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與穩定再尋平衡 投資沖動依舊

　　張斌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3年最后一張經濟成績單：GDP同比增7.7%。

　　這個數字為14年來最低，但經濟增長質量已經出現變化。在GDP構成中，服務業占比首度超過制造業，同時能源消耗下降，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升級取得一定效果。

　　不過，這與去年中期中國實行了力度有限的經濟刺激政策有一定的關系。從經濟結構分析，過去一年的經濟增長還是依靠投資推動取得的。

　　當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向世界詳解這個數字的時候，中國的地方政府也在提交著自己2014年的目標成績單。

　　梳理已舉行“兩會”的28個省區市的《政府工作報告》，綜合來看，2014年全國GDP的目標增速將可能是7.5%。

　　都說2014年是新改革元年，有喜有憂：喜的是，結構調整見到效果，調控思路有所變化；憂的是，結構調整路途漫長，政府時不時的還得依靠老手段來穩增長。“結合2013年的GDP結構和2014年的發展趨勢，投資或仍是經濟增長主動力。”中國人民大學信托與基金研究所研究員劉杉說：“GDP若要穩定在7.5%，沒有投資拉動，很難實現。”

　　這一點從地方政府的工作報告中也可看出端倪，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還可能在2014年得到強化。特別是，改革和債務問題糾纏在一起，異常困難。在改革和經濟穩定中找平衡，是今年各級政府的技術活。

　　地方政府的“硬任務”

　　梳理已公布的28份《政府工作報告》會發現，21個省份下調了2014年GDP增速預期，占到總數的四分之三；上海、浙江、新疆、江西、湖北、遼寧5個省份基本未變，僅變換了“左右”“以上”等字眼；山東和廣東兩個省份上調了GDP增速預期，但幅度較小。

　　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兩個。

　　2013年的目標完成情況并不理想，有14個省份GDP的實際增速并未達到當年預期目標，不得不下調速度。這是其一。

　　第二，新一屆中央政府強調“不為GDP”，強調“發展質量”，“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速評定政績的偏向”這點地方都認識到的確是動真格了，地方需要乘機變革，使增速符合高層劃出的“經濟運行合理區間”。在這種大的基調下，原來的高GDP模式的確難以為繼，下調也是給自己解壓。

　　不過，一些地方官員認為，“不以GDP論英雄”，于地方政府和干部而言是大大減負，給了地方更大的施展空間，但這并不等于地方的發展可以慢半拍。

　　全國今年的GDP增速目標將可能定調為“7.5%”。按慣例，每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會確定第二年的目標經濟增速，這一目標會在第二年全國“兩會”開幕時由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公布。

　　陜西省長婁勤儉在解釋2014年增長目標定位11%時明確說，陜西的預期增長目標按高出全國3.5個百分點安排，這釋放出2014年全國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為7.5%的明確信息。

　　業內人士認為，在后GDP時代，保障7%—7.5%的“下限”仍然是硬任務，只是發展強調的不是單一的GDP增長，而是全面、均衡、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要求會更高。

　　這個“硬任務”可以在各省的GDP增速目標中找到端倪。

　　在已公布《政府工作報告》的28各個省份中，其中13個省份的下調幅度在1%以內，算上7個持平或調高的省份，大多數省份“保增長”意味仍然明顯，各地的增速競賽不會停止，只是根據宏觀經濟形勢和中央的政策風向進行了微調。

　　四川、貴州、陜西、寧夏、青海、黑龍江、內蒙古和吉林，這8個省份明顯調低了目標增速，它們全部屬于國家統計局口徑下的“中西部省份”；另外，2013年它們都提出了超過11%的高增長目標，但是無一完成。

　　黑龍江、內蒙古和吉林三省區2014年的目標增速下調最為明顯。這三個省2013年的實際增速比預期目標分別低了3、3和3.7個百分點。由于2013年提出的目標過高，因而地方政府不得不作出明顯的調整。

