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不信任轉基因

　　中國“反轉”一線故事

　　當這些在科學界擁有話語權的轉基因支持者們終于走進聚燈光下的時候，四下環顧，已經滿是在超市中搜尋非轉基因標識食品的民眾了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錢賀進 | 上海、北京報道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已習慣進入辦公室后就拔掉電話線。否則，種子公司、媒體以及網友的電話會接連不斷，讓他難以正常工作。

　　49歲的蔣高明發表了許多博文，對轉基因技術提出種種質疑，自己也因此陷入爭論漩渦。觀點鮮明的博文和知名植物學家的身份，也使他成為中國反轉基因活動中最知名的學者之一。

　　支持者與謾罵者都曾到植物研究所打聽他，但這些并未影響蔣高明繼續質疑轉基因主糧商業化種植的風險。

　　戴著厚厚眼鏡的蔣高明打開電腦，告訴《望東方周刊》一家門戶網站的調查結果：九成多的人認為轉基因食品不安全，反對轉基因糧食在中國商業化種植。

　　蔣高明說，令他欣慰的是，越來越多的社會名流正對轉基因商業化種植表達質疑。“這令事件一步步接近真相，站在我們這邊的人將越來越多。”他對此充滿自信。

　　十余年前局限于專業領域的小眾學術問題，是如何發酵，并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點話題的？

　　在有害、無害的辯論之外，這也是一個令中國科學界和政府主管部門反思其行為方式的過程：既然旨在造福人類，轉基因技術為何遭遇蜂擁而至的質疑？

　　美夢還是噩夢

　　2001年底，一本叫做《美夢還是噩夢》的書傳入中國。

　　它入選了當年《中華讀書報》和《牛頓科學世界》舉辦的年度“科普圖書獎”。而后來，方舟子稱其是“一本站在反科學兼偽科學立場攻擊遺傳工程的著作，有違科普圖書評獎不得混入反科學、偽科學著作的底線”。

　　《美夢還是噩夢》引發了中國人關于轉基因的第一場公開辯論。

　　作者是英籍華人侯美婉，2000年曾主持起草過一封致各國政府的反轉基因公開信，向全球科學家征集簽名。她當時是英國自由大學的高級講師，從事遺傳學、進化和有機體支撐系統物理學科研。

　　出版于1998年的《美夢還是噩夢》認為，轉基因食品對人和動物存在潛在危害。比較重要的是，它首次向中國人介紹了西方對轉基因作物的爭論。

　　“科普圖書獎”一經公布，《科技日報》、《中華讀書報》等科技、讀書類媒體先后刊發對《美夢還是噩夢》的書評，褒揚、貶斥之聲兼有。

　　其實，這本書中，并未過多涉及轉基因是否有害的判斷。作者的一個主要觀點是：科學不能脫離道德，有“好科學”與“壞科學”之分。這大約與西方社會對克隆技術的爭論相當，涉及科學倫理范疇。

　　當時參與《美夢還是噩夢》之辯的，多是來自科學、哲學圈的人士。

　　不過，2004年的一則評論則直指這場辯論的核心，也像是在給科學界“預警”---今天的科學家再也無法指望在自己的實驗室里，過一種與世隔絕的研究生活。

　　來自科技媒體的評論者、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微博]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的博士吳燕評論說：科學與技術事件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政治生活反過來也正深刻地影響著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公眾的知情選擇在科學活動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而要使公眾投下有利于科學發展的一票，公眾理解科學成為必要。

　　事隔近十年后，吳燕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因為這不僅是實驗室的技術性問題，它的商業化推廣將極大地改變公眾的日常生活，種植者、消費者都是受影響的人，都會關心轉基因，都有資格提出意見，無論怎樣，首要的是知情權。”

　　在她看來，《美夢還是噩夢》并不是一部簡單的科普書，因為作者的用意顯然不在于要普及多少科學知識，該書最有價值的部分是它對于科學活動真相的揭示，雖是一家之言，但其立場有啟發性。

