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西，現任北京師范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名譽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為國務院批準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和北京市優秀教師。    

　　　　曾任國務院研究室宏觀經濟研究司司長。兼任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第二屆學術委員會主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中國市場學會副會長，中國金融學會等20多個學會的常務理事和理事。8所大學兼職教授，5省5市經濟顧問。

　　　　李曉西為蘭州大學經濟系1977級(1981屆)畢業生。1981年至1984年就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經濟系碩士學位。1985年至1989年就讀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88年作為高級訪問學者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工作一年。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13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北京師范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李曉西發表了題為：“綠色經濟與深化體制改革”的主題演講。李曉西表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越來越受到資源、能源和生態環境三方面的約束，中國要發展綠色經濟已經沒有爭議，但是在落實的過程中還面臨許多現實因素，所以需要構建一個指數體系，對綠色經濟的發展給予一個評價，用評價的方法鼓勵地方發展綠色經濟。在這個體系的推動下，中國將用科學發展綠色新政代替之前的發展模式，從而實現體制改革的深化，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看待綠色經濟需要辯證眼光

　　李曉西從綠色經濟這一概念講起。他認為，綠色經濟來源于生態學，綠色經濟概念的成型是在上世紀的中后期。美國生態學家蕾切爾·卡遜在1960年寫《寂靜的春天》時就提到，人類濫用農藥化肥的結果是自然生態的破壞。1984年，美國成立了綠色委員會，1989年英國出版了《綠色經濟藍皮書》，主張經濟的發展一定要考慮社會環境的承載力，不能因盲目地追求經濟和生產的增長而造成資源枯竭。這種觀點現在已經成為聯合國(微博)的共識。

　　碳排放是綠色經濟中很重要的一環，但是針對全球變暖問題，社會上在普遍討論這個命題的真偽性，很多人認為，近幾年冬天很冷，說明全球在變冷。針對這個問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曾在報告中指出，人類在工業生產中排放的廢氣，尤其是碳排放造成溫度上升，這與自然天氣的冷暖變化是兩碼事，工業化生產排放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造成氣候變化是不爭的事實。

　　李曉西說到，中國在低碳經濟和綠色經濟這兩個概念上是有所區別的，官方認為低碳屬于技術層面，而綠色經濟則是經濟范疇。對于《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世界各國的共識是“共同而有區別的原則”。共同是任何國家對氣候的變化都有共同的責任，區別是國家發展程度不一樣，對碳排放的需求也就不同。發展中國家沒有實力像發達國家一樣發展低碳經濟，所以中國將低碳放在技術領域，這在國際交涉中是有好處的。

　　中國要發展綠色經濟已經是沒有爭議的了。李曉西認為，鄧小平提出來的“發展是硬道理”是對的，但是要受三方面的約束：資源、能源和生態環境。我國資源的數量約束和質量約束并存，能源短缺和能耗過高并存，生態環境惡化和治理污染困難并存，這三個并存對中國發展的壓力特別大。

　　首先，一部分資源總量不夠，比如石油、鐵、錳、鉛、鉀的后備儲量嚴重不足；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偏低，淡水人均資源只是世界人均的1/3；人均耕地占有量不到世界水平的40%；人均森林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5；人均礦產資源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58%。“可以說，中國不再是地大物博，而是地大物薄了。”

　　其次，中國的資源在地域間呈現出結構性不足。例如，中國北部的耕地占全國的42%，但是水資源占全國的比重很小；80%的礦產在西北部，75%的石油和煤炭在長江以北，但是工業卻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而且中國的資源利用效率不高，加劇了資源數量和質量的約束。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中國能源短缺的同時，能耗還很高。中國現在石油、天然氣這些重要能源，人均儲量分別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1%和4 .5%，煤也不過就是79%。石油很大程度上依賴進口，2009年每1升石油中有49.8%來自于進口，2011年達到51%。據國際能源機構的預測，2030年中國的石油進口依存度將達到74%。建國六十年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 D P )增長了10倍，但是能源、礦產資源消耗增長了40多倍，中國目前的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1%，產出只占世界的3%，單位產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 .3倍，是美國的8 .7倍，是日本的15倍。

