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曹一方

　　時代變革的陣痛，投影在個體上，是刻骨銘心的悲喜跌宕。30年前的八大王事件，讓胡金林跌落大歷史的舞臺，但值得慶幸的是，他還有自己激蕩的小歷史。在30年后的十字路口上回望，大歷史與小歷史，同樣有意義。

　　柬埔寨西港，海邊，斜陽。

　　57歲的胡金林喝了點酒，望著海面若有所思，畫面有些孤獨。

　　此前的酒桌上，他的朋友向幾個中國客人介紹：“這是胡老板，當年著名的溫州八大王啊。”客人們禮節性地笑臉相迎，卻未在意“溫州八大王”幾個字。干掉一杯酒后，話題竟被切換到了高爾夫球上。

　　胡金林答不上話，酒局遺忘了“八大王”。畢竟，那已經是30年前的事情了。畢竟，在后來轟隆隆的中國商業歷史中，他與“八大王”的故事戛然而止——就像一只在風暴停歇前起飛的海鷗，還沒飛起來，就被雷電擊落，消失在茫茫大海……

　　時代變革的陣痛，投影在個體上，是刻骨銘心的悲喜跌宕。其實，痛在自己，與人無關。號稱“喝酒未逢敵手”的胡金林，只能迎著異國的海風，獨自與歷史干一杯。

　　早起的蟲兒

　　每逢有祖國的朋友來柬埔寨，胡金林都會打開兩瓶自釀的靈芝酒，“我這酒好啊，不上頭，還養生。”他生平愛以酒會友，但從不抽煙。

　　30多年前，他去上海人民電器廠進貨，為了熟絡關系，他買了幾包大前門，跑到人家辦公室里散煙，自己還陪別人抽起來。不會吸煙的他，吸上第一口就被嗆得眼淚直流，遂再不沾煙。

　　這雖是陳年軼事，卻構成了一代溫州人捕捉歷史機遇的片段。當年經濟體制轉軌，電器產品供求渠道不暢，胡金林成立五金電器門市部，從國營企業里購進電器原料，簡單加工制作后，再賣給江浙一帶的國營工廠。

　　至1981年，柳市已有300多家門市，以及10多萬遍布全國的供銷大軍。而胡金林的年營業額已有120萬元，冠絕柳市，被稱為“五金大王”。彼時，如今的電器巨頭正泰董事長南存輝，還在另一位大王門前練攤修鞋；而德力西董事長胡成中，還是一名漂泊異鄉的供銷員。

　　然而，時局變幻，命運詭譎。1982年，一場打擊投機倒把的運動席卷而來，“八大王”首當其沖，大部分被捕入獄，而胡金林提前收到風聲，開始了長達兩年的潛逃生涯。

　　早起的蟲兒被鳥吃，歷史卻在欲揚先抑中前進了。

　　兩年后，政策形勢逆轉，中央八十四號文件給“八大王”們平反，蹲監的大王們，被陸續釋放。胡金林回到柳市，在監獄里呆了66天后，被放了出來。“當時已經平反了，因為通緝令還在，公安還得把我抓起來，走一個程序。但我已經不擔心了。”

　　盡管他并未像諸多商業史中記載的那樣，在監獄中提心吊膽怕被槍斃，但兩年的逃亡生涯，他確如驚弓之鳥。“當時樂清定下了10個槍斃的典型，有強奸的、搶劫的，我就是投機倒把的典型，其他9個都槍斃了，就我逃了。”

　　1983年五一節，胡金林躲在北京前門大街某招待所。清晨，隔壁接待室電話響起，是公安局打來的，叫人去領通緝令告示。胡金林側耳一聽，嚇得慌忙從被窩里爬起來，跑到天安門廣場瞎晃了一整天，再也不敢回招待所，第二天便逃往天津。

　　命運跟大王們開了一個玩笑。1984年平反后，再也沒有從前的“八大王”了。

　　時任浙江省副省長的吳敏達，從杭州一路來到柳市，帶著30多個各級官員找到出獄后的胡金林，鼓勵他繼續做大生意。胡金林卻擺了擺手：“我只希望比大的差一點，比差的好一點，最起碼人格不丟。”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但若沒有被蛇狠狠咬過，又怎能體會那種切膚之痛，以及隨之而來的恐懼？

