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官員透露，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已經基本成型。目前正在做進一步的修改和溝通。方案可能在今年全國兩會前出臺。

　　【中國經營網綜合報道】媒體報道稱，據官員透露，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已經基本成型。目前正在做進一步的修改和溝通。他還透露，方案可能在今年全國兩會前出臺。

　　3月前或出臺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已經基本成型，但在征求意見階段一些細節仍有待達成共識。

　　一位熟悉政策制定進展的官員表示，收入分配改革遲遲沒有出臺的首要原因是部門間還須協調達成一些共識。

　　據山東商報報道，一位參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研究人員也說，在起草了至少半打的草案后，由于國有企業的反對，一些最重要的建議被削弱或徹底放棄了。

　　上述官員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尚未出臺的另一個原因是目前制定方案內容太宏觀和概括，在具體落實上涉及不多。根據十八大提出的新目標，發改委想增加一些具體的政策，更貼合中央制定的發展方向。上述官員還透露，如果順利的話，方案會在今年全國兩會前出臺。

　　受阻3大群體

　　據山東商報報道，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啟動，由國家發改委具體負責，財政部、人社部、國資委等多個部委參與制訂。在2010年 初 和2011年12月，國家發改委曾兩次將方案上報國務院，但均因高層領導認為需要繼續修改而未獲通過。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曾這樣表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喊了八年了，到現在沒有出臺�！�

　　幾乎每個人都在問，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有人說是既得利益群體，有人說是城鄉二元體制，也有人說是行業壟斷。“都對，這些都是阻力。但是，我認為，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推動改革的方式。”有官方智囊甚至這樣認為——實際上，參與改革的部門本身就是阻力。

　　收入分配改革是由發改委牽頭、多部門參與的方式下進行的。在部門分割的體制下，部門之間缺乏規范的磋商溝通機制，牽頭部門往往需要付出極大協調成本，加上部門之間利益的博弈，改革方案的出臺極其困難。他舉例，比如，在調整利益結構分配時有人提出，壟斷行業現在都是國企，超額利潤要回歸社會，因此國企要提高上繳的利潤到50%，但國資委就不干，它要維護國企的利益。

　　據官員透露，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已經基本成型。目前正在做進一步的修改和溝通。方案可能在今年全國兩會前出臺。

　　更有媒體直指阻撓方案出臺的三大“禍首”：以貪腐官員為代表的權貴利益群體、以壟斷企業為代表的壟斷利益群體和以房地產業、資源行業為代表的地產和資源利益群體。

　　國家發改委就業與收入分配司副司長紀寧曾在不同場合回應方案難產的原因。她表示，由于收入分配的問題涉及面廣，具有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的特征，所以必須著眼長遠、統籌考慮。

　　行業收入差距或縮至4倍

　　據21世紀經濟報道，“從指標量化的角度，目前收入十年倍增已經算是一個，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縮小收入差距，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可以量化的比例關系�！敝袊鴦趧訉W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表示。

　　他為記者舉例稱，比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目前是3.13倍，能不能爭取到2020年縮小到2.5-2.8倍；行業收入差距1978年是2.17倍，目前是4.48倍，2020年能不能縮小至4倍左右；地區收入差距是2.5倍左右，今后也有進一步縮小的空間。

　　“這些方面如能做出量化引導，對落實中央關于縮小收入差距的基本要求就有了定量的參考。”蘇海南表示。

　　此外，蘇還指出，財政支出多少比例用于民生，也可以一一量化。比如教育占GDP比重4%已經立法，社會保障占財政支出比重，能不能也提出相關量化要求？

　　此前全國人大常委鄭功成和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均提出建議，力爭在“十二五”期間將基尼系數降到0.45以內，2020年降到0.4以內；同時明確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比重5年增長幅度不低于5%，2020年恢復到50%以上。

　　此外，還應當確保財政支出中每年用于民生福利部分的增長高于財政收入增長3-5個百分點。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則指出，2008年我國中等收入者比重為23%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甚至是新興經濟體國家的水平，爭取每年提高1-2個百分點，到2020年將有可能達到40%以上。