　　再一個是生態環境和治理污染的困難。在過去的三十年里，中國每年環境污染帶來的經濟損失約占G D P的10%，荒漠化土地占國土面積的1/3，沙化的土地占1/5，每年因為土地沙化帶來的經濟損失達500多億元人民幣。全國約1/5的城市大氣污染很嚴重，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中國每年空氣污染和水污染給中國帶來的成本占G D P的8%至12%。

　　“十二五”規劃中指出，要樹立綠色低碳發展理念，節能減排，提倡生態文明，強調綠色發展六個支柱：一是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二是加強資源節約和管理，三是發展循環經濟，四是加大環保力量，五是促進生態保護和修復，六是加強水利和防災減災體系。“十二五”規劃還提到了很多減排指標，比如說環境資源指標，規劃中有8個，而且這些指標在“十二五”期間占的分量是40%以上，其中首次提出來2015年單位G D P二氧化碳排放減少17%的指標。

　　然而李曉西認為，“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提到一些約束性，實際實行起來很不容易。以水資源為例，居民用水涉及人權問題，不適合用價格來進行限制，必須強調把價格機制調節居民用水和商業用水區別開來。居民用水可以實行階梯價格，但是政府要補貼基本用水。所以說，資源的約束性在落實的過程中必須考慮許多現實因素。

　　“十二五”規劃中還要求把節能減排作為考核的目標，李曉西很是贊同。他說，推動綠色經濟對各地的發展會有很大幫助，新能源、清潔能源產業的發展對全社會經濟的發展會有好處。在綠色經濟的帶動下，符合新型城市化、新型工業化的低碳型企業會得到發展，也會刺激高新技術、綠色金融等領域的進步，實現突破綠色壁壘，參與國際競爭。

　　進一步講，看待綠色經濟需要辯證的眼光，需要更深層次地分析綠色經濟，需要與國情相結合。現在國內企業的發展形勢與以前不同，如果在前幾年提出發展綠色經濟的話，不利于保護國內弱勢產業和非優勢產業，而現在搞綠色經濟，則有利于突破出口的綠色壁壘，同時也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前不久召開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 ECD )2012聚焦中國會議上，專門講了對中國綠色經濟增長的建議。建議中指出，綠色增長可以對資源實現更好的管理，可以改善資源的利用，從而提高生產率，這需要相關政策的完善。中國目前在規劃能源方面的戰略，其中有一個戰略就是綠色戰略。綠色戰略包括對傳統能源的改造，同時也包括對新能源的開發。但是新能源的開發不能過度，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適當發展，中國在總體上占大比重的還是傳統能源，綠色戰略要以改造傳統能源為主。所以說這個問題也需要辯證地看待。

　　李曉西在總結發展綠色經濟的必要性時強調，為了子孫后代的生存，全社會必須達成共識，認真對待綠色經濟，這是擺在眼前的事情，城市過度發展、水資源污染等環境問題必須加以扼制。這就需要構建一個指數體系，對綠色經濟的發展給予一個評價，用評價的方法鼓勵地方發展綠色經濟。

　　中國需要自己的綠色發展指數

　　李曉西提出了綠色發展指數的概念。他介紹說，綠色發展指數的產生是為了評價綠色經濟的發展。中國綠色指數的制定要參照國情，不能照搬美國的來使用，美國的綠色指數有255個指標，主要是環境領域的，很多指標在中國用不了。因為在美國的指數中，很多都是涉及各州立法的，而中國各省并沒有立法權。所以中國的綠色指數必須要將綠色與發展相結合，純粹搞綠色而不顧及發展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各個地方政府也無法接受。

