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Z4版

　　怎么增？會翻番嗎？實現難嗎？

　　中日收入倍增計劃“同”與“不同”

　　收入倍增全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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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黃艷麗

　　什么是小康？或許，每個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理解。“老有所養、病有所醫、住有所居、學有所教”？“有房、有車、有資產、無負債、無負擔、無壓力”？

　　十八大報告中，針對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首次提出“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無疑給了“小康”一個量化指標。居民收入倍增目標明確納入黨的報告在我國還是第一次，這一被稱為中國版的“收入倍增計劃”，近來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收入倍增的內涵是什么？是否去除了物價上漲因素？實現“十年翻一番”這一目標，有哪些高效路徑？又有哪些需要逾越的障礙和亟待突破的阻力？

　　針對上述問題，近日，本報記者采訪了國內多位相關領域的權威專家，通過他們不同角度的闡述，或許，展現在您面前的這幅收入倍增計劃藍圖會更加清晰。

　　到底怎么增？

　　解讀：是實際收入的倍增，而非名義收入的倍增

　　在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下，漲工資的曙光似乎已近在咫尺，大家的關注焦點更多地集中在收入漲幅能否跑贏物價漲幅。“10年前，我月收入不到2000元，當時花20萬元能在市區不錯的地段買套100平方米的房子，現在，我月收入近6000元，是10年前的3倍，但如果拿60萬元在同樣地段買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幾乎不太可能。”2002年大學畢業后，李淑在長春找了一份工作，目前已是單位中干，雖然收入已漲不止一倍，但她總感覺“錢不抗花。”

　　“如果再過10年，我月收入能達到1.2萬元，但物價什么的都在漲，到時1.2萬還買不了現在6000元就能買到的東西，那豈不是跟沒漲一樣嗎？”有這種擔憂的，并非李淑一人。

　　來自權威專家的解讀認為，此次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所提出的十年收入倍增計劃，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剔除物價上漲因素的“純倍增”。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東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昊說，該倍增目標是扣除價格因素的實際收入的倍增，而非名義收入的倍增。雖然無法判斷未來幾年的物價漲幅情況，也很難確定屆時的絕對數額，但它的實際購買力可以獲得保證。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勞動與社會保障系主任李長安同樣表示，倍增目標實際上是剔除物價上漲因素的“純倍增”，并非名義上的、實際卻被物價漲幅吞噬掉的倍增。

　　收入會翻番嗎？

　　解讀：別把收入倍增計劃和收入分配兩個問題混為一談

　　20歲的張逸軒，5年前初中畢業后在長春一家發廊做小工，經過培訓后在上海找了一份月入1500元的美發助理工作。但今年“十一”前，張逸軒回到河南老家，找了一份月入1000元的歌廳收銀員的工作。因為1500元在上海生活得太辛苦。對收入倍增計劃，張逸軒同樣抱有很大的好奇和疑惑。“總不會是下個文件，讓歌廳老板每年必須給我們漲多少工資吧？國家怎么幫助像我這樣的打工者實現收入倍增？”

　　“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不等于2020年每個人都能實現收入翻倍，在這個過程當中，勢必有人的收入增加要比一倍更多，有人可能達不到這個水平。”李長安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絕不是每個人的工資都會增加一倍。人均收入倍增也意味著總量增加，但具體到每個人能多分多少，怎樣分配更合理？更多的還是靠個人的爭取和努力，以及收入分配等制度體系的完善。

　　吳昊提醒，在考慮問題時，不應該把收入倍增計劃和收入分配兩個問題混為一談。“前者是經濟發展的目標，并非直接針對人民生活，雖然兩者關系密切，但又不完全等同。實現了收入倍增的整體目標，并不代表收入分配更合理。這里面可能會存在多增、少增的問題。