　　《美夢還是噩夢》掀起的風波已逐漸消退，而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在中國的宣傳，又掀波瀾。

　　“綠色和平”頻頻“揭黑”

　　“綠色和平”是一個總部設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在北京、廣州設有聯絡處。

　　2002年，“綠色和平”宣稱在香港的食品中檢出了轉基因成分。

　　“綠色和平”農業項目部主任張菁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我們從2002 年發布《轉基因抗蟲棉環境影響研究的綜合報告》開始，一直關注轉基因作物在中國的發展動態。”

　　“綠色和平”至今已發布了23篇轉基因在中國的調研報告，幾乎每篇都能刺激公眾神經。

　　特別是2005年初，“綠色和平”4次到湖北調查，在武漢、荊州境內發現非法種植轉基因水稻“抗蟲汕優63”，并證實這種稻米已流入武漢、廣州的大米市場。這一調查結果當即掀起軒然大波。

　　最終由農業部派員調查，銷毀了非法轉基因大米和種子。之后幾年，農業部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多次派員調查轉基因水稻非法種植的情況。

　　此時，“綠色和平”的轉基因調研報告已經出到了第八篇。

　　最新引起轟動的是2012年衡陽“黃金大米”事件。同時，“綠色和平”也曾調查過支持轉基因的科學家的背景。

　　他們發現，2005年湖北“抗蟲汕優63”的稻種來源于湖北“松滋興農”種子公司。而該公司與中國科學院院士、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院長張啟發教授有關：有個科尼公司專門搞轉基因，張啟發是科尼公司的CEO，科尼委托“松滋興農”制種。

　　張菁說道：“我們無意針對個人，而是針對轉基因本身。建議科研單位能否從專業角度關注轉基因可能的危害，而不只是宣傳轉基因有多么好多么優良。而這可能是公眾最想了解的。”

　　經過一系列事件，中國人心目中開始有了“轉基因食品安全未定論，并已在我們身邊”的印象。

　　“綠色和平”的“反轉”運動，沒有激起學界的公開回應。

　　2006年，方舟子稱“‘綠色和平’是偽環保組織”。

　　“反轉基因事業尤其要感謝方舟子，他是社會名流，有著科技‘打假’的桂冠，他的加入將轉基因變成社會熱點，成也方舟子，敗也方舟子。”蔣高明說，由于方舟子的公眾身份，把轉基因的話題持續帶入公眾視野。

　　“人民的力量”

　　2010年4月，“綠色和平”與方舟子在鳳凰衛視[微博]“一虎一席談”中狹路相逢。

　　方舟子拿出一份聯合國[微博]世界糧農組織的報告，念道：“生物技術有助于解決糧食危機等困難。”

　　“綠色和平”時任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羅媛楠辯駁說：“相同機構也出了別的報告，轉基因技術并非解決未來農業最好的辦法。生物技術包括很多種，我們并不反對轉基因技術的研發，我們擔心的是，在技術前景尚無定論的情況下，是否該把主糧推到危險的境地。”

　　中國轉基因管理審批流程也是雙方辯論的焦點之一。羅媛楠質問：“整個審批流程中消費者的聲音在哪里？整個過程沒有任何信息公開出來，消費者很難接受某幾個科學家的權威。”

　　方舟子回應說：“這個流程沿用了國際慣例，如此專業的流程，普通消費者參與起不到什么作用。普通食品藥品都是這樣的。轉基因更嚴格，雜交水稻沒有這些流程就上市了。”  

　　方舟子話未說完，現場已滿是晃動的“反對牌”。主持人胡一虎找到一位舉贊成牌的女生，問她為何贊成方舟子。女生欠身說道：“不好意思，我拿反了。”

　　對于這次看起來略顯下風的辯論，方舟子曾在博客中專門提及：這回觀眾素質差，絕大部分顯然是“綠色和平”等團體的人有組織地找來的他還說，在他講話時，背后一個人不停地用指頭戳他背部，要往他背上貼美元標志。

