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紅利，該不該多上繳？

　　近日，央視財經頻道連續播出了六集紀錄片《國企備忘錄》，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那么我們應當如何看待當下的國企？國企應該怎樣繼續作大做強？國企的紅利又應當如何分配，才可以讓全體百姓受益？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史小諾和特邀評論員國企改革專家周放生、著名財經評論員劉戈共同評論。

　　紀錄片《國企備忘錄》受到關注和熱議，如何看待國企紅利和它所獲取的資源？國企內部激勵和回饋社會之間是否存在沖突？下一步國企改革重點又該落在何處？

　　于德水(原沈陽冶煉廠工人)：沈陽冶煉廠的大煙囪，它的高度120多米， 比這樓房還要高得多，它是沈陽工業的象征，我們曾經以自豪的大煙囪，在我們心中徹底沒了。

　　張德忠 (時任沈陽黎明航空發動機集團公司副總經理)：文化革命期間，他們書沒讀完，趕上動亂，然后下鄉，下鄉的遭遇不用說了，然后好不容易趕上回城的機會，參加工作了，企業好了幾年，過了幾年。然后他們又下崗了，他們心里肯定想，這些倒霉事怎么都讓我們攤上了？如果我不做這個工作，走點小后門，估計還可以，我心里不客氣地說。后來她(妹妹)是尿毒癥。她走那天春節晚上，我在病房里，春節那天我在病房里陪她。

　　從2011年開始，國資委下轄的117家國有企業每年都要向社會公布，各自的社會責任報告，接受公眾監督。

　　王勇(國務院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向社會發布我們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就向社會亮劍了，就是我們企業在社會責任上，我們作什么承諾，我們做了什么，我們應該做什么。我們還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2008年秋天，世界金融危機陡然而至，中國鋁業公司2008年前七個月盈利82億，年底變為虧損62個億，國際鋁價半年內跌落50%。在空前的虧損中，剛出任總經理的熊維平率先把自己的薪水降了30%，公司副總降了15%，降薪人員涉及五千多名企業干部，一場生存之戰就此展開。一位職工寫下了這樣的話“論經驗和閱歷，我們只能在鋁冶煉行業有優勢，論吃苦耐勞，我們不一定比農民工強，如果企業在這次危機中倒下，讓我們的廣大員工到哪里去尋找工作？”

　　熊維平(中國鋁業公司總經理)：說實話，我經常把這三個數據，二十萬人，一百萬家屬，一千萬的間接就業，始終是在我的腦海里面，始終是沉甸甸的。我這個人還真的不會去要什么，只能是帶好我這個班子，帶好我這個團隊，帶好我這個隊伍，通過市場的行為，通過自身的努力去改變自己。

　　目前部分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處于深度的下滑狀態。1月27號，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2012年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14630億元，同比下降5.1%。

　　王勇(國務院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國企改革任重道遠，國企發展責任重大，使命光榮。只有前進，沒有倒退。

　　劉戈：不能忘記為國企改革付出慘烈代價的工人們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我同學當年經歷了這樣的歷程，我有同學工作了十年，七千塊錢就買斷了工齡，什么都沒有了。還有同學看了《國企備忘錄》以后，他說，終于有人站出來為當時工人的犧牲說了公道話。我覺得這是對這部片子非常高的評價，也就是對于那段可以稱作是慘烈的歷史的評價。那個時期到現在，是十來年的時間，可能有一些人已經淡忘了。但是對于付出過慘痛的代價的改革的這樣一些人，對于他們來說，是把這種記憶重新喚醒。也就是說，從這個時候，其實我們對于這樣一個改革歷程，需要一個全面的梳理，也就是哪些地方做對了，哪些地方做錯了，做錯的地方，以后不要再犯那樣的錯誤。

　　周放生：國企的發展還是要靠改革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我是歷史的親歷者，《國企備忘錄》所反映的情況其實是掛一漏萬，當時情況困難的程度比片子反映的還要嚴重。當時因為國企用員很多，這是傳統的體制留下來的，沒有辦法就采取下崗分流的辦法，所以很多職工下崗之后，拿了點錢就買斷了工齡，然后自某生路。他在企業里本來是很專業化的操作工人，非常專業，脫離了企業之后，很難在社會上有生存的技能，所以很多職工非常困難。當時各種情況都有，女同志更多的就回家了，男同志有的去練攤，有的重新到別的企業去給民企打工，甚至像我們一些三線企業，因為他們靠近農村，他們就給農民打工，比如幫著農民種地，幫著農民去鄉鎮企業去工作。甚至幫著農民養豬，這種情況都非常多。

　　我們過去的國企改革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包括物質上的，包括很多工人下崗，承擔的精神上以及各方面的代價，這也是改革的成本。任何時期都有成本，如果沒有過去的改革成本，就沒有國企后來的變化，包括整個經濟發展的變化，可能都是當年的國企打下了的基礎。所以說，我們現在的國企和國企今后的發展還是要靠改革，如果說丟掉了這一點，我們過去付出的代價就不值得了。

