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崔克亮 實習生 楊召奎

　　過度依賴投資，跟抽鴉片一樣，越抽越上癮

　　中國經濟時報：2013年以來，互聯網金融概念備受關注，各類互聯網金融平臺與模式競相爭艷。對此，您如何評價？

　　成思危：最近，央行[微博]對銀行業進行了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這很重要，它會加大銀行間的競爭，有競爭才有更好的服務。可以預見，銀行間爭相攬儲會為普通投資者帶來更好的收益，現在不少銀行的理財產品其實就是一種拉存款的大戰。

　　互聯網金融創新會降低網絡銀行的成本，因為減少了人工，從而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這會使得存貸利差下降，從而減輕貸款人壓力，增加存款人收益。這很符合我最近一直強調的——從GDP崇拜轉向勞動生產率崇拜。

　　中國經濟時報：您剛才提到了GDP崇拜。請問您對此有何看法？

　　成思危：我曾在多個場合講過，中國GDP“有水分”，多年來的大量投資造成了GDP水分。含“水分”的GDP，第一類是有害的GDP，例如豆腐渣工程，這類工程在建設時能產生GDP，垮了以后重修還會產生GDP，但它是有害的、負面的GDP；第二種是無效GDP，即建設的時候能產生GDP，但是建成了以后由于種種原因不能投產，因而就不能再產生GDP了；第三種是低效GDP，例如過于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很大，建成以后不但沒有回報，還要依靠政府補貼。

　　我認為，對于GDP增速，寧愿要一個沒有水分的7%，也比一個含水分的9%好。其間相差的2%并不能惠及民生，只能浪費資源。 GDP摻水最大的壞處，就是造成了投資的不斷增長。比如說今年某個省的GDP為1萬億，有1000億的水分，第二年由于這1000億不能創造GDP了，明年要保持GDP增長10%，在安排投資計劃時先要補上這1000億GDP、還要再增加1000億GDP增長所需的投資。所以，GDP中的水分促使人們在追求政績時，不斷地靠增加投資來保持GDP的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就跟抽鴉片一樣，越抽越上癮。因此，過度依賴投資的經濟增長是難以為繼的。

　　經濟發展要轉移到以效益和質量為立腳點，就必須解決GDP崇拜和以GDP為政績導向的問題。當前，我們需要“適度投資”。所謂“適度”投資，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的增長方程式，就是投資增長率不應超過GDP增長率的1.4倍。也就是說，GDP增長率和投資增長率之比應該是0.7，這是最低的要求。

　　金融改革需沿著“國際化、市場化、系統化”方向推進

　　中國經濟時報：金融改革也是我們最近關注的話題之一。您曾表示，金融改革需要沿著“國際化、市場化、系統化”方向進一步推進。能否具體予以闡述？

　　成思危：在我看來，金融雖屬于虛擬經濟，但主要是以實體經濟為依托的。中國的實體經濟目前發展得比較扎實，所以金融一定要跟上。也就是說，金融改革需要沿著“國際化、市場化、系統化”的方向推進。

　　國際化，就是要增強金融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國際化就需要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如果無法做到這點，人民幣就很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因為當作為儲備貨幣存在的人民幣出現貶值的時候，無法兌換成其他貨幣來規避風險，就會造成市場參與者的損失。所以，所謂金融的國際化其實主要是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

　　市場化就是要實現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這在十八大報告中已經提到了。要“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就是要引入民營資本，增加市場主體，讓市場參與者多樣化。還有一點，金融業者一定要認識到自身的服務業屬性，轉變觀念，加強金融服務，才能實現市場化。

　　最后一個，系統化，是說我們的監管要系統化。也就是十八大報告中提到的，要加強金融監管，促進金融創新，維護金融穩定。目前金融市場監管是采取“一行三會”(央行、證監會[微博]、銀監會、保監會)的監管方式，這種監管方式存在一定問題。一方面，風險是流動的，不可能靜止在一個地方；另一方面，資金需要迅速流動才能產生更多效益。所以，混業經營和綜合監管是系統化的最終目標。各個監管部門之間需要協調、配合，才能達到系統監管的效果。