　　“如果這個目標能實現，經濟轉型、社會轉型就有了主要的基礎和條件”遲說。

　　“最終收入分配方案可能不會出現太多具體的量化要求。(方案)首先把大的方針原則定下來，然后才是考慮如何量化落實，比如先定下‘兩個同步、兩個提高’，在此前提下，地方和部門可以在自己分管領域，做出量化安排。”蘇海南稱。

　　據官員透露，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已經基本成型。目前正在做進一步的修改和溝通。方案可能在今年全國兩會前出臺。

　　在“十二五”規劃中，中央明確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

　　蘇進一步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涉及最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說，收入分配改革不應該只是頂層設計，還應該是國家與公眾、中央與地方、政府與社會協商互動的過程。

　　深圳市委常委張思平在上述改革論壇上稱，在控制高收入方面，地方沒有權限，但國家如果決定展開試點，深圳可以試點比如說遺產稅等。

　　“中國現在富人那么多，為什么不能開征遺產稅，有人擔心遺產稅是怕資金外流，富人都跑了。實際上我國已經出現了第三次移民潮，帶走社會精英和巨大的改革開放形成的財富。”張說。

　　官員學者們提出定量化建議，是基于對目前收入分配嚴峻形勢的判斷。

　　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政協委員蔡繼明直言，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到根本利益的調整，不可避免要受到很大阻力。比如說，政府減少行政支出等，政府在實踐收入分配中，是沒有動力的，這就需要一個硬性的規范。

　　“小女輟學賣豆芽，打工老夫走天涯。日背磚塊汗如雨，夜宿工棚霜似花。停飲酒，不喝茶，分文積攢寄嬌娃。偶閑也作登樓望，萬戶千燈不是家�！�

　　24日論壇上，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為大家朗誦了一首名為《鷓鴣天·打工老者》的詞，在他看來，這首詞背后反映出收入分配問題已經非常尖銳。

　　“歷屆政府關于收入分配制度有不同提法，有的過了近20年尚未落實，我覺得重要的不在于許諾，重要的是落實，要落實就會面臨一些既得利益的調整，不僅增量上要做文章，存量上也需要有變動。”宋曉梧在24日論壇上表示。

　　2001年，時任國家體改委分配和社會保障司司長的宋曉梧就參與全國收入分配的研究，十多年過去，當時提出來一些思路，比如說對壟斷企業限高等問題，在他看來，至今進展甚緩，有的問題還在加劇。

　　“我們需要把這些問題寫進文件，但不是說文件寫了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寫進文件并不是工作的結束，而是解決問題的開始。”宋曉梧稱。

　　據官員透露，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已經基本成型。目前正在做進一步的修改和溝通。方案可能在今年全國兩會前出臺。

　　劉浩也表示，從歷史回顧看，只有頂層方向性設計，沒有具體施行要求是不行的。2011年與2006年相比，我國國民總收入增長2.18倍，財政收入增長2.68倍，而城鄉居民收入只增長1.85倍和1.95倍，這樣的數量變化是難以實現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

　　根據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從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我國勞動報酬占比水平總體呈現下降趨勢，人均勞動報酬及其增長相對于人均GDP和勞動生產率明顯落后。尤其近年來下降更為明顯，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已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0年的45%。

　　“目前，我國經濟增長趨緩，面臨下行壓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很可能我們已經到了收入分配不改革就不能繼續發展的階段�！眲⒑品Q。

　　從政府、企業、居民三者間此消彼長的分配關系來看，居民勞動報酬占比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政府與企業占比逐年上升。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測算，從上世紀90年代初到2008年，我國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下降6.7個百分點，而政府所得在GDP中的比重略升1.6個百分點，同期企業營業盈余年均增長18.02%，利潤和生產補貼提高較快。

　　可見政府所得和企業營收比重提高，是初次分配中擠占勞動報酬占比的主要原因。

　　“從宏觀角度看收入分配，國家以稅收參與分配，企業以利潤參與分配，居民以勞動報酬參與分配，三者之間的比例關系應該多關注提高居民的勞動報酬�！比松绮縿趧庸べY研究所研究員劉軍勝告訴本報。

