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薇 于華杰

　　收入分配改革的阻力與路徑

　　《21世紀》：您如何解讀十八大報告提出的收入倍增目標與收入分配改革路徑？

　　李實：收入倍增目標和收入分配沒有直接的關系。收入增長關注平均收入的增長，而收入分配考慮的是在一定增長水平下，不同人群的收入增長快慢。如果每年增長速度保持在7%，到2020年全國人均收入翻一番應該沒有任何問題。然而，我們除了要關注收入增長，也要關注收入分配問題。中國現在收入差距過大，同時收入分配不公問題比較嚴重，我們希望在增長過程當中縮小收入差距，也就是說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應該有更快的增長。不然，如果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長快，而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長相對緩慢，即使收入翻番的目標實現了，也不是一個理想的狀態。

　　白重恩：十八大特別強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這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收入分配改革中許多問題與此相關。如果能實現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增加，不僅可以促進消費，也可以改善效率。我非常支持居民可支配收入列為重要的發展目標。

　　收入分配問題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微觀分配，即收入在居民之間的分配。這方面的問題是貧富差距過大。壟斷和權力尋租等問題不僅僅造成了收入的不公，拉大貧富差距，也會影響效率；其次，種種其它歷史原因造成的起點不同也會造成收入不均。

　　收入分配的另一個方面是宏觀分配，即收入分配格局，包括要素分配和收入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之間的分配。要素分配基本由市場決定，政策影響的空間不大。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在下降，這也主要是市場的結果。據我們的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三點：

　　最主要的是中國經濟結構從勞動者報酬占比較高的農業向占比較低的非農業轉型。隨著經濟發展，農業在經濟中所占的權重降低，勞動者報酬占比自然降低。這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我們不應干預。未來隨著服務業的發展，勞動者報酬占比又會上升，因為服務業中勞動者報酬占比高于制造業。

　　其次是國有企業的改革。總的來說，國有企業中的勞動者報酬占比要高于非國有企業，隨著國有企業在經濟中所占份額降低，勞動者報酬占比也會下降。然而，國企改革大大地提高了經濟效率，所以我們也不應干預。

　　第三是壟斷程度提高。壟斷企業中勞動者報酬占比較低，因為盡管壟斷企業中員工的收入相比非壟斷企業較高，但其利潤高得更多。如果壟斷勢力增加，勞動者報酬占比也會下降。這是我們應該去改變的。

　　以改革促進收入增長

　　《21世紀》：怎么在縮小收入差距的前提下實現收入倍增的目標呢？

　　李實：收入增長的方式主要取決于經濟的發展方式。收入增長可能是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增長，即“包容性增長”，這是我們所希望的增長模式。所以我們應該著重考慮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使得低收入人群和貧困人口能夠從增長當中分享更多的成果。

　　為此我們要在增長過程中不斷地改革，以改革促進增長，以增長帶動改革。勞動報酬的決定機制往往在初次分配，要解決初次分配的問題就需要解決包括要素市場扭曲的問題，這就需要通過改革建立一個有效、完善、競爭性的生產要素市場。

　　首先，勞動力市場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分割、歧視問題，特別是身份、戶籍歧視，消除這些分割和歧視是改革的主要內容。其次，資本市場也要進行相應的改革。資本市場實際上是一個不完全競爭的市場，一些大型金融企業壟斷金融資源，這會阻礙中小企業的發展。所以，怎么消除資本市場的壟斷及其他制度障礙也是很重要的問題。此外，應該建立產權更加清晰、有競爭性的土地交易市場，讓農民能夠從土地交易中真正獲益。最后，我們應該堅持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即經濟增長一定要能帶動就業，因為就業是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長的最基本保障。

　　白重恩：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一是要增加居民的資本收入，二是要在再分配中減輕居民的社保繳費負擔，三是要調整產業結構。

　　居民的資本收入是居民獲得的銀行利息、股票分紅等資本性收入。中國的存款利率比較低，中國的企業分紅比例相對其他國家也比較低，這兩者共同導致居民在資本收入中所占份額較少。據國際貨幣經濟組織研究，