　　另外，監管和創新是一對矛盾體。創新是在監管范圍之外出現的新事物，監管相應地發現問題后，就用新的規定來加以規范，這又會進一步促進創新。此外，監管還應做到依法、合理、適度、有效，從加強信息披露入手。

　　中國經濟時報：針對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您曾多次提出建立社區銀行的建議。您認為，我國目前是否已經具備這樣的條件？

　　成思危：目前，我國發展社區銀行的條件已經成熟。一方面，民間有大量資金而沒有投資出路，另一方面，小微企業需要資金卻借不到錢，大銀行不愿意借錢給這些小企業，因為有政策風險、市場風險，交易成本又高。所以，以民營資本為主，開辦社區銀行，用多余的民間資本就可以為社區群眾和小微企業服務。

　　制度創新是改革的紅利之源

　　中國經濟時報：您曾說過，“制度創新是改革的紅利之源”。目前，制度創新主要應著眼于解決哪些問題？

　　成思危：目前，要通過深化改革和制度創新來協調好四大關系：法治和人治的關系；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集權和分權的關系。例如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要相互配合，才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政府的調控是必須的，但不能違反市場經濟的三個基本規律：價值規律、供求規律和競爭規律。譬如說競爭規律，那些先占有市場的企業，肯定不希望有新競爭者加入，“就像擠公共汽車，那塊上車的踏板成了‘變心板’”。而政府的關鍵作用就在于反對企業利用壟斷地位謀取不正當利益，鼓勵有序競爭。

　　中國經濟時報：您對今后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有何建言？

　　成思危：十八大報告中有兩句關鍵的話：第一句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第二句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近幾年來，確實有人對改革方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質疑，還有各種各樣的看法。十八大報告明確了要堅持這個方向。

　　現在有一種誤解，說西方經濟就是純粹的市場經濟，甚至有人說西方經濟學家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這種看法是片面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是西方最權威的經濟學教科書，他在該書中就明確指出：所有的社會都是既帶有市場經濟的成分也帶有指令經濟的成分的混合經濟。從來沒有一個百分之百的純粹的市場經濟。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經濟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市場應主要發揮好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政府應主要發揮好保障公平公正的作用。而這兩只手之間誰強一點，誰弱一點，各個國家是不一樣的。

　　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中，有一個“度”的把握問題。如果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與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配合得好，會收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能夠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但是如果配合得不好，市場的效率就會下降，而政府的公信力也會受到損害。因此十八大報告將這個關系作為核心問題提出來，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我認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解決好三個問題。第一，政府要更加尊重市場規律，不違反價值規律，不違反供求規律，不違反競爭規律。第二，要改革審批制，減少審批事項，必要時改審批制為核準制或備案制。第三，要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支持力度，依照《憲法》和《物權法》對待非公有制經濟，使之同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平等受到法律保護。

　　綠色經濟是低碳經濟、循環經濟和生態經濟三者的結合

　　中國經濟時報：在“2013年歐亞經濟論壇科技分會”上，您提到，目前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投資或將達5萬億元人民幣。您認為發展新能源的意義和關鍵是什么？

　　成思危：當前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居世界第一位，節能減排對中國非常重要。如果我們不在環境保護上加大力量，努力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話，那么我們將把環境債務留給子孫后代，這是不可持續的發展。中國在節能減排和發展新能源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中國對新能源的投資在世界上占到第一位或者第二位，可能十年內累計將達到5萬億元人民幣，表明了中國政府對解決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的責任感。

　　創新是發展新能源的重要保證，新能源將引領第四次產業革命。人類過分依賴化石能源，給未來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威脅，所以，必須通過發展新能源來解決能源資源有限以及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溫室效應的問題。以太陽能為例，太陽能的成本大大高于火電成本，中國最近也出臺政策，對太陽能發展予以補貼，但從長遠看，靠補貼來推廣新能源是不行的，所以，關鍵問題還是要通過技術創新來降低成本，使得太陽能能夠廣泛應用。

