周其仁這樣一度在社會底層的知識分子們有幸參與了中國三十多年改革的決策。那么，如何看待80年代那場改革的緣起和發展呢？ 

　　周其仁說，回頭再看那被評價為歷史地位很高的5個“一號文件”，實際上是用來教育干部的。“你說包產到戶是農研室發明的？是杜潤生發明的？是人民被逼得餓得不行了，活人不能活活就這么餓死，總得找個辦法吧。” 

　　“凡遇到困難、有需要解決的大問題，總有人想辦法突破。講到底，每個普通人、普通家庭、企業、基層和地方，總有改善生活、發展經濟的愿望，因此總有人出頭來面對困難、抓新的機會。這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動力。” 

　　這是周其仁所理解的“頂層設計”——國家機器對底層的、地方的自發改進、改革的做法給予合法承認、保護、完善、提升，使之成為政策、成為國家制度。僅此而已。 

　　這也是他最為推崇的新制度經濟學家科斯對“中國經驗”的理解。科斯和王寧合著的《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中，提到所謂的“雙軌結構”和“邊緣革命”。 

　　所謂“雙軌結構”，是說中國經濟的成功離不開自下而上的“邊緣革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個體戶、鄉鎮企業和經濟特區這些確定“產權”的活動，其實苗頭都出現在1978年之前，而且各地都已經偷偷摸著石頭過河了。但是，如果忽視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也是無法切實理解中國改革的真實過程。 

　　在為“中國往何處去”憂思一片的中國思想界里，這也多少解釋了周其仁對未來的樂觀——一旦現有的游戲規則“擺不平”，底下自然會冒出來各種求生、求變、求發展的辦法和創新。 

　　“我們能做什么事？生活天天在冒東西，無非做點甄別——哪些冒出來的東西有可能性，再給它加點減點什么，它可能就起來了。在調查研究當中，做選擇、梳理，使得雜亂無章的現象變得比較有條理，讓信息傳輸的成本降低。” 

　　對知識分子們設計改革藍圖的熱情，他至始至終抱有懷疑。“我們寫文章、做調查、做呼吁、進行學術辯論有用。但是，你要搞清楚一點：我們只是起輔助的功能，敲敲邊鼓的。” 

　　在芝加哥開完“中國改革30年討論會”的第二天，周其仁坐著國際航班趕回了國內。在成都，一場以“確權”為基礎的城鄉統籌土地改革試驗正在進行中。 

　　2007年，重慶、成都兩市宣布成為國家城鄉綜合改革試驗區。一次在成都開會的機會，使得周其仁對那底下發生的事產生興趣。他寫了一封建議信，提出試辦土地交易所的構想，得到了時任重慶市委書記汪洋的重視。 

　　2008年10月，全國第一家農村產權土地交易所在成都掛牌。 

　　在過去5年中，他帶領國發院的課題研究組，對成都進行的統籌城鄉改革進行蹲點調查，跑遍轄下各區市縣，與官員、農村基層干部、農民、商人等進行了幾百次的座談，同時參照了重慶、長沙、嘉興、深圳、北京京郊等8個點的調查研究。 

　　成都郫縣的“占補平衡”做法，柳街設立解決土地確權糾紛的“長老會”，民間商人自辦蛟龍工業港的創新和經營，三道堰的小城鎮建設以及災后重建的制度創新，錦江實施的集體土地的招、拍、掛……各路人物在底下進行的土地流轉的“大開練”，讓周其仁興奮不已。他從中看到了一條可能的土地制度改革突破路徑。 

　　親身見證過80年代初“包產到戶”的星火燎原之勢，讓他堅信一條規律：“中國的事情很厲害，如果這個事是符合方向的、是底下有根基的，你上層只要開個口子，從NO說成一個有條件的YES，底下就不斷地拱出來，欲罷不能。這個力量遠遠超出學者的力量。” 

　　“就像兩種化學元素相遇，我們的力量加上這個力量，會發生劇烈的化學反應。” (完) 

　　(參考文獻：馬國川，《一部未完成的產權改革史》；周其仁，《鄧小平做對了什么？》《改革的邏輯》《城鄉中國》《中國做對了什么》 ；柳紅，《80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和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