　　投資仍然是主力

　　目前，經濟增長的壓力尚存。

　　2014年1月匯豐制造業PMI初值49.6，較去年12月的50.5大幅下降，不僅跌破50枯榮線，也創下6個月以來新低。自2013年10月以來，匯豐中國制造業PMI終值一直處于下降態勢。

　　所以，確保這個“硬任務”得以實現的手段地方政府依然瞄準投資和出口。

　　可以看到，部分地方在下調GDP增長目標時，并沒有下調投資和出口的主要指標，表明投資和出口將成為“保增長”的重要動力。

　　固定資產投資是衡量一地投資水平的重要指標。目前，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有據可查的19個省中，有5個省下調了經濟增長目標，但并沒有下調固定資產投資的目標。

　　出口的情況則較為復雜，對外部環境的依賴性較大，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空間較小。在提出了具體的進出口(出口)總額增長目標的12個省份中，除前文提到的廣東省大幅下調相關目標以外，多數省份都只進行了微調，還有5個省份，提出了和上年持平甚至更高的外貿增速。

　　這5個省都調低了2014年的預期經濟增速，但并未調低進出口貿易額的預期值。福建和甘肅的外貿增長目標還比2013年提高了2個百分點。一邊調低經濟增長預期，一邊保持外貿的高增長目標，或許表明一些地方對于2014年內需的擔憂。

　　一個值得注意的信號是，外貿大省廣東省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的出口，相關預期目標較上年大幅調低。廣東《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進出口總額較上年增長1%，這一目標遠低于2013年的5%。有意思的是，廣東2013年進出口總額超額完成預期任務，增長10.9%，在這一情況下大幅下調2014年進出口增長預期，或表明廣東對2014年國際經濟形勢的判斷較為嚴峻。

　　這一點恰恰與中國商務部的判斷基本相符。

　　1月16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例行發布會上表示：“2014年的外貿預期增長很難準確判斷，一般認為不可能高于去年的水平。”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霍建國說：“2014年消費很難大幅提升，這與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保滯后有關，不能實現立竿見影的改變；而出口則會受到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影響，另外美聯儲縮減QE也會使得新興市場匯率貶值，這既與中國構成競爭，也抑制中國對這些國家出口。”

　　據報道，目前已有18個省下調了城鄉收入增長目標，占已統計省份的七成。這些省份制定的居民收入增速都低于GDP增速，這也預示收入分配改革不會走得太快。“所以，結合去年的GDP結構和今年的發展趨勢，投資仍是經濟增長主動力。”他說，“沒有投資，經濟穩定不住7.5%，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又成為重要力量。”

　　“過去一年的經濟增長還是依靠投資推動取得的。”劉杉說，事實上，在去年中期，中國實行了力度有限的經濟刺激政策，才得以避免經濟出現“硬著陸”，其中8月固定資產投資出現拐點，增速上升，但在9月后，固定資產增速再度下降，這說明此番經濟刺激是短暫的，并沒有延續過去的老路子，這在GDP季度統計中也可以反映出來。

　　一系列的數據表明，中國經濟目前并未企穩。2013年三季度環比增長2.2%后，四季度GDP環比增速再次下降到1.8%，同時，四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也在下降；另一個反映經濟趨勢的先行指標，工業價格指數PPI，也在四季度連續出現環比持平，改變了三季度價格上升局面；1月份匯豐制造業PMI初值49.6，跌破50枯榮線，也是一個佐證。

　　這些指標預示經濟出現短期見頂信號，2014年經濟增速可能會進一步下降。

　　這種背景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還可能在2014年得到強化，基礎設施和重大項目建設對經濟增長的維系可能進一步增強，進而影響到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任務的完成。在各地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可以看到這個沖動。