　　中國經濟時報：您也一直倡導發展綠色經濟。綠色經濟對中國轉變發展方式和建設生態文明意義重大。綠色經濟的內涵是什么？中國為什么要大力發展綠色經濟？中國應如何推動綠色經濟的快速發展？

　　成思危：國際上很多人提低碳經濟，這是非常熱的話題。我們提綠色經濟，并不是標新立異，而是更加全面。綠色經濟就是低碳經濟、循環經濟和生態經濟三者的結合。發展綠色經濟的最終目的是要達到人和自然的和諧相處。從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國發展低碳經濟要有自己的特點。因為：

　　第一，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達到中等發展國家水平之前，還是要不斷發展。既然要不斷發展，就要不斷消耗能源，因為能源是發展的重要條件，我把它比作經濟的糧食。所以我們現在的重點，不能像發達國家一樣，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總量，而是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強度，也就是要降低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作為發展中國家，首先從這個角度來考慮。所以我國宣布，到“十一五”規劃末期，我們的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礎上下降20%，到2020年下降40%—45%，這是一個很高的目標。如果大家仔細算算，GDP到2020年比2000年目標翻兩番，中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實際上還是會有所增長的。

　　第二，從中國的能源結構分析，目前來看，化石能源占到90%，我們確定的目標是2020年降到85%。我國近中期的目標應該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

　　中國前些年過多追求經濟增長，對環境保護不力。現在應該看到，在這個問題上不注意，我們會犯歷史性錯誤。我們計算過，2005年，由于能源利用效率低，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我國的環境成本占GDP的13.5%，而當年的GDP僅增長了10.4%。這說明如果我們不注意環境保護，就把環境債務隱性地留給了子孫后代。所以我們要力爭做到“三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下一次的產業革命是新能源引領的能源革命。前三次分別是蒸汽機、電力、電腦與互聯網。從長遠發展角度來看，可再生能源將是未來產業革命的一個增長點，所以，我們要大力發展綠色經濟。

　　中國應如何推動綠色經濟的快速發展？可從兩個方面著手：

　　第一，從產業發展來分析，低碳經濟有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發展不排放二氧化碳的產業，包括水能、風能、太陽能、核能、地熱能等等。同時，包括文化產業、現代服務業等等。第二個層次，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如現在發電水平是350克標準煤發1度電，而全國最先進的地方僅需要283克，如果平均降到300克標準煤發1度電，將會是很大的節約。第三個層次，利用二氧化碳。化石能源燃燒必然產生二氧化碳，現在利用二氧化碳的主要是飲料工業，有局限性。利用二氧化碳最大的地方應該是化學工業。現在化學工業領域正在研究這個問題。此外，發展林業也能吸收二氧化碳。第四個層次，封存。當然，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現在荷蘭、丹麥也在做這項工作。

　　人類最終還是應該依靠可再生能源。人們最早是用動植物燒柴火，用動物油點燈，然后是利用化石能源，但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總有一天會用完，最終還是要用草木和太陽能這些可再生資源。所以，我們要把產業、經濟、社會和文化有機結合起來，不斷改善。

　　第二，從社會角度來說，要認識到綠色經濟不僅是一種產業發展模式，也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轉變。這就要求人們樹立綠色經濟的意識，養成從點滴做起的習慣。比如說，我們有沒有必要開這么多和這么亮的燈？可以少開一點。離開房間時，能不能及時把燈關上？這都是小事，但做好一點小事，就可能節約很多能源。再比如說，大家開車多了，就帶來道路擁擠、環境污染等問題。我們能不能夠平時在市內上班的時候，多利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跟同單位的同事拼車。發展綠色經濟，不僅是產業企業的問題，也是每個人能否養成綠色生活方式的問題。

　　投資教育就是投資我們的未來

　　中國經濟時報：您曾說過，“經濟只能解決今日問題，科技保證明天，只有教育確保后天”。和您的父親一樣，您也一直關心教育事業。請談談您對中國教育發展的建議。

　　成思危：關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我在世新大學55周年校慶時講過，在中國政法大學60周年校慶時講過，在其他場合也講過。自從孫中山先生1894年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以來，已經100多年了。在這100多年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確實是取得了不少成就、不少進步，但是離振興中華的目標還差得很遠。振興中華靠什么？有人說靠經濟，有人說靠科技，我說最根本的還是要靠教育。