　　兩年后的“黃金大米”事件中，有媒體詢問方舟子的看法，方舟子說：“這(黃金大米)是驗證維生素有效性的試驗，無任何安全風險”，“聯合國支持的人道主義項目，已有12年的歷史，由于綠色和平組織等反科學組織的阻撓，推廣受到影響”。

　　在2010年的那次“一虎一席談”現場，方舟子的“戰友”還有中國農業大學[微博]食品科學學院院長羅云波。開場時，他以低調懇切的語氣介紹了兩大段轉基因的基本常識，被主持人稱贊專業。而隨著節目的推進，雙方很快進入唇槍舌戰，方舟子成了支持方的主辯。

　　這天現場，也有一位觀眾引人注目。“先是做自我介紹，引來一陣掌聲。”方舟子后來在博客上說，“ ‘揭露’我有關Bt蛋白安全性的說法是‘誤導’觀眾，聲稱他有很多文獻表明Bt蛋白對人體有毒性，并舉了幾個研究為例，顯得很專業的樣子。”

　　這位觀眾是北京大學基礎醫學院免疫學系教授王月丹。他對這期節目的深刻印象在于“第一次親身感覺到了人民的力量”，他回憶說：“我很開心，因為我是一個很虛榮的人，第一次聽到那么多人支持和贊成我，我很高興”；“節目的最后，有位年輕人說，‘不應該把社會活動家王月丹說的話，當做權威’大家都力挺我，一致說，‘王月丹是免疫學家！’我真的很愉快！因為，這是有人第一次說我是‘社會活動家’。”

　　電視大辯論

　　與大多數著名的“反轉”人士一樣，方舟子與王月丹在轉基因問題之前就有過交鋒，那是特侖蘇、碘鹽風波。

　　王月丹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我從2009年張啟發團隊研發的含轉基因抗蟲水稻獲得安全證書，開始關注此事。”

　　他的看法是：既然發放安全證書，為什么實驗分析、科學檢索都找不到？安全委員會的組成也看不到？都不夠透明。“他們連做科學研究的人都說服不了，還怎么讓公眾信任？”

　　不過王月丹也說：“我對轉基因技術是支持的，對安全的轉基因食品也不反對。反對的是在尚不確定是否安全的情況下，大規模地推廣轉基因食品。轉基因食品不能籠統地說安全不安全，得具體到每一種食品，是否經過安全驗證，對人體有沒有害。”

　　他強調，轉基因產業里的科學家們，“他們以往只專注于如何取得技術上的成功，而忽略了對西方食品安全標準的關注，以及公眾是否接受。現在算是對安全問題的補課。我內心希望他們做得好，用科學方法早些證明是否安全”。

　　在方舟子的那場電視辯論之后數月，“綠色和平”的另一位主任俞江麗與幾位哲學、經濟學學者再次登上“一虎一席談”，辯論對手是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所長林敏等人。

　　從2005年“抗蟲汕優63”非法種植事件到這時，已經5年過去了。辯論并沒有得出專業判斷，也沒能讓專業知識更多普及，而“非法”、“有害”等一系列詞匯，在公眾心中已經與“轉基因”深深糾纏在一起。

　　當在科學界擁有話語權的轉基因支持者們終于走進聚燈光下的時候，四下環顧，已經滿是在超市中搜尋非轉基因標識食品的民眾了。

　　前述這場電視大辯論中，支持方主要由林敏掌控。他幾乎與每位反方嘉賓及發言的大部分反方觀眾都進行了辯論。

　　林敏講話深入淺出，思路清晰。但也有觀眾稱他充滿專業的優越感，不等對方說完就進行辯駁，不如現場的“反轉”學者顯得質樸真誠。

　　節目中，林敏與一位經濟學教授再次互指對方“背后有利益集團”。

　　“錢一開始花，就停不住了”

　　蔣高明在網上被稱為“反轉基因的急先鋒”。“我主張主糧轉基因化必須慎之又慎，聲音多了，就被定義為反轉派了。”而蔣高明自認為自己并不反對轉基因。

　　“我起初不關注轉基因，2007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被動地被卷進來。”當時他招了個來自“銀棉之鄉”山東夏津的研究生，聊天中，蔣高明得知她老家的轉基因抗蟲棉沒少打農藥。

