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市場自由的法律應該由市場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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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新浪金麒麟論壇于11月25日在北京萬達索菲特酒店召開，圖為著名法學家江平在論壇上發言。 （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新浪財經訊 2013新浪金麒麟論壇于11月25日在北京召開，本屆論壇的主題為“夢想之路：改革深化和經濟轉型”。著名法學家江平表示，市場的法制本質上是由兩個方面來決定的，一個是市場自由的法律，一個是市場秩序的法律。而我們現在看起來，市場自由的法律應該由市場自己來決定，不應該由國家來干預，而市場秩序的法律，只有靠政府才能夠實現，要靠市場參與者自己解決市場秩序的問題這很難實現。
以下為江平發言實錄：
三中全會有專門一部分講了依法治國，我想，專門這一部分的“依法治國”講的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里面的“依法治國”。要是從前面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方面來看的話，或者說從經濟轉型這個方面來看的話，應該說，這其中也應該包括了“依法治經濟”的理念。可以說，我們在三中全會公報里面可以看出來，這里面對于依法治經濟，也就是所謂的法治經濟，做了明確的規定。我想，怎么來理解法治經濟？我覺得法治經濟應該包含四個方面，至少應該包含這四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處理好改革和法制的關系。也就是說，在重大改革問題上應該依法有據。我們國家改革已經有30多年了，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到最近所提出來的改革，應該說，都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怎么處理好改革和法治的關系，改革和法律的關系。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說，改革是一個變化，市場在變化，而法律是不變的，怎么在變和不變之間處理好這個關系，這就有一個很微妙的考慮；法律相對保守，而改革總是進步的，所以，在進步和保守之間，怎么處理好這個關系，也是技術上很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想我們在改革和法律的關系上，往往都會出現兩個情況，一個情況就是我們只注意了改革而忽視了法律，忽視了法制。所以，改革就形成了一個破壞法制的局面。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拘泥于法律，沒有法律就不能夠改革，我們又可能造成以法律來限制改革，來阻礙改革這個局面。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個問題在改革初期的時候，我們看到當初我們還沒有很多完善的法律，或者說1978年的時候我們的法律還基本上是一個空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處理改革和法律的關系，比較簡單，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先制定法律，而且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我們也在進行改革。總體說來，這個法律和改革的矛盾相對比較簡單，但是到今天情況就不一樣了，今天我們是涉進了深水區，而在深水區里面我們已經有比較完善的法律了。我們基本上在經濟領域的各個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處理好改革和法律的關系就需要我們很好的來思考。
如果說在改革的初期我們可以授權國務院，在改革的某些方面可以由國務院自己來通過法規和規章的辦法來解決改革和法律之間的沖突和矛盾的話，那么，到了今天，這個辦法再做已經引起了人們很大的不滿。我們現在不能夠再用這個辦法來解決現在的矛盾。比如說財稅制度，我們不能到現在還仍然授權國務院，我們在任何一個稅率稅種的形勢下，稅種、稅率都是由于國務院來規定，這樣我們就缺乏了法律的嚴肅性。
