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釋放改革信號，吹響未來一年經濟改革號角

　　12月16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閉幕。

　　作為執政黨領導經濟工作的重要方式，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成為第二年宏觀經濟政策最權威風向標。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主要從宏觀方面制定經濟發展規劃，部署來年經濟工作。在來年的全國“兩會”上，由政府按照中央的定調和部署制定具體實施舉措。

　　這些更具體的議題包括，如何引導民間投資？如何調整產業結構？又如何推進城鎮化？還有老生常談的如何擴大內需。

　　作為本次換屆之后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主持的首次重要經濟決策會議，本次會議更罕見的提出要求，制定具體改革時間表和路線圖。

　　外界評論認為，會議釋放強烈經濟改革信號、中國將開啟改革新周期。

　　在此充滿想象力的背景之下，上述經濟議題令人期待——玻璃門是否能徹底打破？產業結構調整是否真實推進？城鎮化新的突破口在哪里？擴大內需議題之下，收入分配改革能否突破既得利益之阻力？

　　我們冀圖結合會議熱點，尋訪學界和業界，一一探尋未來的可能。

　　18年來，首次去“快”

　　此次會議，是18年經濟工作會議定調中首次去掉了“快”字。

　　“最顯著的變化是經濟增長目標‘持續健康’取代了‘平穩較快’”，12月18日，經濟學者牛梨向新京報記者總結他眼中本次會議的最大亮點。

　　牛梨的官方身份是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微博]也向記者表達了同樣的總結。

　　新京報記者統計顯示，從1994年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直到2011年，連續18年的會議，為來年經濟發展定調均包括一個“快”字。

　　其中，從1994年到2002年，連續9年的定調是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到2003年——上一個領導集體換屆之年——經濟定調變為“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其中，首次加入了“協調”一詞。

　　2004年，變為“平穩較快”。

　　2005年，變為“又快又好”。

　　2006年到2008年，連續三年定調是“又好又快”。

　　而從2009年到2011年，連續三年定調回到2004年的表述——“平穩較快”。

　　本次會議提出明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是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牛梨分析認為，縱觀定調變化，顯示中央雖然對經濟目標的定調在“好”與“快”之間有徘徊，但“快”字一直保持不變。此次會議，是18年經濟工作會議定調中首次去掉了“快”字。

　　“這是一個顯著的信息”，在牛梨看來，中國經濟經過持續30年的高速增長，人口結構、要素稟賦均發生了巨大變化，生態環境承載能力日益嚴峻，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經濟增速從高速進入中速成為客觀規律。

　　“追求‘沒有水分的增長’提法是個不錯的進步”，作為復旦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韋森說他一貫對國家經濟政策保持警醒和批評態度，不過，12月18日，他對新京報記者表達了肯定意見。

　　“新一屆領導集體此時為經濟去‘快’，體現了他們對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認同和尊重”，牛梨說。

　　作為中央黨校經濟學教授，周天勇認為，提法的轉變意味著今后中國經濟將更加注重增長質量和效益。

　　改革信號釋放何來？

　　“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動下一步改革”等提法，“都是過去少見的提法。”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央召開的此次會議也是全球媒體關注焦點。

　　《華爾街日報》以“中國釋放強烈經濟改革信號”報道會議。新華社把這一解讀轉發國內。

　　周天勇也試圖在分析，本次會議提到的“改革”議題究竟是一個傳統少不了的提法，還是“真動作”的預示？

　　新京報記者統計顯示，18年來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均有要求“深化”或者“推進”改革的表述。

　　但其中也有變化，統計顯示，1994、1995、1999和2000年，關于改革的表述是要求“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

　　周天勇分析認為，相比過去經濟工作會議，“改革”議題在本次會議上得到明顯強化。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不動搖”，“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動下一步改革”等提法，讓周天勇記憶猶深，“都是過去少見的提法。是對過去一段時間關于改革雜音的明確回應”。

　　周天勇認為，過去一段時間，比如收入分配、資源稅、國企改革、財稅體制等重點領域改革推進比較緩慢。“原來重點改革領域有6個，后來遇到阻力，變成3個。最后做了1個。”

　　他認為，這是因為過去改革缺少總體規劃和配套，既得利益制衡，部門之間互相產生制約，沒有時間表，一些改革方案“束之高閣”。而類似“公車改革”，“十多年沒改進，越改越嚴重”。

