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春節過后,不少地區“用工荒”的聲音再度出現,而且比往年似乎更為迫切。許多工廠都遭遇了“用工荒”,即使大漲工資海派紅包也難招滿人。不僅是“招工難”,農民工就業還出現了“短工化”的新現象。如何破解“招工難”與“短工化”同時存在的難題,這是擺在大家面前的巨大挑戰。
中廣網北京2月10日消息 綜合報道,今冬以來歐亞洲寒冬極端天氣持續,讓華南大部分地區氣溫驟降。幾乎與此同時,一股“招工寒流”正在各大人才市場蔓延。如往年一樣,今年許多工廠都遭遇了“用工荒”, 即使大漲工資、海派紅包也難招滿人。
多地面臨“用工荒” 招工難困擾勞務輸出地企業
節后華南地區再現“用工荒”
今年春節過后,華南地區“用工荒”的聲音再度出現,而且比前些年似乎更為迫切:今冬以來歐亞洲寒冬極端天氣持續,各種保暖用品訂單大幅攀升,眾企業都鉚足了勁兒開工,打算在新的一年大干一場。然而由于過節工人流失較多,如往年一樣,今年許多工廠都遭遇了“用工荒”, 即使大漲工資海派紅包也難招滿人。
在東莞虎門鎮口招聘一條街,招工的企業一字排開,拉開架勢,招兵買馬。一家為國內某知名品牌代工生產的服裝廠,號稱來者不拒。現場招工的企業有上百家之多,應聘者卻稀稀拉拉。
山東菏澤目前用工缺口達1500多人
山東省菏澤市是勞務輸出大市,然而招工難、用工荒依然困擾著當地企業。位于菏澤市牡丹工業園區的山東安泰時裝有限公司,常年招工卻常年缺工,目前用工缺口達1500多人。有活干、沒人干,致使該企業多條生產線停工。
“短工化”趨勢加劇 農民工回流加劇“用工荒”
農民工就業“短工化”趨勢加劇
清華大學和工眾網最新聯合發布了一份《農民工“短工化”就業趨勢研究報告》。報告顯示了一組數據:超過60%的農民工更換過工作,四分之一的人在近7個月內更換了工作。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續時間為2年。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張翼提到,農民工短工化的趨勢在春節前后變得相當劇烈,從事密集型產業勞動的農民工絕大多數簽訂合同的周期為1年。同時,我國的農民工供給數量也大幅度降低。
農民工回流加劇“用工荒”
今年用工方面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農民工回流,即不少外出打工人員春節回家鄉過年,發現隨著經濟發展,當地也有不少企業擴大用工需求。外出到沿海地區打工賺的錢雖然多一些,但是扣除在外地的生活成本后跟在當地企業打工相差無幾,且在當地工作可以照顧到家庭朋友,因此許多人選擇年后留在當地找工作,這也是許多地區出現“用工荒”的原因。
“用工荒”倒逼企業轉型 漲工資成普遍應對措施
企業上調基本工資
針對龍年春節后可能出現的“用工荒”,深圳市勞動保障部門早在去年12月30日就出臺措施,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從2012年2月1日起,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上調至每月1500元,為全國最高。
在深圳,很多用工單位為了吸引應聘者,普遍提高了基本工資,還增加了加班工資和福利補貼以及休假時間。
全面提高福利待遇
為了緩解招工難的矛盾,很多企業在年齡、性別、學歷、工作經驗等方面都放寬了用人條件,不僅如此,漲工資也是招工企業普遍的應對舉措。為了招工能夠開個好頭,配空調、提供夫妻房、發放生日禮品、定期辦體育比賽、設立員工醫療幫扶基金等各項措施都列在招聘廣告的顯要位置。
專家解讀“用工荒”與“短工化”
觀念代溝加劇用工荒
新生代農民工權利意識增強,企業主卻看不慣員工“不肯吃苦”觀念,“代溝”加劇用工荒。
“如今的年輕人確實和老一代不同了,怕吃苦、嫌掙錢少、沒長性兒。”在濟寧一家機械公司做人事工作的杜愛蓮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更渴望有更多自由生活。
“按老觀念要求年輕人不一定合理,處在事業初期的年輕人有新想法新訴求、流動性大,這也算正常。”山東財經大學(籌)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葛培波說,年輕人的訴求應得到理解和尊重,他們需要時間學習、生活,如果企業無法提供這種空間,他們會感到失望,甚至頻繁跳槽。【詳細】
改善就業待遇是關鍵
農民工為什么會出現“短工化”現象?在業內人士看來,最根本的原因是農民工生產體制的問題,低薪酬,缺乏生活保障,無發展空間,這個體制決定了農民工需要不斷的更換工作。
專家認為,短工化的趨勢已經逐漸從季節性的短工化向全年發展,只是季節性更加突出而已。而農民工在不斷跳槽中,社會應該給予他們在流動中的哪些幫助呢?對企業而言,提高工資、優化勞動環境已經成為必然。
正視務工人員的多元訴求
“用工荒”的出現,是區域經濟均衡發展,以及產業格局過于依賴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導致的用工需求過量增長的必然。同時,這也給了農民工以更多選擇的機會,區別于早期就業的賣方市場,就業單純滿足農民工收入需求的初級階段,對就業以解決生存和發展的期望值自然是水漲船高。
“短工化”是勞動力流動加劇的風向標,與“用工荒”現象互為因果、互為表里。與“用工荒”單純展現出來的經濟結構弊端不同,“短工化”背后的多元利益訴求,還直指社會結構的弊端。一方面企業利潤處于下降通道,員工的訴求處于上升通道,前者無法滿足后者;另一方面,作為城市常住人口的進城務工人員渴望獲得市民身份,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資源,而“半截子”城市化下的城市“新二元結構”,阻礙了這一訴求的實現。
|
|
|