　　胡金林對于副省長的回應，成了當時“八大王”們的普遍心態。而舞臺的聚光燈從此屬于當時一無所有、無所顧忌的人。這一年，更年輕的南存輝與胡成中，創辦了正泰與德力西的前身——求精開關廠。

　　空間換時間

　　風起云涌，終歸塵土。胡金林慶幸此后的聚光燈，不再照射著自己。

　　他一度想要脫離賴以成名的五金電器行業。1985年他投資100萬元，創辦溫州第一家軋鋼廠，希望填補當地基礎建設的需求缺口。但事與愿違，“我沒讀過什么書，不懂得讓鋼廠納入政府發展規劃，后來又有污染問題。”不到三年，扎鋼廠無奈關門。

　　最終，胡金林還是回到老本行，創立三林機床電器廠。重拾舊業的他很快如魚得水，仿制出的交流接觸器，品種比北京上海的國營大廠還全。至1993年，其年產值已達五六千萬元。然而，10年前那道刻骨銘心的傷痕，仍然隱隱作痛。

　　這一年，樂清政府召集了胡金林、南存輝與胡成中等當時的“電器五強”，提出讓其收編當地其他較小的電器企業組成大集團。面對如此誘人的橄欖枝，胡金林再度拒絕了。“還是心有余悸，怕做大了政策又有變，吃得飽飯就夠了。”

　　——時間還能倒回那個混沌初開、機會遍地的“八大王”歲月嗎？

　　很長一段時間，胡金林都在空間上尋找這個答案。為此，他還曾因為報紙上一則“國家將大力開發西北”的消息，而把公司開到新疆，結果是雷聲大雨點小，碰了一鼻子灰。

　　“老天爺真的很幽默，它擋住你的一只眼，卻掰開你的另一只眼。”2000年11月，時任總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胡金林聞風而動，在東南亞考察了一圈后，他看中了內戰后百廢待興的柬埔寨。“這里跟中國關系最為緊密，市場潛力也最大。”

　　實際上，柬埔寨電力供應嚴重缺乏，甚至還不如30年前的中國。絕大多數工廠都是用柴油發電機自己發電，而且配電設備非常落后，有的只是一把閘刀和四根銅條，有的甚至還用炮彈彈片作為替代品。

　　而當地市場上，絕大多數的電器產品都來自歐美。同樣一款產品，歐美的要1000美元，在溫州進貨則只需200美元。如果將溫州的產品運到柬埔寨，賣三四百美元，不僅極具價格優勢，還大有賺頭。

　　然而，運轉這一貿易鏈條絕非易事。早在胡金林之前，溫州僑光集團已在金邊設立分銷點，不過生意頗為慘淡。原來，當地市場需求相對零散，僑光不可能為了一兩個訂單的零散產品，包下一整個集裝箱發貨。但要將貨物從溫州發到金邊，除了集裝箱之外，僑光又別無他法。

　　難題同樣擺在胡金林面前——怎么辦？

　　奇人自有奇招。“金邊原本就有大批浙江青田人做小商品生意。我就好奇了，他們怎么發零單過來的？一問才知，原來他們發零單的渠道，就在義烏！”盡管這種方式類似“灰色通關”，但在柬埔寨卻無后顧之憂。難題迎刃而解。

　　2001年7月，胡金林的三林公司在金邊開張。兩間門面、10個房間和一個大倉庫，感覺如同當初在柳市的五金門市，即便周圍大多是語言不通的高棉人。他興奮地帶上翻譯馬不停蹄拜訪各個工廠。第一單生意，來自柬埔寨最大的啤酒廠——馬來西亞人投資的吳哥啤酒廠。

　　當時的吳哥啤酒廠，由三臺發電機運轉，配電系統浪費率達到30%。有馬來西亞的電器公司報過價，開口5萬美元，而胡金林要價僅6000美元，并承諾安裝兩臺省電柜，三臺發電機只用開兩臺。