　　實現計劃難嗎？

　　解讀：僅從速度上來看，實現10年雙倍增并不難

　　中國現代化和政治發展研究領域專家、北京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王文章表示，我國現階段經濟增長主要是依賴投資和出口，消費則比較弱。目前出口面臨國際經濟不景氣的問題，投資拉動面臨著內需不足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國經濟向消費主導型方向發展，寄希望于消費主導就必須增加國民收入。這個歷史階段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正逢其時，有利于投資出口型的發展方式轉變為消費主導型的發展方式。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期還沒有結束，很多支持經濟增長的條件依然存在，僅從速度上來看，實現10年雙倍增并不難。”吳昊表示，要實現雙倍增的目標，在未來的8年中，GDP年均增速達到7.5%~7.8%就能實現；另外按照“72法則”，如果10年實現收入倍增，則平均每年收入的增長幅度約為7.2%。他認為，能保障預期目標實現的條件有很多，包括市場化改革提供了基礎，制度上的保障，工業化進程處于中期向后期邁進的過程當中，很多新興產業的崛起、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都為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動力和支持。

　　李長安表示，從過去的經驗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個10年中，都是提前實現了10年國民收入倍增。

　　不過，李長安同時強調，現在條件跟過去30年不一樣，面臨的困難也很多。包括宏觀經濟是否還會持續過去一樣的增速，居民收入分配怎樣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問題等。

　　日本“收入倍增”路徑圖

　　1957年 發端于美英兩國的經濟危機使日本出口雪上加霜，而國內消費又低迷，產品積壓嚴重，失業率劇增，勞資關系緊張。整個日本社會處于敏感期和不穩定狀態。

　　1960年 日本宣布啟動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并定下目標：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8%，人均國民年平均增長速度為6.9%。在日本制定的政策中，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是核心，為了鼓勵企業進行生產投資，制定專門的中小企業基本法，以減稅、加速折舊等確保企業更新設備的資金和資本自我積累。在減稅方面，收入倍增計劃開始后，在提高個人收入調節稅累計稅率的同時，為中低收入民眾以及中小企業減稅，規模高達1000億元，此外還積極培育和發展債券市場以擴大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

　　1967年 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實際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1968年 成為西方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2大經濟強國，該計劃被視為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

　　中日收入倍增計劃“同”與“不同”

　　相似之處

　　經濟背景相似

　　日本 1960年 人均GDP差不多是美國的17%

　　中國 2011年 人均GDP是美國的11%左右

　　政策出臺原因相似

　　和中國一樣，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不僅在于促進社會公平，同時肩負著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任

　　不同之處

　　第一 起步時間不同

　　日本在1960年開始實施促進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時，人口紅利尚未來臨(即此后的一段時間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口持續增長)

　　中國現在的人口紅利即將過去，有測算顯示2015年中國的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將會達到高峰，這意味著未來的勞動者身上的負擔將會越來越重，因為退休保障等負擔，其實很大部分也是要由勞動人口來負擔的

　　第二 面臨的國際環境不同

　　1960年開始進入了全球資本主義的一個快速發展的年代，當時的美國是自由貿易的倡導者，國際貨幣體系是固定匯率為特征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這是使得日本能夠充分利用國內外市場的需求，發展自己的工業

　　相反中國現在處于一個相對較差的國際經濟環境，全球經濟都面臨增長乏力的現象，貿易保護主義也在各國抬頭，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仍然較大，使得中國難以利用外需進一步帶動增長

　　第三 城鎮化水平不同

　　中國現有的城鎮化水平(51%)

　　還低于日本1960年65%的水平

　　綜合《21世紀經濟報道》、《中國證券報》等

　　■專家建言

　　咋實現收入倍增？

　　王文章：實現收入倍增 需要解決三方面問題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個龐大的經濟發展規劃，涉及整個經濟的轉型，政府職能的轉變，分配體系的完善等等，并不是簡單的一個口號或者指令性計劃。”王文章認為，實現收入倍增計劃，需要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一，倍增不能憑空而來，必須建立在物質的基礎上，也就是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增加國民收入；其二，解決貧富差距大的問題，包括人均、地區及行業三方面的差距，進行分配體制改革，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倍增；其三，是政府體制改革的問題。政府必須得改革，從一個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畢竟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財富的創造是要靠市場，政府的角色應該是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為市場服務，制定發展戰略，充分發揮市場資源配送的作用。