　　蔣高明疑惑：這不是抗蟲棉嗎，為什么還打那么多農藥？他就讓研究生下去調查打多少種農藥、多少量、除什么蟲。

　　學生調查后，他們合寫了一篇《轉基因抗蟲棉緣何也要打農藥》，發在《科學時報》上。

　　此文“發出去后就引來方舟子的惡罵，纏著你。從那之后，我才知道這個叫方舟子的人是無條件地支持轉基因的。”蔣高明說。

　　在之前的交鋒中，蔣高明并不知道方舟子對轉基因情有獨鐘。本世紀初，他當時正參與一場針對草原恢復“該造林還是靠自然力”的“林草之爭”，當時方舟子也參與其中。

　　在“林草之爭”中，蔣高明以每周一篇的頻率撰寫博文，提倡依靠自然力恢復，但他從未回應過方舟子。

　　蔣高明說：“我的確是質疑轉基因抗蟲棉，既然種了就應當減少農藥用量。另外，從生態學角度講，害蟲不會輕易被殺絕，它不吃棉花吃別的，這個蟲子治住了，別的蟲子又可能出現。”

　　質疑夏津的抗蟲棉之后一年，蔣高明只有幾篇文章與轉基因有關，他仍將主要精力放在“林草之爭”上。直到2009年底，他接受中青報記者電話采訪，暢談轉基因問題。

　　他請求公布“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的名單，認為該名單一直不公布，有“暗箱操作”嫌疑，說明他們對轉基因水稻“自己也沒底”。

　　2004年，《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公布，“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被列為重大專項之一，總預算超過200億元。

　　蔣高明稱，從那時起轉基因“變成了非常熱的研究領域”，“不管出了什么問題都不會停，因為錢一開始花，就停不住了”。

　　底線要求

　　蔣高明的高調質疑也引來麻煩上身，曾有公司寄恐嚇信威脅他。

　　研究所領導要他少接觸媒體。數年前，他參與一場有關“死雞走向餐桌”的爭辯，也曾被談話：“咱是搞植物的，不要說動物的事。”

　　他說自己并不想圖虛名，“有些同行私下里肯定也有恨我的，我們說多了會影響決策，他們擔心國家縮減這塊經費。我相信真理越辯越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要放到歷史長河中看，歷史會有個交待。”

　　蔣高明的言論，也在學界與社會上激起千層浪。

　　方舟子說他批判轉基因是為了推銷自己的生態“高產田”。對此，蔣高明回應：“山東的生態農業試驗，迄今為止，是課題組自籌經費搞科研，科研成果已被農民利用，至于‘推銷’，他們根本沒有專門力量，技術推廣應當是國家的事情。”

　　2013年，鳳凰衛視曾邀請蔣高明與方舟子公開辯論，他拒絕了。“方舟子不是做科研的，一個學生沒帶，啥都懂，我理他干嘛！院士、研究員，我很尊重他們的學術涵養，大家可以交流。”

　　包括學界的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饒毅也在博客中批評蔣高明。

　　2011年，一家南方著名報紙發表署名柯貝的文章，點名批評蔣高明與留美學者曹明華。

　　蔣高明說，他給這家媒體也發去一篇文章，沒有被采用，于是發到自己的博客上。打開博客，他的轉基因博文已有上百篇。

　　蔣高明又從書架上翻出一本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原所長錢迎倩的著作集，找出一篇《轉基因熱的冷思考》，說：“老所長就是研究轉基因的，他很早就提出了轉基因可能會污染環境，發出善意的聲音。他去世了，也沒人理他的忠告了。”

　　針對轉基因主糧問題，蔣高明說他的三個底線要求是：一，介紹轉基因好處的同時，也要客觀介紹該技術的弊端；二，針對轉基因食品安全，要求開展獨立第三方長期動物試驗；三，對轉基因食品實施嚴格標注，尊重消費者的知情權。