　　啤酒廠老板將信將疑，要他安裝好后自己再付錢。為了打開當地市場，胡金林一口答應。結果兩個省電柜一裝上，功率從此前的1200萬千瓦，降至700萬千瓦，正好是兩臺發電機的功率。

　　雙方皆大歡喜，胡金林在當地一炮打響，進而又拿下當時柬埔寨最大的制衣廠——臺揚制衣廠3萬美元的訂單。安裝完成后，工廠每月節省電費4.5萬美元，不到一個月便收回投資。后來，他跟這個工廠的臺灣老板開玩笑：“幫你省下的錢，都夠你整個新工廠了。”

　　異國他鄉，時空變幻，彼時45歲的胡金林好像找回了當年那個25歲的自己。

　　大王的氣概

　　有人說，如果沒有被打成“投機倒把”，中國最大的電器公司，應該屬于胡金林。這樣的推論，對于如今的胡金林，已無任何意義。

　　1997年，胡金林來到正泰，南存輝一見面便道：“哇，老胡你來了，趕快趕快，董事長你來做。”此時的正泰，正處于集團整合期。其銷售網點在全國遍地開花，大幅提升了銷量，但內部整合進來的企業參次不齊，外部又有很多中小企業想掛進來，這讓南存輝一時理不清頭緒。

　　面對南存輝半開玩笑式的邀請，胡金林搖了搖頭，笑了笑說：“南董啊，將來你會名利雙收，但時間不屬于你。”話中玄機，不言自明。多年以后，功成名就的南存輝見到胡金林時，對下屬吩咐：“他是我的前輩，你們要尊重。”

　　謝絕了邀請的胡金林，一度把自己的三林電器廠，掛進了正泰集團，另謀他路。但是，柳市的江湖并沒有放過他。

　　在一次飯局上，趁南存輝不在場，某集團高管冒出一句：“董事長開口了，我是很違心讓你進來。”場面頓時尷尬，胡金林卻一笑置之：“老總，你吃大魚大肉，我就喝點剩湯。”

　　隨后，胡金林決然退出正泰。南存輝不解：“老胡啊，人家想進都進不來，你卻要退出？”胡金林無言，心里卻告訴自己：寧可站著死，不可跪著生。絕不委曲求全，這關乎胡金林的底線——最起碼人格不丟。

　　人格不丟。這關乎一個人的進與退、舍與得以及愛與憎，尤其是在商業利益面前。

　　2003年，柬埔寨當地一個80多歲的華裔電廠老板病危，病床上的他派人請來了胡金林。當初，跟胡金林合作后，他的火電廠扭虧為盈，每月能賺5萬美元。老人因此對胡金林備加賞識。

　　老人一見到胡金林，頓時打起了精神：“小胡，你能來我很高興，我兒子和太太都在歐洲，這邊沒有親人，工廠你就開個價吧。”胡金林感慨不已，他明白老人臨終前最后的一個心結，莫過于把工廠變現留給兒子。略微一算后，他報價100萬美元。老人會心一笑，一口答應。

　　此后三年油價漸漲，依賴柴油的火電廠利潤見底，遂被關閉。而三年內賺來的錢，差不多就100萬美元。胡金林當初的這筆買賣，純屬幫老友完成一個臨終前的心愿。

　　一去一來百萬美元，其中義氣，卻不可衡量。即使在各路勢力魚龍混雜的柬埔寨，胡金林依然如是。

　　比如，曾經一個混跡印尼12年，混不下去了的溫州人來到柬埔寨，找到胡金林希望成立溫州商會：“搞起來了，可以在里面賺錢。”胡金林斷然拒絕。“他們其實就是一群烏合之眾，打著商會招牌，誆騙中國商人來柬埔寨投資。”于是，他在柬埔寨一手創立溫州同鄉會，旨在為當地華人排憂解難。

　　2011年，一個浙江工人在一家臺灣人的制衣廠里猝死，臺灣老板只愿意掏2萬美元了事。胡金林聞訊后大怒，帶著死者家屬來到工廠，指著臺灣老板的鼻子大罵：就是你們榨干了工人的血汗，休想就這樣了事！最終，在胡金林的努力下，死者家屬獲賠9萬美元，創下當地相關事件最高賠償金額。