　　在周天勇看來，本次會議對改革要求“頂層設計”、“明確提出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顯示領導層更加務實，對改革的態度更加堅決，要求更加緊迫。

　　牛梨認為，十八大之后這一個多月來，改革信號是一個不斷釋放的過程。

　　“從李克強副總理在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提出‘改革是最大的紅利’，到習近平作為總書記首次深圳考察，最高領導層已經在不斷釋放強烈改革信號”，牛梨說。

　　牛梨認為，本次會議對改革的一系列要求，必將在未來一年乃至更長時間推動諸多改革的落實。

　　而周天勇認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為年度性質的會議，此次對改革要求強烈，預示著明年一年內，“將會有一個綜合性的改革方案出來”。

　　廟堂與民間

　　此次會議，既要求“頂層設計”，又要求“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尊重實踐、尊重創造，堅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

　　“改革的最佳狀態，是上下互動”，周天勇說。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既要求“頂層設計”，又要求“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尊重實踐、尊重創造，堅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

　　周天勇表示，這意味著中央更加重視改革的上下結合，尊重基層民間經驗，更大范圍允許民間先行先試。

　　廣州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尹德慈表示，“黨的十八大把科學發展觀作為黨和國家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表明執政黨對經濟工作領導逐步成熟定型。”

　　在尹德慈看來，這種成熟還表現在此次會議語言的變化。過去，中央強調政府要厲行節約時，一貫的政策語言是“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這次說的是老百姓的大白話——“把錢花在刀刃上”。

　　“這就是身體力行踐行‘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執政新理念。”尹德慈說。

　　微博上，關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信息達309萬條。

　　事實上，上述精神從十八大會議之后既已得到表達。而民間一月來亦作積極回應。

　　此次會議，會期壓縮為兩天，“鮮花沒了、發言實了、簡報短了”獲得公眾好評。

　　相對于普通民眾的關注點，知識群體一個月來的著眼點更為專業，更具建設性。

　　12月15日至12月17日，在三亞舉辦的財經國際論壇上，同期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亦被關注。

　　經濟學家吳敬璉把深化改革的著眼點放在防范特殊既得利益群體阻撓改革。

　　在十八大結束一周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即以民間身份召開了一次研討會，研討“未來十年的中國”。

　　新京報記者受邀參加此次會議。北大國發院邀請了林毅夫，余永定，張宇燕，蔡昉等國內頂尖的經濟學者，還有李強，汪暉，許紀霖等政治和人文學者參會。16人在朗潤園“致福軒”——當年的清代軍機處會議廳，閉門討論了10個小時。

　　組織者，新任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表示，“當前是個承上啟下的節點。希望組織經濟、政治和法學領域的學者，對中國的改革之路做一個總結和展望。”并將把研討會的內容整理成文字資料，“上達高層。”

　　珍視倒逼力量

　　會議強調，“要充分利用國際金融危機形成的倒逼機制。”一些專家也認為，倒逼機制將給中國新的發展動力。

　　在北大國發院教授盧鋒看來，改革的“上下互動”還有一種“倒逼”形式。

　　事實上，“倒逼”亦被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直面。

　　本次會議部署明年經濟工作任務時強調，“要充分利用國際金融危機形成的倒逼機制，把化解產能過剩矛盾作為工作重點。”

　　經濟學家王小廣認為，倒逼機制將迫使中國從結構調整方面形成新的發展動力。

　　在11月21日的北大研討會上，北大國發院副院長盧鋒也對“倒逼”抱以希望，“中國的改革將發生于矛盾的倒逼。哪件事不是逼出來的？”

　　盧鋒認為，政府維穩成本的加大、腐敗問題、國民收入分配差距、高房價、國企改革、經濟增速減緩……等等，都會成為倒逼改革的力量。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也在一個月來的數個場合呼吁改革，要求珍視倒逼的力量。

　　“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已經發生，最簡單的體現是政府感嘆隊伍不好帶，老百姓不好管了……這就是逼迫中國進行變化的真正動力。”11月29日，孫立平在財經雜志年會上的發言引發全場掌聲。

　　“因為倒逼力量，過去十年里呼聲很高、爭議很大的問題，甚至包括一些曾經屬于禁區的問題，未來十年都會有改革的機會。”盧鋒說。

　　□新京報首席記者 楊萬國 記者 張泉薇 北京報道

（原標題：經濟改革總動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