　　前一段時間，有一些國際組織，包括中國國內有一些學者，也在說中國GDP在2025年或者2030年就能趕上美國。要我說，這個GDP總量趕上美國也沒有什么實際意義，因為我們人均GDP比人家要低得多。就算人均GDP趕上，也不能說明我們真正趕上，只有我們全民的思想、道德、文化、科技水平真正趕上他們的平均水平，才值得我們自豪。我們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能夠跟我們的人口數量相適應，我們才能算真正趕上。

　　這樣一比較，我們還任重道遠，可能還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們現在就應該對教育給予充分的重視。教育的目的就是兩個：一個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學水平；第二個就是培養有創新能力的人才。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與丹麥科技創新部、丹麥高校聯盟聯合成立了中丹科教中心，中科院院長白春禮是中方主席，我是成員。我去年專門到丹麥和芬蘭考察了一下它們的教育和創新，有很深的體會。芬蘭的教育投入占GDP的7.8%，而且，丹麥高校對丹麥和歐盟的所有學生都不收費，只對亞洲學生收費。芬蘭的大學去年對亞洲學生還不收費，所以，在芬蘭念書一年有五萬元的生活費就夠了。這說明它們確實重視教育。

　　它們也重視創新。芬蘭只有540萬人口，它們沒有別的資源，只有森林，原來就是靠砍樹做木漿來發展的，后來轉向依靠創新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大家知道，諾基亞[微博]就是芬蘭的名牌 (盡管它現已被收購)，Linux這個操作系統也是芬蘭人搞出來的。一個只有540萬人口的國家能搞出很多創新，是不容易的。

　　由此可見，只有加強教育和科研創新，我們才能夠真正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比較強盛。我多次說過，經濟只能管我們的今天，科技可以管我們的明天，但只有教育才能保證我們的后天。所以，投資教育就是投資我們的未來。

　　立法決策的科學性、公正性和漸進性

　　中國經濟時報：您曾以一個民主黨派領袖和專家學者身份擔任國家領導人，參與過國家許多方面(尤其是經濟和科技領域)的重大決策。您如何看待人大工作？能否舉例談談全國人大是如何就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進行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的？

　　成思危：我覺得人大工作確實是非常重要。首先，我國憲法規定人大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人大工作確實對國家的長治久安和長遠發展特別重要。人大最主要的工作是立法和監督兩個方面。我到人大后，最深刻的體會就是要依法辦事。一方面要遵守實體法，同時要遵守程序法。我第一次參加委員長會議就感覺與其他部門不一樣，它的議程非常明確，而且所議的事都是要按照一定的程序一步一步做，一點不能違反。人大的監督工作有一個鮮明特色，那就是人大和“一府兩院”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工作，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由于各自的分工、職責等不同，就需要形成一定的制約。所以，人大對“一府兩院”的監督，既是制約，又是支持。我們一定要樹立這樣的概念，搞清這個根本前提。對“一府兩院”的工作，我們通過監督發現問題，提出意見，幫助改進。

　　人大最重要的任務是立法。不僅要注意數量，更要注重提高立法質量。要堅持立法的“四性”：系統性、科學性、公正性和漸進性。立法的系統性，首先是基本法律要完備。下位法服從上位法，法律要服從憲法。像我們之前修訂外貿法，也是適應形勢需要。加入WTO[微博]以后，許多子法都變了，如果母法不變那是不行的。

　　振興中華靠什么？有人說靠經濟，有人說靠科技，我說最根本的還是要靠教育。經濟只能管我們的今天，科技可以管我們的明天，但只有教育才能保證我們的后天。所以，投資教育就是投資我們的未來。