　　最近，蔣高明正關注轉基因食品中的草甘膦殘留問題。“草甘膦會破壞蛙類生殖系統，要是有成果，我們會通過學術論文公之于眾。”

　　嚴重不對等？

　　蔣高明等專業人士的介入，使質疑轉基因的聲音進一步被公眾接受。

　　有主張“反轉”的學者告訴本刊記者，反轉基因從2004年起聲勢漸漲。

　　在中國，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種植須取得生產應用安全證書，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通過幾項審批。據稱，2004年底，農業部曾打算給張啟發的轉基因水稻發放安全證書，因輿論激烈而未發。那次辯論很深刻，雖然影響范圍不太大，卻讓農業部等機構行事謹慎起來。

　　蔣高明也認為，“張啟發轉基因水稻的安全證書，變成了一個公眾熱點”。

　　等到科學家和官員們在2011年前后紛紛站出來反擊“反轉”觀點的時候，轉基因的負面形象在人們心中已經根深蒂固了。

　　農業部與主流學界的一次次辟謠，在反轉基因人士看來并未拿出有說服力的證據。

　　蔣高明則認為，“反轉”者與“主流科學家”們是嚴重不對等的，“對方掌握大量經費，話語權在握。”

　　2010年7月，農業部官網開通了“轉基因權威關注”的專題，開始對流傳已久的社會傳聞進行辟謠，并解釋轉基因常識、法規等等。

　　官方媒體也開始邀請主流學者進行科普，到2013年達到高峰。而翻閱幾家知名門戶網站的跟帖發現，疑者甚眾，信者寥寥。

　　真假難辨的晦暗叢林

　　隨著一些在人們眼中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網站介入，對轉基因的態度升級為思潮之辯。轉基因之辯，從科學論證變為社會思潮之間的碰撞，將更加廣泛的社會群體裹挾進來。

　　在另外一些明星人物的辯論中，更摻雜了政治、歷史、國際關系等諸多話題，在相互指責中，“陰謀論”重重涌現，勾起了人們的關注。至于專業觀點之外的謾罵和人身攻擊，也未斷絕。

　　事情似乎變得越來越復雜。總部設在美國密蘇里州的孟山都是全球最大農業轉基因生物公司及草甘膦除草劑生產供應商。通常被認為是轉基因商業種植的最大受益者和推動者之一。

　　不過，2013年有一位評論家分析說，如果采取轉基因技術，中國的國產大豆不僅產量提高、質量也會有飛躍，因此，一旦拒絕采取轉基因技術，“首先受益的是孟山都公司”。

　　一片難有定論的爭議聲中，自2006年以來，農業部僅發放了番木瓜、抗蟲水稻、轉植酸酶玉米等幾種轉基因作物的安全生產證書，其中商業化種植的只有轉基因棉花和番木瓜。

　　2012年，首部《糧食法》意見稿規定，主糧不得擅用轉基因技術。

　　近兩年，越來越多的社會名流出現在轉基因爭論之中，一些經常在媒體上出現的軍事評論員也提出，“警惕以轉基因物種為武器的新型戰略打擊”。

　　這令轉基因問題更為復雜，眾說紛紜，難以停歇，越來越多的公眾正迷失于真假難辨的晦暗叢林之中。

　　王月丹認為：“現在大家對轉基因食品的態度都太過極端，力推轉基因食品或者全然反對，都是不理性的行為。總之，現在公開安全測試結果是不小的進步。”但是他也批評說，現在用動物試驗90天就斷言安全，“跳過了很多必要步驟，急著推廣，是非常危險的”。

　　王月丹說，自己沒有和主流科學界談過，“非常愿意跟他們交流，希望推動轉基因的研發，而不是幫倒忙”。

　　吳燕則持續關注著轉基因科學傳播的研究，她認為，轉基因問題在社會上存在廣泛爭議，靠幾位生物技術方面的專家發表權威意見，恐怕難以令人信服，“公眾理解科學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