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微博]北京11月23日電(記者 劉茸)扎堆報考公務員的大學生，近來儼然已成為大眾輿論集中炮轟的對象。被寄以改良社會期待的“天之驕子”們，一畢業就直奔穩定生活和良好保障的“公務員”而去。最近的一項調查表明，不光學子們，就連高校老師，也在絞盡腦汁試圖謀取一官半職，以給自己越來越疲于奔命的職業上一份穩妥可靠的“保險”。

　　高校教師生存現狀：奔錢、奔官

　　北京工業大學、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聯合課題組近期開展的一項研究，走訪了上百名在京高校的負責人、教師并回收數千份問卷。在研究報告中，他們把高校教師的狀態描述為“三奔一荒”：奔錢、奔官、奔項目，荒學術。

　　“奔錢”已屬常見行為。不少教師既在外兼職又對外承擔課題；有的教師業余開公司，到電視臺配音，兼職當律師，拍攝影視劇，而各處講課則是最普遍也最常規的兼職方式。

　　“奔官”則是一個新動向。教師們向行政位置轉行，爭相擔任行政職務。報告描述說，因為行政部門掌握了學校的機會和資源，純從事教學的教授們缺乏影響力，對能否申請到資源缺乏確定性，一些教授爭當處長，甚至當科長。接受座談的教師們也紛紛表示，“當官有用，創新和教學好沒用”；“當教授又當處長，機會就多”；“當官在學術上有損失，但總比被別人支配要強”。

　　兼任行政職務和專業技術職務，原本是高校里的行政人員名利雙收的一種典型方式。研究稱，高校行政部門負責人常常擠占教師的職稱名額。一位受訪的老教授說，“我在學校兢兢業業干了20多年，成果按說不少，但是到現在沒有評上教授。新來的黨委書記沒有專業，沒有教過課，卻理所當然地變成了教授。”

　　報告認為，實際中看來，這一做法能幫助行政人員掌握雙份的好處，例如掌握校內科研經費，自己給自己設置和批準課題，自己給自己驗收成果。至于“小金庫”、經費分撥中的權錢交易等等，更是不一而足。

　　而當教師們也紛紛放下面子去爭做官，大學就繼“學術泡沫”之后膨脹出了新的“行政泡沫”。一些高校出現了教授去競聘處長甚至副處長的情況，教師中對此有“校長一走廊，處長一禮堂，科長一操場”的形容。

　　制度尋租泛濫使教師“眼紅”

　　從北京地區11所市屬高校、7所部屬院校回收的1647份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高等學校內行政人員的工資水平明顯高于教學人員。同樣具有教授職稱，擔任或兼任行政職務者2010年的年工資收入平均為13.6萬元，比不擔任行政職務者多2.4萬元。同樣具有副教授職稱，擔任或兼任行政職務者平均為10.1萬元，比不擔任行政職務者多2.5萬元。

　　而課題收入方面，擔任行政職務者的課題收入是不擔任者的2.2倍。這一收入隨職階提高也在不斷上行，兼任處級職務教師的年收入也接近兼任科級職務者的2倍。

　　但另一面，高校教師的收入卻略低于同級公務員水準。調查稱，2010年北京市正教授的收入處于2009年中央國家機關正廳局級和副廳局級之間，副教授的收入處于正處級和副處級之間但基本與副處級相同，講師的收入既低于正科級也低于副科級，助教的收入則明顯低于辦事員。

　　教師們耳聞目睹上述情形，自然不甘心放棄從行政職務中分一杯羹的機會。更何況，兼任行政職務后，工作量往往反而輕減。

　　報告中引述的某高校兩位女教師在座談中表示，自己從副教授轉為了學院的辦公室主任，原來當老師教機械制圖的時候，每次教學都必須布置大量的作業，每份作業千差萬別，每個錯誤之處都要標出。由于課多、班多、學生多，判作業每次都到深夜，不但疲憊不堪，還擔心出事故，不是睡不著覺就是做噩夢，夢見遲到了、出錯了。而到了行政崗位后，一下子松快許多。

　　仍舊為錢、官和項目奔忙的教師們，則不得不以學術質量為代價。教師們自己也承認，大家都不講學術了，“真是為國家的科研擔心”。報告中，一位“海歸”指出，回國后看到了不少學術造假，但卻是情非得已，“我回來后，一個月幾千塊錢根本就不夠，生活是非常艱難的。所以大家都要去搞項目，寫論文，不管真假，然后再評職稱。”他認為，是制度“逼著你造假”。

　　研究者：高校教師工資應與公務員掛鉤

　　該研究報告的作者之一、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張荊將“教師的工資與公務員工資系統掛鉤”作為解決上述問題的整體方案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他表示，這也是德國、法國、日本以及我國臺灣、香港等地通行的做法。

　　“國外高校分為國立、公立和私立三類，而我國絕大部分高校都是國立，還有少量民辦。國外的國立高校里，教師薪酬一般是以公務員工資為基準，再高10%左右。”張荊說，這是他們考察國外高校得到的結論。

　　他認為，國家理當全額負擔高校教師的薪酬。但在現行制度下，國家只負責正式教師的基本工資，收入結構中設計的績效工資必須依靠學校和教師去市場中賺取。而另一方面，教育作為民生之本和公共服務，其市場價格被國家嚴格控制。這意味著教師不能依賴學校，而要單打獨斗地去掙回自己的“市場價”，而這一切，都必須在滿足越來越繁重的學校考核指標之余，另辟時間空間完成。

　　不希望陷入上述苦力循環的教師，只能“奔官”。

　　“高校教師對于收入是否公平所持的重要標準是公務員。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桿秤。只要高校教師的收入低于公務員和其他主流群體，就會感到不平衡、不公平。”報告中寫道。“公立高校教師工資體系的改革方向應該是與政府機關公務員的工資體系掛鉤，通過科學測算、多方評估和民主參與程序，確定高校教師不同專業職稱等級與行政部門公務員不同職務等級之間的對應關系。”“同時，對兩者實行捆綁性調整，無論公務員還是高校教師，只要一方調整，另一方也同步同比例地調整。還要使不同院校相同職位的教師的收入基本相同。”

　　“還有另一條路，就是私立大學，完全放開。”張荊說，“走市場化經營的路子，提高學費，由董事會來管理學校，日本采取的就是這種做法。”但他顯然不大看好目前走這條路的可能性。

　　除了教師薪酬體系不公平，過度行政化、專業人士缺乏參與、權錢交易和學術腐敗、考核制度設計不科學等問題，彼此環環相扣，處于一個共同拖累高校學術質量和長期人才培養能力的因果鏈上。一位研究受訪者描述自己的生存狀態時說：“一天忙下來之后，你感覺不到自己有什么成就感；一年忙下來之后，覺得沒日沒夜，卻沒做成什么像模像樣的大事。你發現自己總在忙忙碌碌，卻說不出來在忙什么。”

　　研究者認為，此前“由行政部門發起、由行政部門設計、由行政部門執行”的高校改革，讓高等院校的行政化傾向有增無減，加劇了院校管理和教師工作的混亂。他們主張，應重新審視此前和正在進行的高等院校改革乃至事業單位改革的方向，切實遵循高校管理和高校教師積極性調動的基本規律，糾正愈演愈烈的過度行政化，并給予教師公平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