　　而采訪中了解到，這也恰是未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重點之一。

　　針對提高勞動報酬占比，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在不久前發布的中國薪酬報告2011中，就專門提出“十二五”期間的目標設定建議：“頭兩年遏制下降趨勢、后三年力爭實現略有提高。”

　　報告認為，“十二五”前兩年宏觀環境比較復雜，2013-2014年國際經濟形勢趨勢明朗，最后一年，宏觀經濟指標向好，有利于實現各項任務目標。

　　但短期內迅速提高居民勞動報酬，劉軍勝表示仍有難度，“因為通過減稅降低國家在收入分配當中的比例，同時要防止減稅成為企業利潤，所以需要出臺配套政策，保證減稅部分真正落入居民的口袋”。

　　據官員透露，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已經基本成型。目前正在做進一步的修改和溝通。方案可能在今年全國兩會前出臺。

　　但增速上應有動態規劃。劉軍勝表示，比如GDP的增速設定為7%-8%，勞動報酬的增速至少應不低于GDP增速，此外考慮到物價水平，勞動報酬的增速應該更高。

　　分析

　　什么在影響中國人未來的收入

　　據南方周末報道，欲展望未來的收入情況，需先了解中國人收入在當下的特點。特別是，在2012年，中國人的收入、財富發生了哪些變化。

　　財富增長的風險和偶然性

　　跟財富直接相關的幾個市場，無論是樓市、股市、土地還是存款利率，都直接地深受政府影響，這導致中國的財富增長充滿了風險和偶然性。

　　政府官員通常會對GDP念茲在茲，但老百姓更為關心的是收入的問題。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別？

　　粗略地說，GDP是用來描述某地全體人員新創造的財富總量。這些財富大致被切分為三大塊：勞動者獲得工資、投資人獲得利潤(包括存款利息、房租收入等)、政府拿走稅收(其中有一部分變成社會福利、補貼，又返還給老百姓)。它包括歷年的總收入中減去已經消費掉的那部分而留存下來的，也包括一些非勞動創造的東西——比如土地、礦山等自然資源，一旦通過市場被買賣，當年買賣的部分被計入當年的GDP。

　　由于GDP與財政收入、就業都有直接的關系，而這些都是政府官員最為關注的指標，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政府官員對GDP格外關注。

　　而老百姓關心的自然是怎么增加財富。有兩種辦法，一個是增加收入，一個是增加財產的估值。

　　先說說財產估值。在2012年，國內在限制房價，國外有歐債危機，整個經濟形勢偏冷，再加上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上都不像四萬億時代那樣有大動作，所以，所有的市場都熱不起來，表現在財產估值上面，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

　　另一塊是收入。中國人的財富主要集中在四大塊上：房產、存款、企業資產和股票。

　　房產大約聚集了100萬億的財富：城鎮住房總面積近200億平方米(其中居民住宅大約150億平方米，其余為辦公樓、商場、賓館等)，以平均價格4000元計算，總價大約80萬億；農村住房總面積要比城鎮的大一些，但是單價可能只能以1000元計算，姑且粗略估算為20萬億。

　　據官員透露，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已經基本成型。目前正在做進一步的修改和溝通。方案可能在今年全國兩會前出臺。

　　過去幾年，中國的房產價格在不斷地飆升，這在為一部分家庭帶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為更多的人增添了生活的壓力。此后空前嚴厲的樓市限制政策，終于讓房價這匹野馬暫時消停，在2012年沒有大的變化。不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房價的上漲無非是提示了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信息：房子供不應求。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這種供求矛盾在短期內難以改變。而政府的每次樓市調整政策都直接影響地產商開發新的項目，這不但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反而會加深供求矛盾。

　　存款是中國人保存財富的另外一個重要方式。中國的存款總數為92.7萬億，總貸款數為66.7萬億，凈存款為26萬億(均為2012年11月的數據，其中個人存款40萬億)。凈存款數比年初增加了大約4萬億元，這個迅速增長的數字表明，在2012年，老百姓第一不敢大膽消費，第二不敢大膽投資，于是錢都跑到銀行里吃利息了。不過，這其中有不少錢活性比較強，一旦市場轉好，可能有數以萬億計的錢跑出來興風作浪。