　　最轟動的一次是2012年。30多個中國勞工被一個江蘇老板騙到柬埔寨打工。幾個月后，老板不但拖欠工資，還扣著他們的護照跑路了。工人們走投無路，只得在大雨滂沱中，跪在大使館前面求助。胡金林從大使館獲悉后，立即調動溫州同鄉會，組織了十幾輛車，將他們安置到賓館，直至將他們送回中國。

　　此后，胡金林的公司被當地華人稱為“第二個領事館”。義之所至，振臂一呼，他的“大王”氣概，可見一斑。

　　一個人的復興

　　跌落過的人生，究竟怎樣才算真正站起來？尤其是一個曾經的“大王”。

　　按照國內的標準，即使將溫州和金邊的兩個公司加在一起，胡金林的電器公司也最多算是中型企業。這離重振大王雄風的勵志故事，還差了一大截。

　　然而，站沒站起來，其實取決于內心中那個自己是否灑脫。“做大了有什么好？我溫州很多朋友，都是大老板啊，一天累得要死，有什么意思？你看，我現在不是很好嗎？”

　　確實如此——30年前，胡金林逃亡在外，大兒子在溫州出生，他只能偷偷摸摸打個電話回去。他來到柬埔寨不久，大學畢業的大兒子也過來幫他打理生意。如今，他膝下多了一對可愛的孫兒孫女，一家三代雖然遠在異邦，但也其樂融融。

　　當年，他對南存輝說，時間將不屬于你。后來，他用“不把生意做大”，換來了自己的時間。有朋友從國內過來，他大多會拉上一車人去西港海邊，曬曬太陽，喝喝酒，吹吹風。

　　嘆息也好，遺忘也罷，別人如何看，對于胡金林已經無足輕重。只是，對于大歷史給他的評價，他或多或少總有些抵觸。他并不想一次又一次地被釘在大歷史軌跡上那乍暖還寒的一刻。

　　比如2009年，央視制作中國近代史紀錄片《復興之路》，其領導下死命令讓攝制組一定要采訪胡金林，作為改革開放的典型人物。不巧的是，攝制組趕到溫州那天，正好撞上胡金林兒子的訂婚酒席，采訪被胡金林一口拒絕。

　　央視的正面采訪，很少遇到這般不配合的采訪對象。攝制人員一下子急了：“這是我們的政治任務。”胡金林更激動：“政治任務是你們的啊，如果當初我沒跑，被槍斃了，你們會給我拍嗎？”

　　又比如，十八大期間，電視劇《溫州一家人》在央視黃金檔播出，其中便有根據胡金林真人真事而改編的情節。央視的人打電話給胡金林：“老胡啊，《溫州一家人》在十八大期間播出，其中含義是什么，你懂吧。”誰知，胡金林卻揣著明白裝糊涂：“什么含義，我不懂。”

　　的確，要從傷痛中站起來，有些事需要糊涂一點，有些事則必須看明白。2007年，胡金林看準了橡膠種植業。“橡膠是不可替代的資源，我國只有海南、云南出產，八成依賴進口。而柬埔寨正適合種橡膠，我這也是給國家做貢獻。”

　　于是，他跟朋友合伙，一連開了6家公司，每個公司買下1萬公頃林地(柬埔寨法律規定，外資公司每家只能買1萬公頃土地)。這成了胡金林最喜歡向外人提及的事情：“橡膠樹種下去，三五年就可以割膠，割膠期有三四十年。今年已經有幾百噸橡膠運回國內了！”

　　2013年，57歲的胡金林學會了用微信，這成了他在柬埔寨與國內朋友聯絡的主要方式。結果，第一個月的話費，嚇了他一跳，海外用了網絡流量，多出3000多塊。

　　為此，他憋了一肚子火，回國辦事時，一下飛機便直奔移動公司，拍著桌子大吼：“說的流量包月，你又沒說只能在中國用，你這不是欺詐嗎？”對方被一下子震住了，最終只好退給他1000多元的話費。

　　——30年前失去的東西，胡金林一點一點地找了回來。

　　編 輯 白靈 sjbaili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