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首屆“陸家嘴論壇”在上海舉行，早在論壇開幕前的專題新聞發布會上，“陸家嘴”就表露了瞄準“達沃斯”的決心。

　　當時，上海市金融辦主任方星海在發布會上稱，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上海的主要落腳點，就在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基于這一原因，論壇定名“陸家嘴論壇”。以“陸家嘴”命名，也是希望陸家嘴能夠像因“達沃斯論壇”出名的瑞士小鎮達沃斯一樣，成為世界知名的金融地標。 “我們相信，通過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不斷推進，"陸家嘴"在全世界會越叫越響。 ”

　　四年過去了，陸家嘴論壇走到了第五屆，這些日子，我們可以看到，陸家嘴的金融樓宇一棟棟拔地而起，我們可以觸摸到，上海這座國際金融中心城市茁壯成長的脈搏，那么，陸家嘴論壇是否如初生伊始所期望得那樣離達沃斯更近了呢？我們試圖在時間和空間的探索中尋找答案世界性的品牌論壇是怎樣煉成的？

　　中國今后GDP增長可能放緩

　　葉甫根尼·加夫里連科夫 (俄羅斯最大私人投資銀行TroikaDialog首席經濟學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正在掙扎。這說的并不是激戰正酣的歐洲杯，而是陷入債務危機的歐洲。現在歐洲最大的問題是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并且沒法用過去的經驗去衡量這種不確定性到底有多大。歐洲要花很多步驟才能夠實現所謂的財政聯盟，或者說銀行聯盟。因為歐洲國家眾多，有不同的國家機構及憲法，讓各國協調起來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歐元區明年可能開始恢復增長。

　　經濟規模很大的時候，經濟增長放緩是很正常的。中國現在的GDP規模達到約8萬億美元，這么大規模的經濟體不可能一直保持8%的GDP增長，放緩是很自然的，中國以后的GDP增長可能會繼續放緩。

　　中國應建多個場外市場

　　吳國俊(上海交通大學(微博)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中國要建立多個區域性場外市場，而不是全國單一的場外市場，不應該讓一家機構壟斷所有的業務。市場之間互相競爭可以改善服務，降低成本，促進創新。場外市場建設，不應以便于管理來作為出發點，而是要便于投資者以及企業的發展、有利于市場的發展，以此為出發點。這是我作為學者對政府在制度設計上的建議。

　　我們為什么沒有“中國硅谷”？

　　黃明(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微博)教授、美國康奈爾大學金融學教授)：為什么美國國家產生了這么多的優秀的創新企業？除了它的創新文化，高效的水平之外，還有一點就是美國這個國家的金融體系和金融法治是世界上最棒的。金融支持創新，就是把“有錢沒有頭腦的人”和“有頭腦沒有錢”的人結合在一起，前提是有一套完善的法律規范，同時兼顧保護投資人和創業者的利益。否則兩者只能是互相欺騙和坑害。

　　中國金融支持創新企業存在三大障礙

　　魏高斯(美國硅谷銀行集團首席執行官)：首先，借貸基礎設施不合理，如抵押品設計往往針對國有企業和制造型企業。其次，銀行貸款管理偏向國有企業、房地產等行業，機制、法規并不有利于創新企業。最后，受限于管控，中國銀行業貸款利潤并不是非常豐厚，因此不愿意承擔創新企業帶來的風險。

　　中國浪費最多的是“胡思亂想的念頭”

　　汪韌(富瑞集團亞洲區總裁)：中國浪費最多的不是水、不是能源、不是電，而是人們胡思亂想的念頭。鼓勵胡思亂想，不僅要改革教育體制、破除傳統文化對創新的壓制，還要有金融的支持。一個“胡思亂想”的人與一個基金投資人，一場談話造就一個創業神化的故事，在美國華爾街并不少見。

　　金融架構應克服“克里芬難題”

　　金永華(KIM JongHwa)(韓國銀行副行長)：全球金融架構應該爭取克服所謂“克里芬難題”，也就是說儲備貨幣的流動性和信用性之間的矛盾。一個國際儲備貨幣國家，應該提供國際流動性，但是更大的流動性可能會導致赤字的累積，最終導致可信度這種信譽的喪失。

　　我們認為要通過對全球金融架構的管理，實現一種全球平衡，并且從這個角度考慮新興經濟體地位的提升。從這個角度來講，國際貨幣體系應該改變成為一種多儲備貨幣體系，當中可以包括新興國家貨幣。

