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進行時
中央要求提出改革路線圖和時間表
“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中提到的這句話引發了社會普遍關注。此外,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沒有如外界預期公布明年GDP增長目標,而是更多強調經濟增長“質量與效益”。這與過去三年宏觀調控首要任務的“穩增長”有所不同。這一重大改變也反映出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經濟發展思路的很大的一個改變。對此,我們今天采訪到了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他認為,今后中國在發展策略上恐怕要和“快”、“大”這樣的字眼說再見了,取而代之的將是對效益和效率的強調與追求。
上個月召開的十八大就強調要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這次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更加明確闡述了“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要義和內涵,就是尊重經濟規律、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稱,像快、大這種詞(未來)可能會出的比較少了,很明顯的我們過去多年一直在做偏穩較快,這個詞沒出現,取而代之效益、然后質量、壓水分,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改變,這個改變就表明我們確實是至少從指導思想上,從那種這個粗放的、快速的那種模式上,轉變到比較穩定的,然后比較講究他內涵的,這樣一個發展的路徑上來。
李揚認為,所謂“無水分增長”,首先要在擴大內需上下功夫。而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也是在效率上做文章。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稱,它是有效率的城鎮化。過去從來沒提過,從來沒提過說有效率,還是把效率提到了這個第一位。說有質量的城鎮化,就是要擺脫那種運動式的搞經濟工作的這種舊的這么一個模式。
外媒多角度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召開,也讓境外媒體第一次有機會了解中國新的經濟發展思路,因此,今年的會議受到的關注特別多,西方有媒體甚至用“全球最重要經濟會議”形容本次會議。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指出,在會議結束時發表的聲明中,中國政府誓言繼續堅持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此類政策已經實行兩年,其宗旨是遏制房價快速上漲。政府還將加快面向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建設,鼓勵加快面向數億農民的城鎮化進程。自今年早些時候出現價格回落和建筑活動減少之后,中國樓市似乎已在最近幾個月出現反彈。
華爾街日報的報道則說,北京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告說,城鎮化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農村轉移人口在城市工作獲得的收入遠比在家鄉多,可以有更多的錢用于消費。中國政府目前討論通過了一項土地改革方案。根據該方案,土地被地方政府征收用于房地產開發的農民將獲得更高的補償。這類補償將使農民更容易轉移到城市。
美聯社稱,中國當前需要徹底反思基于出口與投資的經濟增長模式,這種模式為中國帶來了30年的快速增長,但似乎已走到盡頭。
法新社評論認為,由于美國和歐洲這些大經濟體面臨困難,中國現在希望達到更加平衡的增長,需要利用本國消費者的潛力來實現。
北京大興:農民拆遷住上樓房 政府分紅人人有份
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抓實抓好,再一次明確了新型城鎮化這一發展方向。北京作為中國城鎮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數據顯示,北京的城鎮化比率已經達到了85%左右。那么北京的農民在身份轉變為市民的時候,他們的生活和就業發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變化呢。
李紹堂是北京市大興區黃村鎮的一位居民,一家三口居住在一套2009年建成的90多平米的兩居室里,這套房子不僅南北通透,而且配備了集中供暖,我們去的當天,盡管外面雨雪交加,但屋里卻是暖意融融。李紹堂告訴我們,除了這套他還有一套大小差不多的房子,都是宅基地拆遷時政府補償的。
北京大興區城鎮居民李紹堂稱,我分了兩套房子 一個80多 一個90多 然后20幾萬塊錢 裝修化了十萬 還剩下十幾萬
因為身體不好,李師傅的老伴沒有外出工作,女兒還在上學,家里只有李師傅一個人在物業公司工作,月收入2500元,但靠著另一套房子的租金和鎮上集體資產的分紅,他們一家三口的生活比起之前還是改善了很多。
北京大興區城鎮居民李紹堂稱,每年分紅4000元 我們三個人一共就是12000元。
李紹堂所在的天河眾興物業公司,是鎮政府為了解決失地農民就業而專門開辦的,目前已經安置了300多名像李紹堂這樣的回遷居民。
北京大興區城鎮居民李紹堂稱,最開始也覺得不喜歡 有些面子上的問題 但是逐漸就沒什么了 這份工作也不錯 收入不錯
除了在物業工作,周邊的超市、地鐵站和企業也有很多的就業機會。而且隨著近幾年黃村鎮城鎮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附近不僅蓋起了大型的商品房小區,就已就學等配套設施也已經非常成熟。
天河眾興物業管理公司項目經理段濤稱,要是上幼兒園 我們周圍很近就有大興第七幼兒園 還有小學 中學
附近都有 就醫的話大興去醫院 中醫院都不遠 很方便
城鎮化:農民進城不僅要進得來 還要住得下
城鎮化對于農民而言,除了要給他們一個市民的身份,還要能夠讓他們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樣的各種福利和待遇。這才是新興城鎮化的應有之意。
不過現實是,在很多大城市里,進城務工人員往往即使打拼了很多年,卻仍然被排斥在各種市民待遇之外,陷入了回不去農村、也融不進城市的尷尬之中。在上海,就有這么一位闖蕩了近10年的80后農民工,就正在為這樣一種尷尬而糾結。
28歲的胡敬忠從安徽老家到上海快10年了,大城市的生活已慢慢褪去了他身上的鄉土氣息,不過像其他從外地前來闖上海的打工者一樣,缺乏歸屬的漂泊感卻絲毫沒法改變。特別是成家以后,住房、看病和孩子上學的問題一直困擾著他。
安徽務工人員胡敬忠稱,(孩子)上學這個問題也是我最擔憂的,讀書這個問題,因為外地人
我們是外地人 對吧 在上海讀書有很多門檻 要想讀書的話也很困難
為了能賺更多的錢養家,通過老鄉介紹,幾年前胡敬忠到浙江的一家礦山找了份工作。由于做事認真賣力,很快就進入公司的管理層,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了很多。只是不得不與妻兒分居兩地,忙的時候一兩個月也難得見上一面。加上沒有固定繳納的社保,至今還不能在上海買房,只能跟父母一起租房子住。
聊天中胡敬忠告訴記者,當年一起從老家出來的同鄉,大多數都回去了,自己之所以還堅持留在上海,主要是希望用自己的雙手改變命運,真正享受到和上海當地人一樣的待遇,另外,也為自己的下一代爭取打下一個更好的基礎。
安徽務工人員胡敬忠稱, 我的這些朋友以前同學基本上現在都回去了
回到縣城里面做點小買賣 開個小店。我家里面70%的親戚都在上海 基本上都落戶上海了
我也想在這個地方 回去了也比較孤獨了 現在如果回到老家 肯定也不適應老家的環境
根據上海市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上海人口增量中,89.5%來自外省市流入,每5個上海常住人口中就有2個是來自外省市的。在外省市來滬人口中,20歲到34歲的青年人有422.03萬,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將在上海陸續成家立業、扎根上海,成為“新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