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楊仕省 北京報道

　　農村土地流轉越來越受到各界的關注。

　　“隨著新一輪城鎮化的推進，農村地權變動將會更加劇烈和復雜。”10月24日，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憲法學會副會長張千帆對記者表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進程將加速，而農地流轉無疑是最為核心的一環。

　　據記者調查，近年來各地相繼實施農地流轉試點，并設立農村產權交易所為農地入市搭建平臺。對于這是否意味著土地流轉制度出臺會提速，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專家咨詢組成員姜明安回應《華夏時報》記者稱，現在中央層面和學者都有爭論。“這要看十八屆三中全會對農村土地怎么決策，是走市場化道路還是以行政征收為唯一選擇。”

　　農地流轉平臺漸多

　　今年以來，多個地方紛紛自下而上試水農地流轉，包括海南、福建、溫州等地。

　　據記者了解，海南版的集體土地改革，涉及對經批準納入流轉試點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允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自主開發經營等。

　　幾年前，海南省就爭取到了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征地制度、農村集體土地流轉等改革試點。海南2008年開始對農村宅基地確權，2009年再次出臺措施，計劃用3年時間完成農村土地的登記頒證。這項措施為海南農地能夠入市交易創造了積極條件。

　　廣東省的土地管理也有不小進步。據了解，《廣東省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管理辦法》于今年10月1日正式實施，曾被業內人士譽為 “新土地革命”。

　　以往，各地開始自發探索農地流轉，但按照法律禁止農村宅基地入市交易，只能在本村集體內流轉。這次廣東又進了一大步，允許農村宅基地在“本鎮域范圍內流轉”。

　　相比之下，溫州的試點更超前。10月1日起實施的《溫州市農村產權交易管理暫行辦法》規定，12類農村產權可以在農村產權交易所公開交易，并允許在縣域內流轉，這些產權包括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房屋所有權、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林地使用權等。

　　“這項改革應該在全國逐步推廣。”多次為《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提供建議的張千帆對記者表示。中國土地協會一位副會長近日也表示，應合理放開部分集體建設用地自由流轉。“積極探索城鄉土地自由流動的路徑，宅基地、集體建設用地都是今后改革的重點。”他說。

　　農村產權的改革領先的要算成都、重慶。

　　2008年成都成立全國首家農村產權交易所，成都市與國土部簽署試點協議，在都江堰、雙流、大邑、溫江四個市縣，積極試點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土地流轉公開化。一位接受采訪的專家表示，成都的產權制度改革按照“確權是基礎，流轉是核心，配套是保障”的發展思路先行先試，希望保證農民的利益。

　　重新劃定利益格局

　　“各地積極籌備農村產權交易所，是為農地入市作準備。”中國農業大學[微博]教授田維明認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農村各類產權的確權和交易問題，而土地確權尤為重要。他表示，農村土地確權到戶意味著重新劃定利益格局。

　　土地問題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劉守英認為，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涉及到市場資源的重新配置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建設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農地才可入市交易。”他說。

　　在張千帆看來，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農地轉為建設用地，農民獲得的賠償不足，由此引發的矛盾比較尖銳。對此，農業部部長韓長賦近日對官方媒體表示：“土地征收‘剪刀差’問題突出，尤其是土地被征用以后，巨大的增值收益沒有多少真正落到農民腰包。”

　　中國房地產學會副會長陳國強此前告訴記者，在《土地管理法》未修訂前，首先要遏制農地變為建設用地過程中的國有化傾向，防止地方政府任意擴大征地范圍。

　　“無論《土地管理法》或者《憲法》，都沒有對公共利益事項做明確列舉，這是問題的實質。”包括姜明安、張千帆在內的法學專家主張，農民不僅要獲得更多經濟補償，理應成為農地入市的交易主體，自愿參與其中。

　　國土部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研究課題小組成員、國土部規劃司副司長劉國洪公開表示，改革研究小組在歷時10個月對11個省份的50多個城市進行調研后，目前已形成關于改革完善土地管理制度、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的框架建議。一位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解決好補償相關的征地制度改革，農地市場化后農民的權益才會得到保證。

　　法律障礙依然存在

　　據記者調查，盡管我國曾多次對征地補償制度進行改革，但征地補償政策未有明顯進展。一位接近國土部的人士透露，在土地改革制度的完善工作中，涉及補償的征地制度至今各方尚未達成一致。

　　業內人士期待的，除了《土地管理法》要重新修訂外，還有《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條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指導意見》等法規盡快出臺，使得未來農民可以逐步成為農地入市的交易主體。

　　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認為，土地無論國有私有，都應“同地同權同價”。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黃小虎表示，農地入市是未來方向，要打破國家土地壟斷不容易。

　　1995年前，土地行政主管部門一度推行“轉權讓利”政策，規定集體建設用地必須轉為國有，才能進入二級市場流轉。1995年后的政策導向發生變化，不再強調必須轉為國有，但也沒有明確應該怎么辦。到2001年底，全國多數地方仍沿襲“轉權”模式，只有少數地方另辟蹊徑，探索集體土地流轉的新模式。

　　一晃10年，“農地入市”的全國性改革措施至今仍遙遙無期。專家認為，在政府決策層面，首先面臨的是法律障礙。國土部一位官員曾坦承，全國性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管理辦法其實早已有方案，但與現行《土地管理法》有沖突，因此不可能出臺。

　　更深層的障礙來自地方的財政訴求。“現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指望靠征地搞錢，以地生財。如果允許農地自己入市，這個增值收益農民拿去了，財政就少了一筆收入。”黃小虎認為，地方政府的阻力更大。

　　今年年初，時任國土部部長的徐紹史在部署2013年重點工作時，提出要研究制定“經營性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指導意見”。為配合土地制度改革，《土地管理法》修訂工作可能在年內取得進展。姜明安說，當前，國土部正在加快推進農村土地確權工作，這次登記發證的對象是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