　　釋放貨幣是發達經濟體不負責任

　　李揚(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一些國家為什么要搞主權財富基金？因為它們手頭掌握了大量外匯儲備。外匯儲備從何而來？那是發達經濟體不負責任的發展方式、不負責任的政策放出來的，這些貨幣危害了世界經濟的恢復。所以主權財富基金，實際上是那些不擁有主權貨幣發行權的國家一種自我保護措施和自我防范措施。

　　“42歲的達沃斯”

　　正處在人生最華彩的壯年階段

　　大家熟知的達沃斯論壇，即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Forum，WEF)年會，該年會因每年都在瑞士小鎮達沃斯召開而有了“達沃斯論壇”之稱。達沃斯論壇可謂當今世界最具知名度和影響力的論壇之一。

　　世界經濟論壇是一個非官方的國際組織，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其前身是現任論壇主席、日內瓦商學院教授克勞斯·施瓦布在1971年創建的“歐洲管理論壇”。 1987年，“歐洲管理論壇”更名為“世界經濟論壇”。至今，達沃斯論壇已舉辦了42屆，會議一般在每年的1月下旬舉行，會期約一周，每次會議會圍繞當年的主題進行200多場分論壇討論。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和變化，世界經濟論壇所探討的議題逐漸突破了純經濟范疇，許多雙邊和地區性問題以及世界上發生的重大政治、軍事、安全和社會事件等也成為論壇討論的內容。此外，世界經濟論壇每年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也被認為是最權威的國家競爭力排行榜。

　　如果用人的年齡來看達沃斯走過的這些歲月，“42歲的達沃斯”正處在人生最華彩的壯年階段。

　　在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喬依德看來，達沃斯論壇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功，原因很多，但有兩條是最重要的：第一，論壇啟動早，也是在很早就聚焦經濟全球化這一主題，該主題與一段時間以來的全球格局變化高度契合。第二，論壇的品牌經營得很好，在這方面，最具體體現是，除了瑞士本土的冬季達沃斯論壇外，世界經濟論壇還積極拓展全球市場，除了已在中國定期舉辦夏季達沃斯論壇外，今年5月30日至6月1日，世界經濟論壇東亞峰會又在泰國曼谷召開。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微博)則把達沃斯成功的原因歸結為四點。第一，瑞士是國際經濟舞臺上重要的經濟體，國際上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及其他組織，或在瑞士建立總部，或是設有機構，包括聯合國(微博)、國際清算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國際奧委會等，這使得達沃斯具有舉辦跨國性大型活動的先天優勢。第二，民間的性質決定了論壇不會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等干擾。第三，議題廣泛，眼界不僅僅局限在歐洲，局限在管理話題。比如，1988年，論壇引起全球關注是因為政治領導人在達沃斯論壇這個中立平臺解決了國家間的巨大分歧，希臘和土耳其當時處在戰爭邊緣，論壇將兩國首腦拉到了談判桌旁，“達沃斯宣言”的達成使雙方一觸即發的戰事懸崖勒馬。

　　“5歲的陸家嘴”

　　走過了初生的稚嫩，開始向世界展示才智與沖勁

　　2008年開始舉辦的陸家嘴論壇也有不為人知的“前身”，這就是在2006年舉辦的上海浦東陸家嘴金融文化周。上海國際金融學院院長陸紅軍全程參與了文化周策劃及籌備工作，至今仍對當時的活動如數家珍。他向記者介紹了文化周豐富多彩的7天活動。文化周由三大板塊、九個項目組成，包括開幕式、主題研討會、會標征集、金融讀書會、金融文化展、金融電影展、高爾夫聯誼賽、期貨投資論壇等。當時文化周的功能定位就是上海金融中心的標志性活動、常設性活動。

　　這些系列活動中引起最大反響的要數開幕式上發布的 《六個金融中心競爭力評估研究報告》，這是國內首次對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排序比較的研究探索。由陸紅軍主筆的該報告從金融規模、金融環境、金融聚集度、金融國際化、金融風險防御、金融創新、金融效率、金融人才、金融制度、金融科技等10個一級指標和56個基礎指標，全面考察了紐約、倫敦、香港、新加坡、東京、上海六大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的競爭力。

　　“六大城市競爭力排名的發布引起了國內外媒體的關注。 ”陸紅軍介紹說，雖然上海在六個城市中排名最后，但與前五大金融中心的差距在縮小，尤其在金融環境、金融效率和金融國際化方面，上海的成績有目共睹。 “2006年至今，上海在金融中心建設的道路上加速前行，在規模和硬實力方面有了很大提升，比如說資本市場的IPO總量已經在全球名列前茅。 ”