　　用于構建綠色發展指數的《中國綠色指數發展報告》得到了政府、統計學界、經濟學界、技術界的支持和關注。報告中的綠色發展指數采用的是三分法：一是在生產方面，參考各地區三大產業的綠化度；二是各地區的資源環境承載潛力；三是政府支撐的力度。報告制定了各種大的環保指標，李曉西認為這些指標的制定可以促進政府在環保方面多做事，還有助于在生產方面控制污染。

　　比如在城市指數的樣本方面，最初選用的是環保部重點監測的113個城市，最后選用了數據較全的80個城市。在人均G D P前十的城市里面，有6個已經在樣本中，但是珠海、蘇州、克拉瑪依和烏魯木齊還沒有進來，不過預計綠色經濟發展較好的珠海和蘇州不久后會加入。在城市排名中，深圳市連續兩年按城市排序列第一位。

　　令人注意的是，2012年報告中按照省區來排序，青海省排在第三位，但是按照城市來排序，西寧市排在倒數第一。青海省的人口有55%都集中在西寧市，而很多指標在省際排序時沒有而在市際排序時存在，這是導致青海省和西寧市出現背離局面的直接原因。這也能反映出整體和局部的關系，整體排在前面的，局部的則不一定，這里面城市政府的作用很大。

　　談到城市綠色指數就不得不提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城市可持續發展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城市生活要承受各種負擔，也要適應各種變化，同時城市的工業化也在沖擊農村的綠色。所以說，要解決城市問題就必須統籌城市和農村。以北京市為例，有了2010年暴雨災情的教訓之后，北京市將水利局改制為水務局，將發展農村水利向統籌城市水務轉變，由工程水利向資源水務轉變，轉變防洪思想，變防汛為迎汛。

　　城市發展過程中有很多關系要處理好，比如發展與民生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國際關系、先富與后富的關系、產業之間的關系等。世界上其他城市推行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經驗可以借鑒，比如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的市民在政府鼓勵下40%的人出行騎自行車，1991年前生產的汽車現在不允許進入市中心。再比如美國的芝加哥，大規模推行屋頂綠化，英國、日本也在實施城市房屋綠化。

　　李曉西還介紹說，《中國綠色指數發展報告》在出臺過程中曾面臨很多技術難題。首先，綠色發展指數的第二塊環境資源承載潛力，最早命名為資源環境承載力，后來考慮到承載力是非常需要定量分析的概念，不容易計算，所以才改為在計算上相對模糊的承載潛力。其次，很多單項指標難以界定，以人均水資源為例，在這一項上青海省排名很高，因為三江源在青海，長江、黃河的水量都計算在青海的水資源里面。實際情況是，青海的水資源并不是十分充足。但如果將長江、黃河的水量按區域往下分，則又十分困難。第三，很多重要指數的統計數據不完備，影響指數形成。以排污為例，在計算地均排污時應當除去西部地區省份的沙漠面積，但是各個省區沙漠面積缺乏官方數據，只能依靠個別專家專著里的測算，這樣一來在最終結果的精確性上就會大打折扣。在基本數據的來源上也存在著滯后性，例如，2011年的報告只能用2009年的統計數據，因為只有過了兩年，統計數據才會全。

　　所以綠色發展指數也是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李曉西舉例說，2012年報告中就又增加了體檢表一項，這是因為很多指數是通過簡單權重得來的，相對性很大，單看某一指數很難為地方綠色經濟“把脈”，體檢表公布的是原始數據，涉及各個方面，能更好地反映出某一地區的綠色發展現狀，有利于地方決策者對癥下藥。不過他同時強調，對體檢表的分析只是相當于病人體檢完后的結論，并不是醫生給的最終處方，各地方不能把它當做發展戰略來看待。