　　周放生：國企首先承擔的是社會責任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國企有別于其他的企業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它首先承擔的是社會責任，就是當社會責任跟企業利益，企業盈利目標發生沖突的時候，應該讓利于社會責任。但是企業責任第二位就是企業責任，但是企業責任跟企業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讓位于企業責任，第三位才是盈利，我覺得這才是國企有別于其他企業的區別。

　　最典型的是中糧，它雖然也是生產全鏈條，但是它第一責任不是說生產出多少產量的農產品和贏多少利，第一就是食品安全。買中糧的產品就放心，那么可能在保證食品安全上，會投入最更大的成本，可能利潤賺的少了，社會責任是第一，這時候就要盈利讓利于社會責任，保證食品安全。

　　劉戈：國企要和整個國民、國家的發展目標合拍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其實國企的情況也不太一樣，有的國企就是在完全競爭市場領域里，有的國企相對而言守著一個壟斷的地位，還有一個國企是在搞科技、國防，這樣一些目前民營經濟不可能進入，沒有能力進行發展的領域里，這些情況也是千差萬別。那么對于責任的理解是什么？我們現在國有企業的責任，和我們通常所說的來自于西方的企業社會責任有所區別。因為在那個里面，你做好對你的員工，對環境、對股東、對于消費者、對于社區等等的一個關系就夠了。對于中國的國有企業來說，在發展過程當中，要和整個國民、國家的發展目標能夠合拍。比如你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有所選擇，比如為什么我們最后會讓央企中非主業搞房地產的企業退出，因為你干這個事情就是不務正業，你應該干什么？比如像中化，原來是進口化肥，現在就是進一步培養優良的種子，這一步可能是我們國家的薄弱環節。那么國企做這樣的事情，我想老百姓是歡迎的、支持的，而不是過多地、一味強調國有企業做大做強。

　　楊燕綏：國企紅利可以用于社會保障儲備基金

　　(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國有企業創造的紅利中的一部分，可以用于社會保障儲備基金，或者用于解決當前的支付基金，甚至國有企業還可以作為養老金的托管機構，確實保證養老基金保值增值這樣的目標。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基礎設施，還有歸公服務基礎設施的提供者，國有企業應當最講求質量，發展長遠規劃，不能是急功近利搞一些豆腐渣工程，應當讓人家放心的工程，做基礎設施、服務設施建設工程的標桿。它們的員工福利、員工薪酬應當具有一個公平性。

　　劉戈：國企要有社會責任 帶頭做民企做不了的事情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對不同的國有企業，要有不同的分析，具體的問題具體分析。有一些企業已經完全進入到市場競爭領域里，他和其他的一些民營企業、外資企業都進行平等的競爭，而且競爭得很慘烈，這是一種情況。有的企業相對而言具有壟斷地位，他們掙錢的方式、管理的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別，那么對于這樣的一些企業，我們現在在管理上是不是可以有差距？比如像對于人才的使用，一方面，你可能需要有高薪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另一方面，如果占據相對壟斷地位的企業給員工和領導開過高的薪酬，大家就不高興，這里面也有一個平衡的問題。

　　有一些壟斷性的企業，它如果把下游都充斥的太厲害了，那么民營企業就有意見了，機會就沒有給大家留著，所以你要能夠把別人做不了的事情，你帶頭去做。然后你的下游能夠帶動很多的民營企業和一些中小企業，讓他們也能夠撿到上游剩下來的東西，那么這樣的話，大家就形成一個生態圈。而不是說你在這個地方吃的干凈，讓整個社會對國有企業的地位和價值，就有不同的聲音。

　　周放生：目前國企的體制和機制還不能適應市場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現在國際競爭了，有一些國有企業困難、虧損主要原因不是外部，主要原因是內部，是自己的管理問題，是自己的體制、機制還不能適應市場的問題。因此對于這樣的企業存在的問題，根本的出路在改革，在通過機制、體制的變化，在市場當中去鍛造。不能再用傳統的、老的辦法，希望國家來救，希望國家資本來救，這都不是出路。

　　我們可以形成一些分工，比如需要長期大投入的，可能對民營企業來說，不能忍受這么長時間的投入，那這就應該是國企來做，是國家需要的。那么下游就放民企做，國企不要通吃。我們現在國有企業母公司基本上都有獨資公司，或者國有獨資企業，也就是說，它還是傳統的體制，那么就應該開放產權，按照中央的精神就是股權多樣化。股權多樣化不是在國有經濟內部體現的，一定要引入民營資本，引入外資資本，形成混和所有制，這應該是一個改革的方向。

　　再一個就是開放市場，我們現在有一些市場還沒有完全開放。比如說我們的軍工產品，我們軍工產品配套這部分逐漸開放了，那么要有一些常規武器，有一些產品還是可以向市場開放的。還有就是，我們通過這樣的方式就能夠促進國有企業的發展，而且這種股權的融合，能夠使兩類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