　　陸家嘴論壇見證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最快的這幾個“365天”，而從那些能直觀描述每一屆陸家嘴論壇舉辦情況的數字中，我們也能瞧見陸家嘴論壇的“長大”。

　　2008年，第一屆陸家嘴論壇以“世界格局中的中國金融”為主題，300多人出席。2009年，第二屆陸家嘴論壇以“全球化時代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為主題，有500多人參會，100多人發言，陸紅軍對從這屆開始引入的“浦江夜話”環節尤其贊賞，他認為，這將會議的時間和空間拉開了，論壇的形式更加活潑。 2010年，第三屆陸家嘴論壇以“危機之后的經濟結構調整與金融變革”為主題，與會人士擴容至800人，115人在論壇上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其中境外人士33位，境內人士82位。 2011年，第四屆陸家嘴論壇以“新時期的金融體系及其宏觀管理”為主題，800多人與會，演講嘉賓130多位，350多名境內外記者參與報道。人數增加的背后，對應的是陸家嘴論壇日益開放的心態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大踏步前進的身影。

　　今年，第五屆陸家嘴論壇召開，會議主題確定為“金融治理改革與實體經濟發展”，相比前四屆，本屆論壇的發言嘉賓創下歷屆之最，約有165位嘉賓確認發言。同時，報道本屆論壇的媒體人數也刷新了記錄，500多名境內外記者在會場上“圍追”800多位參會嘉賓。

　　同樣用人的年齡來看陸家嘴，可以說，5歲的陸家嘴正走過初生的稚嫩，開始向世界展示他的才智與沖勁。

　　“對表”達沃斯

　　陸家嘴論壇需要謀求“轉型”

　　在記者把“陸家嘴離達沃斯更近了嗎”這個問題拋給多位專家學者的時候，不少人都會強調，事實上，兩者一個民間一個官方的性質，決定了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具有可比性，但這并不妨礙我們追問陸家嘴論壇怎樣才能獲得達沃斯論壇那樣的國際影響力，因為，“對表”達沃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很多。

　　陸紅軍多次參與夏季達沃斯論壇，他在談到論壇吸引他的原因時說：首先，在論壇上可以聽到全球頂級思想家的聲音；其次，一些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參會及講演，能夠最直接地了解到這些國家首腦的思路；最后，論壇的形式有獨到之處，比如會議的每個區域都設置成類似社區的概念，再比如分論壇討論現場布置成咖啡館樣式的一個個小圓桌，“在輕松的氛圍中，與會者的參與感會特別強”。他還特別提到了一個“綠色辦會”的細節，會議上用的紙都是再生紙，鉛筆都是用廢報紙作為材料制成的。他說，“達沃斯在商業運作上的靈活性、在會議舉辦上的創意與特色都值得陸家嘴論壇取經”。

　　在辦會模式上，陸紅軍也認為，陸家嘴論壇可以借鑒達沃斯論壇，從“做會者”成為“做會者+走會者”，也就是說，適時將陸家嘴論壇“輸出”，有選擇地在國內外著名都市舉辦論壇活動，這樣的話，陸家嘴就將從一個地標變成真正的全球品牌。 “要在影響力方面再上臺階，陸家嘴論壇辦會模式必須順勢轉型，由"垂直結構"變成"網狀結構"。 ”陸紅軍指出，我們現在舉辦論壇多采用傳統的模式，主辦方、承辦方等層級之間往往是垂直關系或直線關系，而達沃斯論壇則是一個網狀組織，論壇核心組織在網的中央，論壇的觸角伸向各個方面。陸家嘴論壇要真正成為全球品牌，就需要這樣的網狀結構。

　　喬依德也認為陸家嘴論壇應該“走出去”，而且可以在以下兩個方面尋求突破：其一，議題設置更加開放；其二，建立常設機構，作為研究平臺。

　　毫無疑問，陸家嘴論壇的影響力一年比一年大，年輕的陸家嘴論壇處于發展上升期，也幸運地處于中國經濟在全球舞臺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上升期、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崛起的上升期。專家們對陸家嘴論壇的未來都充滿期待我們如果能夠用更加開放的姿態來辦會，持續改革，形成論壇文化，那么，陸家嘴論壇應該說具備成為下一個達沃斯論壇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