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偉 系本刊副主編，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從傳統上說，中國是一個以直接稅為主的國家。從井田制、攤丁入畝等制度進行觀察，以限制人口遷徙為特征的戶籍制，可能和基于征繳實物的直接稅密切相關。直到鹽鐵專營許可制推出，間接稅才逐步登臺。

　　從現實看，中國目前是以間接稅為主的國家，未來十年也大致如此。但考慮到全部稅收貢獻中，來自企業的比例過高和來自住戶部門的比例過低，有必要強化直接稅的征收，尤其是針對住戶部門的直接稅。因此，在個人所得稅、房地產稅和遺產稅三者之間如何權衡先后和難易，就顯得十分重要。

　　就個人所得稅而言，其是針對個人收入的年度流量的稅收。如果規定一個簡單的起征點和累進稅率，那么其征收的困難主要是收入的認定和有效征管，但可以避免涉及個人存量財富，也可避免家庭成員變更帶來的征稅困難。考慮到中國目前龐大的8.2億的勞動力人口，以及約6億的就業人口，區區不足3000萬人的個人所得稅繳納人群顯得過低。尤其是富裕人群個稅的繳納情況，值得關注。因此改善個人所得稅的征管辦法迫在眉睫。建議將寬稅基、廣覆蓋、有效累進稅率作為改革的重點。

　　就遺產稅而言，其是對個人離世后的存量財富的稅收。同樣，如果規定一個簡單的起征點以總遺產稅的方式開征，不僅較為符合中國的文化傳統，也由于遺產稅并不損害死者生前的福利，只是在繼承或者贈與時課稅，且其天然具有的遞延性所帶來的社會震動也相應較小。不僅如此，動產或者不動產遺產的認定也相對容易，例如房產，只要擁有房產，不管是農民自建、福利房改房、經濟適用房還是商品房，均應納入遺產。如果不考慮對遺產稅細分，那么遺產稅的征管難度，大致和財產讓渡時的交易環節課稅相當。

　　遺產稅開征是否會導致財富外流？有可能。但目前全球經濟體量較大的國家幾乎均開征遺產稅，只有小型離岸金融中心或避稅天堂才免征遺產稅。這就決定了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遲早必須考慮開征遺產稅，而不能因擔心財富外流而繼續容忍懸殊的貧富差距繼續擴大。從中國傳統文化來看，生而多奢欲、死而多金并不明智，過多的遺產往往反而耽誤甚至貽害子孫。

　　就房地產稅而言，其是對家庭產權性擁有的房地產在持有環節的課稅。和個人所得稅、遺產稅相比，其征管難度大、社會震蕩難以評估。其中涉及一系列較為棘手的問題。例如是房地合并征收，還是僅針對房產征稅？如果房地合并，則涉及土地權屬問題；如果房地分離，則房產隨時間不斷貶值，真正自然增值決定因素往往是土地的區位特性。再如，即便僅對房產征稅，是否需要區別對待宅基地、房改房或保障房、商品房？此外，房產稅還涉及以家庭為單位的全國房屋產權統一登記體系的形成。考慮到房地產稅是持有環節的持續納稅，這將給不少業主帶來持續的財務壓力。因此，觸及存量的真正意義上的房地產稅，需要較為嚴苛的稅收征管基礎條件，而且，如何評估房地產稅帶來的社會振蕩也是難題。

　　遺產稅和房地產稅可能存在較強的替代性。其原因在于，房地產是中國家庭的主要財富形式，大約占據家庭總財富的六到七成。因此，在遺產存量環節征稅，可以大大弱化在房地產持有環節征稅帶來的復雜爭議。而從代際平滑角度看，兩者在改善收入分配方面的效果相似。因此，遺產稅和房地產稅擇一而征也未嘗不可。

　　根據以上分析，筆者建議，未來中國的稅制改革，必須逐步增加針對住戶部門的課稅。其中，應將改善個人所得稅征管置于優先地位，其次是遺產稅。個稅和遺產稅征管體系的成熟，將為開征房地產稅創造堅實的征管基礎。個人所得稅宜為中央和地方分享稅，以在全國范圍內弱化收入分配的不公。考慮國際經驗和征管成本，遺產稅和房地產稅宜為地方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