　　科學發展綠色新政有利于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

　　李曉西認為，中國經濟當前存在兩方面的壓力。一是改革開放后，中國保持幾十年的高速增長，當前中國經濟需要減速，資源、生態環境的承載力要求控制經濟增速；另一方面，中國又有數量很大的貧困人群，必須依靠經濟發展來解決貧困問題。所以中國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用綠色發展來促進改革，用有效益的發展方式促進改革。現在各省還在搞跨越式發展，這是不可取的，應該用科學發展綠色新政來取代。綠色發展指數的構建和完善將推動科學發展綠色新政。

　　根據李曉西的解釋，所謂科學發展綠色新政，在概念上繼承了科學發展的理念，科學發展與綠色發展是相輔相成的。科學發展綠色新政從戰略上來講很有必要性，它符合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是統籌城鄉發展、統籌人與自然關系的有力措施，新一輪的全球競爭、“十二五”規劃都需要科學發展綠色新政。

　　李曉西從策略的角度出發進一步解釋說，中國許多的口號不容易被世界接受，比如說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外國很容易誤認為這個口號與壟斷相聯系。而科學發展和綠色發展是全世界的共識，綠色發展是2008年聯合國提出的口號，當時是為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當今，美國、英國等幾十個國家都在搞綠色新政，奧巴馬政府更是拿出六千億美元來推動綠色新政，所以中國提出發展綠色新政，很容易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

　　科學發展綠色新政的提法對于中國理順政府和市場關系非常重要。中國的壟斷性國有企業得到的資源太多，分配到的物質財富過多，它們需要通過綠色發展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比如石油產業，石油企業通過油價上漲得到了更多的利潤，就應當拿出更多的錢來補貼環境破壞帶來的損失。在具體數額上要形成固定機制，不能僅僅依靠企業的利潤來規定拿出多少錢。

　　李曉西認為，打破壟斷并不是要籠統地反對一切壟斷，要反對的是行政力量、權貴力量的壟斷，而不是自然壟斷。資源領域的壟斷是不應該反對的，壟斷企業要脫胎換骨，而不是要粉身碎骨，如果中國將所謂的壟斷全部打破，那么國家就會傷筋動骨。還以石油企業為例，我們不反對民營企業進入石油產業，但是準入一定要有規則有門檻，人人都可以開采石油對行業來講并不是好事。石油產業的經營應當分層，在下游的零售階段可以加大競爭力度，中游的煉油階段可以適當引進競爭，上游的開采階段則應該保持高度壟斷，最上游的勘探階段壟斷程度更高。

　　他進一步介紹說，美國主流經濟學派之一芝加哥學派也認為，自然壟斷不能籠統地反對，自然壟斷是某一行業通過優勝劣汰的競爭法則最終形成的幾家獨大的局面。

　　說到自然壟斷，就不得不說銀行業，李曉西認為，中國要支持民營銀行的發展，同時也要支持四大國有銀行的發展。四大國有銀行之間可以競爭，之所以現在競爭不起來，并不是因為它們自身的原因，而是中國的利率是由央行制定的。中國工商銀行的資本量在全球排第一，這對中國來講是一件好事，所以不要輕易自毀長城。政府要做的，是去除四大國有銀行的行政性非競爭因素，鼓勵他們之間的競爭，同時鼓勵民營銀行發展。

　　科學發展綠色新政還可以改善地方與中央的分配關系。我國許多的資源大省由于自然的開采導致綠色指數偏低，自身的環境遭到了破壞，但是這些省份資源的開采對全國的發展貢獻極大。政府現在提倡的綠色財政，就是要用中央的錢去補貼這些資源開采地區，改善這些地區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再是單單限制當地的老百姓開采資源。

　　同樣的，科學發展綠色新政也可以改善城市與農村的關系。當前的社會過度重視城市而忽略了農村，而農村在“綠色”這方面比城市更具優勢。通過綠色新政，農村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提高，農村與城市的發展相協調，實現統籌發展。另外，綠色新政還有利于理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因為它強調綠色發展，這一代人要考慮下一代人，實現可持續發展。