　　張曙光：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需要根本性制度改革

　　“就收入分配討論收入分配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要解決這一問題，恐怕需要根本性的制度改革。”著名經濟學家張曙光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當前收入差距過大和分配不公已相當嚴重，改革勢在必行。關鍵是從根本上解決壟斷部門的利益侵占或利益輸送和國有部門的行為約束，以及減少、規范灰色收入和整治官員尋租腐敗問題。張曙光認為，初次分配中要解決兩大問題，一個是企業收入增長較快，工資收入增長較慢的問題，一個是企業高管的收入與普通職工的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

　　李長安：實現由“國富”到“國民共富”的轉型

　　“中國收入分配體制的改革，僅僅是新一輪全面改革的‘引子’。”李長安認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具有全面性和誘發性，牽一發動全身。要盡快縮小日益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須進行一系列的體制性改革，從根源上消除導致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不合理因素，并努力創造一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新體制。更重要的是，要借助收入分配改革，推動全面的改革。李長安表示，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當中，政府、企業、和居民收入比重應該進一步理順。政府收入應該下降，讓利于民，居民收入比重應該上升，形成一個比較合理的國民收入結構；應該采取多方面措施，改革最大的關鍵就是控制政府部門的收入，提高居民的收入。政府在社會保障房、社會醫療、教育等民生問題上應更有作為。實現居民收入與經濟發展和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兩個同步”增長，實現由“國富”到“國民共富”的轉型。

　　易鵬：收入倍增要避免“被倍增”

　　國家發改委中國城市和小城鎮中心研究員、財經評論員易鵬認為，收入倍增目標的提出是正確而有價值的選項，可以為中國經濟尋找新的內需動力。但收入倍增要避免“被倍增”，而是部分群體的收入增速過快，從而拉高了平均增速，掩蓋了部分群體收入增長乏力甚至持平的局面。也就是必須考慮到收入倍增的結構優化問題。當前高收入階層獲取收入的資源和機會都比較多，其收入增長有非常大的保障，尤其在財產性收入占比越來越高的情況下。而低收入階層受制的要素較多，保持長時間收入增長的壓力較大。為此，如果只看總量很有可能出現收入倍增目標可以完成，但看結構可能貧富差距反而拉大。從維持社會穩定的角度來看，必須要大力培育中產階層，構筑橄欖型社會。那么必須立足于共同富裕，立足于縮小貧富差距。

　　■觀察

　　日本經驗可否“復制”？

　　通往美好未來的路有許多條，而學習他人曾經的成功經驗，無疑是一條高效的路，也能避免走一些彎路。從國際經驗看，日本也曾有類似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提出過。那么，日本經驗可否復制？

　　對此，王文章表示，從日本經驗來看，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比如，當時在推動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時，日本把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處理得比較好。政府只是扮演一個指導的角色，具體還是靠市場來實現。“政府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配套措施的跟進是我們值得借鑒的地方，不過，在面臨的具體問題上，肯定是有不同的，日本經驗不能完全拿來復制。比如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是，行政壟斷不受制約，造成國企高管收入過高，而且很多國企利潤沒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拿去投資擠占了民企的發展空間，反而帶來了社會效率的低下，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國企在倍增計劃中怎樣更多地發揮作用，把國企創造的巨大利潤作為倍增計劃的財源。”王文章表示。

　　也有一種評論認為，日本倍增計劃實現是因為搭了經濟騰飛的便車。對此，吳昊的觀點是，當年日本在實現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過程中，大規模進行技術引進和創新，積極參與國際分工，扶持國內大企業的發展，同時出臺一些扶持中小企業的政策，這些都是可取之處。

　　吳昊認為，我們可以從日本出現的一些問題當中吸取前車之鑒。比如，日本國民收入大增的同時，也帶來了環境破壞嚴重、房價上漲過快、兩極分化等一些負效應。結合十八大報告中對“生態文明建設”提出的要求，我們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方面是有大的方向的。不過，現在很多具體的制度、體制仍與建設生態文明不相符，比如GDP至上的地方政府官員考核模式等，這些都亟待解決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