　　中國上市公司平均分紅率約為18%，而其它50多個重要經濟體的上市公司分紅率約為27%。提高居民在資本收入中的占比有利于提高其可支配收入。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減輕居民的所得稅負擔來提高可支配收入，但我不傾向于此。因為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對于收入低于起征點的人群是無利的，減稅并不能帶來最優的分配效果。相比之下，減輕社保繳費負擔既能增加可支配收入，也能改善收入分配。社保繳費對居民來說負擔很重，拉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且它有一定累退性，會拉大收入差距。“五險”雖有部分是企業繳納，但實際上仍是員工承擔，“五險”繳費率大概是基本工資的40%，負擔相當高，而且這對低收入人群影響特別大。

　　此外，服務業的勞動者報酬占比較制造業高，所以服務業的發展會增加勞動者報酬占比，同時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新推行的“營改增”稅制改革應該會對服務業的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會增加居民收入占比。

　　突破阻力推進改革

　　《21世紀》：收入分配涉及各方利益，面臨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如何突破阻力？

　　李實：我們期待十八大以后新政府在這方面會更有作為。大家都意識到收入分配的根本問題可能是利益集團，如果不沖破利益集團的阻力，收入分配改革就很難推進。解決壟斷和利益集團的問題，最重要的是高層領導要有政治決心和長遠的發展理念。

　　要打破壟斷和利益集團的阻力，主要是通過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收入分配問題與體制問題密切聯系。如果我們的金融體制不改革，就很難破除大銀行壟斷局面；如果財政體制不改革，就難以保證更多的財政資源傾向于民生；很多利益集團都與權力有密切聯系，這就涉及到政治體制和人事制度等。所以，只有做出相應的改革，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白重恩：如何處理多方利益關系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個難點。存款利率市場化觸動了金融機構的利益，企業的分紅的使用方式也會涉及各方利益。很多企業的股東不僅是老百姓，還有其他企業或國資委。國企的分紅除了部分給了老百姓和其他企業，主要流到國資委，如果國資委又拿去投資，錢還是在企業部門內部循環，起不到增加居民收入的作用。如果用其來支持社保，對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有幫助，但這需要國資部門、社保部門、財政部門的協調，有一定難度，決策者要下很大決心才能做到。

　　存款利率市場化、提高分紅率、減少壟斷都會觸及各方利益，遇到各種各樣的阻力。如何突破阻力？我覺得首先大家要認識到這些問題對于收入分配及經濟效率的影響。如果大家能形成統一認識，改革推動起來就會相對容易。所以要加強全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此外還需要政治家下決心推進改革。

　　《21世紀》：除了以上提到的改革，收入分配改革還需要哪些方面的配合？

　　李實：收入分配改革是一個全局性的、系統的、復雜的工程，各種利益關系交織在一起，改革的難度很大。即使沒有利益集團阻礙，完成這樣一個工程需要考慮到方方面面的問題，非常復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做決策的時候，可能會更加謹慎、瞻前顧后，這完全是能夠理解的。

　　除了以上提到的方面，還有必要實行政府官員的收入和財產公布制度。雖然現在有申報制度，但往往流于形式，不能起到有效遏制腐敗和灰色收入的作用。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官員的財產和收入公布制度可能是一個非常有效的解決辦法。另外，需要完善稅收監管制度。現在個人所得稅很大程度上是工薪階層在交納，很多富人有各種逃稅漏稅的空間和機會，實際交稅很少。

　　白重恩：加大基礎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對農民工子弟的投入，使農民工子弟和農村的孩子能夠獲得更好的基礎教育，這對長期收入分配的改善以及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改善農民工子弟教育，要突破一些制度上的障礙，如異地高考。如果不開放異地高考，即便允許他們在城市接受基礎教育，他們最終還得回到原居住地參加高考，這就影響他們在城市里受教育的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