我想在現在的情況下，有一個重要的思想就是在重大的改革問題上必須是依法有據。如果我們重大的一些改革問題上依法無據的話，是沒法向人民來交代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要健全修改法律的依據。我們現在修改法律是缺少很多科學完善的一個程序。我們可以看到，在改革的過程中我們必然會使一些現有的法律要突破，那么，突破的時候怎么修改呢？我們過去的辦法是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在一定的期間內清理整頓法律法規。所謂，清理整頓法律法規，就是把已有的法律里面已經過時的一些東西廢除，但是法律不見得都是需要廢除的。所以，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那么，第二個問題就是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關鍵的問題就是政府的職能轉變要有法律依據。這次三中全會的決議里面對于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作了一個很準確的定義，那就是市場在資源分配中應當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把過去我們所提到的“基礎性的作用”改為“決定性的作用”。從這一點來看，政府的作用應該是次要的，主要的應該是由市場自己來決定。我們過去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大家可能還記得有一個《行政許可法》，《行政許可法》就是解決了政府在市場準入里面的作用。記得當時《行政許可法》里面有一個重要的精神，就是能夠由市場主體自己解決的，應該由市場主體自己解決；市場主體不能解決的，應該由社會組織來解決。只有當市場參與者與社會組織不能夠解決的問題再由政府來許可進入，我想這樣的一個概念無疑是體現了市場決定性作用的一種想法。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行政許可法》到今天，它的實施情況還不理想，應該說還是政府仍然有強大的行政許可批準的權力，要不解決好這個問題，再多的法律本身也仍然存在這個矛盾。
我想現在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應該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個就是政府與市場之間是宏觀調控的作用，微觀的事應該由市場自己來決定，包括價格的確定等等，都不能夠由政府來控制，來壟斷。我想在這個問題上，這次三中全會決議里面對于政府的宏觀調控做了非常明確的規定，哪些方面都有。應該說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就是政府對市場干預的最主要的方面，這些方面應當有法律的依據，超出了這個范圍，政府的行為就是違法的，應該把政府行為哪些是違法的，哪些是合法的，用法律形式把它明確起來就比較好了。
那么，第二個方面應該說政府要干預市場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涉及到政府對于市場自由和市場秩序的態度。我們知道市場的法制本質上是由兩個方面來決定的，一個是市場自由的法律，一個是市場秩序的法律。而我們現在看起來，市場自由的法律應該由市場自己來決定，不應該由國家來干預，而市場秩序的法律，只有靠政府才能夠實現，要靠市場參與者自己解決市場秩序的問題這很難實現。所以，從這一點來說，政府對于市場秩序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這一點也應該明確。
我們國家現在的市場秩序還相當混亂，可以說在這個方面我們應該看到在市場秩序方面我們在世界排位還是很靠后。所以，怎么樣解決好市場的秩序，應該由政府擔負起來這個責任。但是，實際上政府或者說各級政府更多的是關心資源的配備，市場的準入，或者其他的一些活動，而在資源分配，在市場準入方面政府都有很大的利益可圖的空間，而在市場秩序方面，因為這種市場秩序的管理很多方面很容易得罪人，所以實際上政府往往回避這個問題。比如說我們的環境，我們的生態，我們的產品質量這些問題，應該說應當是由政府嚴格執法來把控的。我想這兩個方面應該構成我們政府對市場的作用關鍵的兩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處理好市場內部的三個關系，并且用法律把它更明確的規定下來。我想市場要統一這是沒有問題，要統一市場的法則就是公平競爭，如果離開了公平競爭就沒有市場規律，也沒有市場法則，那么，平等競爭在這里面就是最關鍵的問題。我們三中全會的決議提到了三個“平等”，第一個就是“國營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平等”，這個問題已經不止一次在經濟學界和在法學界里面都不斷的探討。如何能夠保障民營企業在經濟中的發展，我想現在的國營企業和民營企業確實是處在不平等的地位，不僅不平等，有些地方還是很不平等。比如說在資源享受方面，國有企業所用的國有土地是劃撥的，不出錢，而民營企業的土地由國家出讓才能夠取得。在貸款的方面，其他的方面，應該看到在這些問題上還是仍然沒有做到平等，尤其是在有些經濟領域的開放方面，更是形成了這個局面。我想在這個問題上，三中全會提出了要開放，很多的領域允許民營企業進入，關鍵在于怎么落實？過去給予民營企業平等的，國務院通過了幾次的決議都沒有落實，那么通過三中全會的決議能不能夠改變這個不平等的局面，讓我們拭目以待。