　　全國企業總資產則缺乏明確的數據，由于中國的貸款主要是貸向企業，貸款余額66.7萬億，估計企業的總資產不會少于100萬億元，凈資產至少有50萬億。

　　股票市場是企業資產的延伸，現在上海、深圳兩個交易所，上市公司總市值大約22萬億。而2011年年初，兩市的總市值超過30萬億。盡管這兩年來有數百家新公司上市，但以萬億計算的財富灰飛煙滅，許多人虧損。

　　連續數年下跌的中國股市反映的不僅僅是上市公司的基本面，還有一個基本信息：股票與市場資金之間的供求關系發生了逆轉，過往稀缺的股票現在已經過剩了，而資金面則偏緊。滑稽的是，繼續惡化股市供求關系的新股往往能獲得遠高于同類老公司的估值，這又會進一步吸引新公司源源不斷地擠破頭要上市，現在還有七八百家公司在排隊等候�；�形的股市，亟待新的制度變革。

　　土地是潛在的一大塊財富，不過，由于種種原因，中國實行的是新增土地的賣方由政府壟斷，然后采取拍賣的方式轉讓的制度。這樣，政府成為土地的受益人，而農民并不能充分享受這塊巨大的財富。

　　回頭來看，盡管實行市場經濟已經很長時間了，可是，跟財富直接相關的幾個市場，無論是樓市、股市、土地還是存款利率，都直接地深受政府影響。由于市場的流向會極大地影響財富的流向，這導致中國的財富增長充滿了風險和偶然性。在2012年，這幾個市場看起來都波瀾不驚，不過，如果未來條件一旦變化，炒茶葉、炒蒜之類的風波可能還會發生。

　　據官員透露，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已經基本成型。目前正在做進一步的修改和溝通。方案可能在今年全國兩會前出臺。

　　居民收入VS政府財政收入

　　在2012年，財政收入占GDP之比還在加速提升。

　　財富是凝固下來的收入，收入則是財富的最終源頭。我們通常所說的“收入”包括工資，也包括投資收益，還包括從政府那獲得的福利和補貼，此外，還有遺產、贈與等內容。在中國，收入的核心是前兩項。

　　跟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人的收入存在幾個問題：第一，收入在GDP中占比過低，而且近年來呈加速下滑的趨勢；第二，稅收在GDP中占比畸高，而且近年來呈現加速上升的趨勢，這大大地擠占了老百姓收入增加的空間；第三，收入差別過大。

　　根據現在所能查到的統計年鑒最新數據，以2010年為例，當年的GDP約40萬億，全體中國人的總收入大約為16.7萬億(城鎮居民總收入為12.7萬億，農村居民總收入4萬億)，這個數字與GDP之比僅為42%弱(而在美國，2008年的數字顯示，收入與GDP之比為56%)。當然，總收入與GDP之比與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有關(主要是在國際分工中，中國的勞動力承擔附加值相對較低的勞動，所以勞動力相對便宜，而美國的勞動力要貴很多)。不過，美國的企業總利潤與GDP之比與中國大致相當，均為接近40%。相比之下，明顯是政府財政收入擠占了收入的空間。

　　沿用這年的數據，中國人每創造100元財富，老百姓大約能獲得42元，投資人大約能獲得近38元，政府則獲得20元。要說明的是，老百姓獲得的這42元中絕大多數是現金收入(農村地區有一定的實物收入)，政府的財政收入則全部是現金，而投資人的收入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存貨、舊設備折舊以及新設備。

　　在2012年，財政收入占GDP之比還在加速提升。根據已經公布的前三季度的數據，全國絕大多數省的財政收入的增速明顯高過同期GDP的增速，有的地方甚至超過GDP增速的兩倍還多。2012年11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增長21.9%，明顯高過GDP的增速。政府的收入與老百姓的收入之間有此消彼長的關系，如果不做調整，未來，財政收入將會加速擠占老百姓收入的空間。

　　在收入問題上，中國還存在著差距過大的問題，而且，這種差距還在不斷地擴大中。1985年，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之比為1.8(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到了2010年，這個數字被改寫為3.2。

　　據官員透露，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已經基本成型。目前正在做進一步的修改和溝通。方案可能在今年全國兩會前出臺。