　　天津和云南兩地，在下調目標經濟增速的同時，甚至調高了固定資產投資的目標增速。一邊要降低速度，一邊要增加投資，看似矛盾，實則表現出當地政府以投資保增長的意圖。

　　劉杉分析：今年可能會出現的問題是，一方面一些省份夸海口要用行政手段壓產能，另一方面，他們還要靠投資拉動GDP。當然，拆廠房也會計入增長。

　　經濟結構調整會抑制傳統投資，但地方政府為防止工程爛尾，會繼續追加投資，國家發改委已經同意地方融資平臺公司“借新還舊”。

　　7.5的“空間”夠不夠？

　　目前經濟學家普遍預測的增長目標為7.5%的理由有兩個：一，增長很重要，2013年達到7.5%的目標已經超額完成，再考慮到經濟復蘇，2014年增長率應該會為7.5%。二，增長率與就業相關。有官方研究機構認為，低于7.2%，會影響就業，因而增長率一定要高。

　　這兩個理由在另一部分經濟學家眼里并不充分。

　　劉杉認為，考慮到十八大制定的國內生產總值翻番的目標，在前幾年已經有較高基數前提下，只要7%，即可超額完成任務。因此GDP目標可以定在“7%—7.5%”之間。既然要推動全面改革，就一定會影響到經濟增長，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在目前的條件下，改革比增長重要。

　　考慮到外貿增長快速，美國經濟復蘇明顯，因而出口或能有不錯貢獻率。因此，適度調低增長率，就可減少對投資的依賴，促進轉型。

　　按以往慣例，宏觀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是維持充分就業，較快的經濟增速往往被看作是保就業的必要條件。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在近期的一份報告中反駁了這一觀點，他認為，在中國“增長保就業的邏輯在改變”。

　　他指出，從總量供求看，勞動力供給的增量近幾年大幅下降，已經顯著小于非農就業代表的需求的增量，和10　年前甚至5年前比，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

　　適齡勞動人口增量的下降和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使得失業率下降，但是自然失業率在上升(即，由于勞動力市場摩擦以及供求結構不匹配所導致的失業)。這種結構性矛盾體現在：青年勞動力受教育水平快速提高，和舊的經濟結構的技能要求不匹配；獨生子女家庭以及人均收入的上升使得青年人愿意且能夠花更多時間尋找滿意的工作，由此大學生就業困難部分反映自愿失業增加；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加劇，農民工在城鎮永久居住和就業的難度加大。

　　彭文生說：“自然失業率上升對應的是潛在增長率下降，降低自然失業率、提高潛在增長率需要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結構調整來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就促進就業而言，總量刺激政策的作用下降。”他說，“固定投資增長快速，但并沒有帶來想象的就業機會。”

　　債務引發的投資沖動

　　經濟下行壓力大，地方政府不敢給企業增加成本。同時，地方債也到償還高峰期，政府不能少了收入。

　　地方債務是地方政府2014年存在投資沖動的另一大因素，中國政府在推動政府改革的同時一定要顧及地方債務問題。

　　控制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已經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列為2014　年的重要任務，除了控制新增債務，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地方政府要逐步將其債務納入預算管理。若要控制新增債務，限制地方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增速或將放緩。“改革一定要有陣痛，不僅包括經濟放緩，還可能會出現銀行不良資產的上升。”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思危在國際金融論壇2013十周年年會上表示。

　　審計署去年12月30日公布的地方債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6月底，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債務總額30.27萬億元，其中地方政府性債務總額為17.89萬億元，中央政府性債務總額12.38萬億元。

　　如此之巨的債務風險將如何化解？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提出了一些重點解決方案，包括建立地方主體稅種、要求國企支付紅利、減少地方政府支出責任，以及發行地方長期建設債券等。“土地財政將難以持續，但中央財政不能為地方債買單，如果中央財政買單，將變相鼓勵地方政府賴賬。但涉及民生、社保及保障房的債務，中央財政理應給予一定支持，其他的一概不能再托底。”成思危表示，“我最擔心通過通貨膨脹來稀釋地方債務。預計明年CPI將在3.5%—4%之間，超過5%時就應當警惕了。”

　　但如果中央政府無法幫助地方政府有效化解債務危機，地方政府就會仍然想方設法提高GDP增速，仍會繼續依賴房地產，這顯然阻礙改革和結構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