三中全會決議里面提到第二個平等是“城鄉的平等”，城鄉平等最根本的問題是涉及到土地問題，我們知道國有土地和集體所有的土地也是不平等的，集體土地沒有跟國有土地完全做到同地同權同價。這個問題必須解決，不解決的話，會大大挫傷農民的積極性。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提出要把城鄉的關系處理好，提到了統一的市場，提到了要把集體所有土地加速流通，進入市場，但是具體的措施還仍然有待觀察。比如說，最近兩部委通過的對小產權房的堅決自制止。但是如果集體所有土地和國有土地處于同地同權同價的話，它進入市場以后怎么來調整呢？既然國有土地可以作為商品房來開發，那么集體土地里面的建設用地是不是可以一樣的來建商品房呢？那么，這樣的話，如果真正能夠做到平等，需要什么一個措施呢？這些問題在人們的頭腦中仍然存在著一些疑問。
那么，第三個不平等就是“內資和外資的不平等”。三中全會的決議里面也提到這個問題，實際上我們國家最早制定的三個外資企業法律，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和外資企業，應該說都是包含著不平等，都是包含著對于外資的一個優先的原則。現在我們有些地方引起了外資的一些不滿，認為我們是收緊了鼓勵外商投資的政策。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也是需要解決的。我們的《公司法》明確規定了外商投資企業適用于本法的可以適用，外商投資的企業另外有規定的可以按照它的規定。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始終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解釋，我們的《公司法》哪些方面是適用于外商投資企業，哪些不適用，這也造成了很多模糊的情況。所以，我們必須在法律上，在造成這三個不平等的法律方面，不僅要進行修改，有些地方還要進行一些新的法律的起草工作。
那么，我想最后的一個問題就是涉及到我們企業處理好市場和市場糾紛解決的關系，市場糾紛應該說現在發生的領域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廣，市場糾紛的解決有兩個渠道，一個是仲裁的渠道，一個是法院的渠道，而法院渠道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渠道。這次決議里面，對司法體制改革做了比較明確的規定，尤其是在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這兩個方面做了明確的規定，對于獨立行使審判權，獨立行使檢查權也做了很堅決的規定。我想這些問題我就不再多說了。但是，有一個問題應當說明，就是我們法院在執行程序方面現在有一個很有力的措施，這個措施是什么呢？這個措施就是對執行問題里面，那些有錢但是就是逃避執行的一些企業應該采取一些新的措施，這個措施就是把這些老賴們的名單公之于眾，這個問題應該說本質上涉及到執行里面的誠實信用的問題，或者說涉及到信用的一個根本的問題。我們知道法院在判決案件的時候，它的案件如何執行，很關鍵的一個問題是涉及到一個信用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西方國家始終是非常認真的，一個債務人有沒有信用是一個社會的信用基礎，如果我借人家錢不還，那么這個東西就是表明了你的信用缺失。如果我借一個人錢不還，法院作出判決之后，我還不還，那么從法律上來說，這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了。大家知道歐洲國家是以《羅馬法》作為它的起源，《羅馬法》它規定如果一個人借人家的錢三次不還就可以剝奪他的人格，從自由人可以降為奴隸。我想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對于缺乏信用人的一些警示吧。我們知道《羅馬法》之后不僅有降低人格的規定，還有一些限制人格的一些規定，如果這個人老借人錢不還，那么，也可能影響到他的資格，所謂資格就是從事某種職務，某種工作的能力。我們現在實際上也要采取這樣的一些辦法。比如說，信用不夠，不僅僅是財富的問題了，而且也屬于某種資格了。如果借了錢還不還，那么完全可以限制你出境，限制你高消費，限制你其他的一些東西。
現在我們法院要把這樣的一個信用資格的規定和銀行系統聯系起來，也就是銀行也有一個資信的信息網，如果你進入這個信息網，那么你到銀行再去借錢，應該說銀行都可以拒絕你，因為你已經喪失了信用。我想這樣的一些能夠大大的補足我們過去信用不足無所謂，信用不足也能夠逃過法網，在這個意義上應該說對于信用不足的制裁從比較軟弱的狀態進入了比較強有力的狀態。
所以，從這四個方面來看，我覺得市場經濟和法制應該說是有密切的關系，而且緊密的聯系在一起。這就是我今天講話的內容，有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