　　此外，中國的收入差距問題不僅僅是城鄉差別。經濟學家們用基尼系數來描述收入差別，這個系數用收入分布的實際曲線與完全平均分布的曲線做比較，最小為零，最大為1，該系數越大，表明人們收入的差別越大。通常認為，如果這個比值超過0.4就過大了，全球的平均水平為0.44。中國呢？根據西南財經大學最近發布的一個調查，高達0.61(依據的是2010年的數據)。當然，由于中國是個大國，區域的差別巨大。比如，在中西部5000元的月薪就可能過得不錯了，在一線城市，這可能還僅僅剛過溫飽線。在這種情況下，全國性的基尼系數通常會高一些，不過收入差距蘊含的風險還是值得引起注意。

　　提升未來收入的著力點

　　如果把城鎮化作為中國未來的發展突破口，作為提升中國人收入的著力點，那么，這種城鎮化一定不是處處冒煙的工業化，而是以高度發達的服務業為特點。

　　上文提到，中國城鄉收入之比高達3.2，這并不是因為農村人更懶或更笨。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揭示了，城市是較農村更為有效的經濟組織形式。斯密的簡單推理如下：分工是勞動效率提高的最主要原因；精細的分工要求合作者在地理位置上有一定的接近性，并且有方便、便宜的運輸；人口一定的密集度是分工的前提。他舉例說，在一個偏遠的鄉村里，就不大會有專門造鐵釘的工人。

　　另外，相比工業，農業天然地不利于分工，因為農民在工作時，必須在耕地里走來走去，這會影響效率。另外，農業工作的內容會因農作物生長的變化而變化。比如，種地可能是在春天，秋天則是收割的季節，如果有人專門種地，有人專門收割，那么他們分別有一段時間無事可做。

　　按照斯密的理論，要讓農村人收入高，就得把大量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中來，這就是城市化。

　　中國過去三十年的高成長，其實就是一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人們從效率提升難度大、提供就業機會不充分的農業，轉移到更容易提高效率的工業上來，全球化又為中國提供了比較充沛的機會，這使得中國的經濟連續高速成長。不光是中國，我們的近鄰日本、韓國，還有寶島臺灣，都經歷了大致相當的工業化、城市化過程。

　　據官員透露，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已經基本成型。目前正在做進一步的修改和溝通。方案可能在今年全國兩會前出臺。

　　不過，由于中國的體量過大，總人口超過主要工業化國家之和，如果中國全面工業化，提升效率，將釋放出驚人的產能。問題是，整個世界是否能提供與之相應的市場？浙江諸暨的一個小鎮大唐鎮，專門生產襪子，每年的產量一百多億雙，夠全世界人均三雙。

　　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單純的工業化其實已經遇到了瓶頸。而且，它會帶來國際貿易的不平衡，從長期來看，這是不可持續的。另外，單純的加工和制造總是處于產業鏈的低端，附加值少，伴隨著低收入。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就需要突破和提升。

　　如果把城鎮化作為中國未來的發展突破口，作為提升中國人收入的著力點，那么，這種城鎮化一定不是處處冒煙的工業化，而是以高度發達的服務業為特點，這種服務業附加值高、視內需為第一市場、分工精細、提供就業崗位多。

　　這樣的城鎮化才能為人們提供高收入工作和豐富的就業機會。反過來，高收入又會產生強大的消費能力，消費又會促進就業。于是經濟步入正循環之中。而且，在城鎮里生活，人們更便于享受到現代服務，生活的質量也得以提升。

　　而中國的城鎮化還面臨著諸多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大部分都跟政府有比較直接的關系。包括住房、道路、戶籍、社保、醫療、教育等，而且為服務業發放牌照往往比為工廠發牌照要更為嚴格。

　　由此可見，不管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中國人的收入問題，在相當的程度上，牽系于政府。

　　所謂“改革紅利”，對中國來說，主要就是用先進的經濟組織形式、資源配置模式，提升中國的經濟效率。未來，中國還能享受多少“改革紅利”，中國人的收入水平還有多大的提升空間，老百姓的財富是否能不斷增加，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在這里：政府推進改革的成敗。(編輯 謝振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