　　立法的科學性，就是每一次立法都要進行嚴格而充分的調研、論證。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審議公路法修正案時，修正案提出把養路費改成燃油稅，在生產環節收稅。審議的時候，常委會委員們就提出汽油可以這樣做，因為83%的汽油是用于交通的，柴油只有28%用于交通，其他的72%用于拖拉機、漁輪和柴油發電，這樣做可能會增加農民負擔。當時有關部門答復說，可以先征后退。但是大家還是不放心。第一，農民千家萬戶，你征了以后怎么退？操作性可能有問題。第二，各地財政大都比較緊張，燃油稅能否保證真的返回農民手里？大家雖然贊成費改稅這個大方向，但是從真正不增加農民負擔、對人民負責這個角度也提出了比較多的意見。所以第一次表決的時候差一票沒有通過。

　　還有就是關于公正(公平和正義)性。法律的象征物一手是劍，一手是天平，講的就是既要有權威又要公正。這個公正包括權利和義務之間要平衡。規定執法相對人承擔什么義務，就要相應賦予他什么權利。這個公正還要保證權力和責任之間的平衡。有權力就有責任，光講權力不講責任，那不是公正的法律。現在有的部門起草法律，主觀上就是想通過人大立法，把部門權力法律化。人大在審議時要非常小心，權力不能亂設，也不能濫用，否則要追究責任。一般來說，法律一經頒布，執法機關就處于強勢，執法相對人則處于弱勢，如果在立法時就不能保證公正，那就違反了立法保護絕大多數人利益的根本原則。

　　中國的立法確實有個漸進性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律應保持相對的穩定，但是，因為我們正在進行改革開放，處于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轉軌階段，對這個階段所制定的法律就要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深入及時修改，否則就不能與時俱進。

　　學者有四大責任

　　中國經濟時報：從政后，您并沒有放棄學術研究，在治學上依然投入大量時間。而且您也不回避經濟熱點問題，敢于發表自己的看法。請您談談學者的使命和責任。

　　成思危：學者應肩負怎樣的使命和責任？在“2013首都經濟管理學界新春聯誼會”上，我提了四句話。

　　第一，探討理論基礎。當前，中國社會面臨很多嚴峻的問題需要執政黨去解決，但作為官員來說，他可能沒有充分的時間去仔細研究這些問題，作為學者，就應該從理論的深度和高度去深入思考和研究這些問題。比如，中國改革現在進入了一個關鍵階段，有四個關系需要深入研究，即法治和人治、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場、集權和分權，每個關系背后都有一大堆需要研究的問題。就拿公平和效率來說，沒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穩定的效率，沒有效率的公平則是低水平的公平。這二者之間確實有個辯證關系，其背后的理論和問題很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借鑒國際經驗。比如社會保障，各個國家有各自不同的做法。有的是以社會統籌或者社保稅為主；有的是以公積金為主，個人賬戶為主，如新加坡；有的實行雙重政策，即社會統籌加個人賬戶，中國就是這樣。在解決所謂改革成本的問題上，也有各種不同的辦法。醫改也是如此，有英國模式、意大利模式、美國模式等等。作為領導，沒有時間去認真分析比較這些模式，有的領導干部到哪國考察就覺得哪國模式好。作為學者，就有責任把世界各國的經驗加以分析、比較，提出自己的看法，供領導決策參考。

　　第三，完善政策框架。政策是由政府官員制定的，政策出臺以后就要去執行，但官員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對很多問題尤其是細節問題可能沒有認真考慮。作為學者，就要補充和完善這些政策框架。比如房改，按照當時的設想，就是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加商品房三個層次。但是，由于跟經濟適用房相關的政策規定得不細，就出現了很多問題，也使經適房分配領域成為腐敗高發區。其實，有了經濟適用房這么一個政策框架，相關的分配條件、管理辦法等等，都得完善，得跟上。政策制定者往往考慮不了這么細，就需要學者通過調研提出建議來完善。

　　第四，分析政策實施的難點。任何一個政策，它在實施過程中都有意想不到的困難，學者就有必要去分析這些難點，提出可行的應對之策。

　　組文報道：專訪成思危：中國風險投資之父的多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