　　李曉西認為，綠色新政的實施會對中國的制度性改造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目前的現狀是，發展決定著國民經濟的大格局，這從西部大開發就可以看出來，缺水的西北地區不斷地搞農業，水資源豐富的西南地區卻去搞工業，這種矛盾的存在，都是因為發展的壓力，是體制的問題。他認為，發展要從綠色發展入手，從阻力比較小、共識比較多的方面入手，這樣在觸及經濟改革的深層次問題時會相對容易。

　　在總結時，李曉西說到，綠色是生命的顏色，象征著希望，和諧與活力，保護綠色就是保護人類自己，追求綠色就是為了人類世代的幸福，符合天意民心，讓我們為通過綠色經濟向人民世代幸福的偉大目標而奮斗。

　　問與答

　　問：在綠色發展的概念里面，有沒有重點考慮資源消耗？

　　答：有。指標的選擇過程是一個很詳細的過程，最早是從1500個指標開始挑選的，它們來自政府的文獻、國際組織的文獻以及各種論文和書籍。經過若干次淘汰，最終選出省區的60個指標和市區的40多個指標。很多指標在選取的過程中沒有使用，是因為有些指標并不是每個省都有的，而有些指標不具備持續可得性。今年的指標增加了幾個，改變了人均排污和地均排污的比重。資源消耗的指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的數據無法得到，只好采用了問卷的形式，還有就是做重點調查，結合幾個方面來反映真實的情況。

　　問：綠色發展指數和生態文明指數的區別和聯系？

　　答：《中國綠色指數發展報告》是唯一的，生態指標只是綠色發展指數中的一部分，是在環境資源承載潛力這一部分，但是用的指標很少。這一部分指標的可得性差，因為現在做生態指數的是從生態專業出來的，他們有自己的系統，有許多內部沒有公開的數據庫。而《中國綠色指數發展報告》的數據全部是公開數據，相對有限。生態指數和綠色發展指數在理解上不太一樣，生態指數更注重環境，是生態學家的工作，而綠色發展指數是綠色和發展相結合，更多的是經濟學的范疇。生態文明指數以生態為主，而綠色發展指數以經濟為主，并且通過經濟延伸到深化體制改革的問題上來。

　　問：現在中國在推行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將很多產業從東部轉移到西部，西部地區如何解決經濟發展與生態破壞的矛盾？

　　答：東部地區在發展的時候不考慮綠色經濟是迫不得已的，而西部現在發展可以發揮后發優勢，借鑒東部地區的經驗，趨利避害。西部發展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為這樣的發展成本實在太高。首先，在引進外資方面，現在的東部地區在引進外資時，會拒絕污染企業的資金，西部現在雖然發展程度低、資金缺乏，但是也要對外資有選擇。其次，在工業化方面，西部地區不可能不發展工業，不發展工業強不起來，西部地區的工業可以走園區化發展的道路，將工業企業集中到工業園區內，工業園區內要有綠色標準。這種集中式的發展在做綠色經濟的時候成本會下降，包括水電運行的成本也會下降。第三，在發展綠色經濟的時候西部要加強國際合作。第四，西部地區要發揮自己曾經有過的綠色優勢，比如西南地區就有很好的綠色優勢。

　　問：問卷調查會不會在全國開展？

　　答：問卷調查在各個省和各個樣本市都有，每一個市都按照三級指標來進行。

　　問：有沒有冬季取暖用煤的指數？　　答：沒有，因為各地區的統計年鑒沒有這個指標。如果想要獲得這個數據，就必須靠實地調研，實地調研的難度太大。同時，南方省區與北方省區，產煤區與非產煤區很難進行橫向比較，這個問題很難做一般性回答。其實這個數據是很重要的數據，但是各省的統計年鑒中都沒有冬季取暖的污染量這一數據，沒有社會力量的合作很多東西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